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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雕板（版）印書之興盛
本帖被 完美 从 历代古钱 移动到本区(2023-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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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雕板（版）印書之興盛
讀到一篇記者訪問北京中國錢幣博物館前館長戴志強先生的文章 .
http://www.coin007.com/bbs/read.php?tid=54595
要熟悉歷史知識，了解錢幣產生的時代背景、歷史條件、當時的科學技術、人文思想，把錢幣融入社會之中，而不是孤立的東西；要掌握文獻資料，並要了解後人對這些資料的應用和認識情況；
唐宋雕板（版）印書之興盛
吾國書籍，代有進化。由竹木而帛楮，由傳寫而石刻，便民垂遠，其法夥矣。降及隋、唐，著作益富，捲軸益多，讀書者亦益眾，於是雕板印書之法，即萌芽於是時焉。
《中國雕板源流考》（孫毓修）：“《河汾燕聞錄》（陸深）：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日，敕廢像遺經悉令雕造。”“《敦煌石室書錄》：大隋《永陀羅尼本經》上面，左有施主李和順一行，右有王文沼雕板一行，宋太平興國五年翻雕隋本。”“柳玭《訓序》：中和三年，在蜀閱書肆所鬻書，率雕本。”“《國史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小學字書。”“《猗覺寮齋雜記》（朱昱）：唐末益州始有墨板。
然隋唐之時，雕板之法，僅屬萌芽，尚未大行。故唐人之書，率皆寫為捲軸，而印刷成冊者流傳甚希。雕板大興，蓋在五代，官書家刻，同時並作。
《舊五代史》：“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制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五代會要》（王溥）：“長興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敕令國子監集博士生徒，收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廣為鈔寫，仔細看讀。然後僱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刻印，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其年四月，敕差太子賓客馬縞、太常丞陳觀、太常博士段顒、路航、尚書屯田員外郎田敏，充詳勘官，兼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端楷寫出，旋付匠雕刻。每日五紙，與減一選。”“周廣順三年六月，尚書左丞兼制國子監事田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又《和凝傳》：凝長於短歌艷曲，尤好聲譽，有集百卷，自篆於板，模印數百冊，分惠於人焉。”《揮麈錄》（王明清）： “蜀相毋公，蒲津人。先為布衣，常從人借《文選》、《初學記》，多有難色。公歎曰：'恨餘貧不能力致，他日稍達，願刻板印之，庶及天下學者。'後公果貴顯於蜀，乃命工日夜雕板，印成二書，复雕《九經》諸史。西蜀文字，由此大興。
度其情勢，似以蜀中刻板為早。自唐季及五代，時時有雕板印書者，故毋昭裔必就蜀中刻之。而唐《周官》板所刻既多，費時亦巨，自長興至廣順，歷四朝七主二十四年乃成，可知創始之不易矣。
北宋之初，雕印書籍，先佛藏而後儒書。
《大藏經雕印考》（常磐大定）引南宋僧志盤《佛祖統記》曰：“宋太祖開寶四年，敕高品、張從信往益州雕《大藏經》板。至太宗太平興國六年，板成，進上，凡四百八十一函，五千四十八卷。
以其所刻藏經之數，與五代所刻儒書之數校之，則《九經》一百三十冊，歷二十四年始成；《佛藏》五千餘卷，僅十年而成，可以見雕印之法之進步矣。嗣是賡續刻書，經史注疏皆備。
《玉海》（王應麟）：“太宗端拱元年，敕司業孔維等校勘孔穎達《五經正義》，詔國子監鏤板行之。”“真宗景德二年，幸國子監，歷覽書庫，觀群書漆板，問祭酒邢昺曰：'板數幾何？'昺曰：'國初印板，止及四千，今至十萬，經史義疏悉備。'帝褒之。因益書庫十步，以廣所藏。
後世官書，多雕印於國子監，號稱監本，亦歷史上相沿之例也。
刻板之法既興，視抄寫為便矣。然猶必按書雕之，不能以簡馭繁也。於是又有活字排印之法。
《皇朝事實類苑》（江少虞）：“慶曆中，有布衣畢昇為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鐵板其上，以鬆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為一板，持就火場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用布字，此印者才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一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為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
慶曆當西曆紀元後1040餘年，距西洋人之發明，蓋先四百餘年。
《西洋通史》：“關於活板之發明，荷蘭人謂始於可斯特Coster，德人則謂始於葛登堡Gutenburg（1397~1468），其他異說尚多。要以可斯特發明刻板於1420年之說為近。葛登堡則由訪問可斯特之工場，見其木板，後於1438年，始改良而為木製活字。其後更與佛奧斯忒（Johan Fust）等共制金屬活字板，時在1452年。”
西人多稱其印刷術得自中國，殆即畢昇之法。惜昇之生平無可考耳。
古書多作捲軸，後始變為單葉。宋人之書，多作蝴蝶裝，即今西書式也。
《中國雕板源流考》引張萱《疑耀》曰：“秘閣中所藏宋板書，皆如今制鄉會進呈試錄，謂之蝴蝶裝。其糊經數百年不脫落。” “孫毓修曰：按清季發內閣藏書，宋本多作蝴蝶裝，直立架中如西書式，糊漿極堅牢。”
惟其書甚長大，不便翻閱。故宋時又別有巾箱本，以今日所傳宋本書考之，其小者板心高不過三寸許，寬二寸半，一頁刊三百二十四字，幾如今之石印縮本。而字畫清朗，不費目力，此可見宋時刻工之精矣。刻書多而書肆興，不第售官印之本，且自刻而自售焉，是為坊本。宋時書肆有名者，如：王氏梅溪精舍、魏氏仁寶書堂、秀岩書堂、瞿源蔡潛道宅墨堂、廣都裴宅、稚川世家傳授堂、建安劉日省三桂堂、建邑王氏世翰堂、建安王懋甫桂堂、建安鄭氏宗文堂、建寧王八郎書舖、建安慎獨齋及建安劉叔剛宅，皆有書傳於今，為研究宋板者所稱。而建安余氏自唐已設書肆，至宋益盛，有勤有堂、雙桂堂、三峰書舍、廣勤堂、萬卷堂、勤德書堂等名，蓋刻書、售書之世家也。建安書肆，皆聚於麻沙、崇化二坊，其板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惟校勘不精，故世稱書板之惡劣者曰麻沙板。
《天祿琳瑯書目續編》：“《儀禮圖》，是刊序後刻'余志安刊於勤有堂'。按宋板《列女傳》，載建安余氏靖安刻於勤有堂，乃南北朝余祖煥，始居閩中，號勤有居士。蓋建安自唐為書肆所萃，余氏世業之，仁仲最著，岳珂所稱建安余氏本也。”“孫毓修曰：按余氏勤有堂之外，別有雙桂堂、三峰書舍、廣勤堂、萬卷堂、勤德世堂等名。《平津館鑑藏記》、《千家集注分類杜工部集》及《分類李太白集》，皆有'建安勤有堂刊篆書'木記。”《福建省志?物產門》：“書籍出建陽麻沙、崇化二坊，麻沙書坊元季毀，今書籍之行四方者，皆崇化書坊所刻者也。”《老學庵筆記》（陸游）：“三舍法行時，有教官出《易》義題云：'乾為金，坤又為金，何也？'諸生乃懷監本《易》至簾前，……請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板，若監本，則坤為釜也。'”
印售之書既多，藏書者亦因之而多。考宋初崇文院著錄及宣和館閣《嘉定書目》，其數雖不迨隋、唐，
《文獻通考》（馬端臨）：“祖宗藏書之所，曰三館秘閣，在左昇龍門北，是為崇文院。自建隆至大中祥符，著錄總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卷。”“景祐三年，詔購求逸書，仿《開元四部錄》為《崇文總目》。慶曆初成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淳熙四年，秘書少監陳騤等言：中興館閣藏書，前後搜訪，部帙漸廣，乞仿《崇文總目》類次。五年，書目成，計見在書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較《崇文》所載，實多一萬三千八百一十七卷。後參三朝所志，多八千二百九十卷，兩朝所志，多三萬五千九百九十二卷。嘉定十三年，以四庫之外，書复充斥，詔秘書丞張攀等讀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而太常博士之藏，諸郡諸路刻板而未及獻者，不預焉。”《宋史?藝文志》：“徽宗時，更《崇文總目》之號為《秘書總目》，詔購求士民藏書，其有所秘未見之書、足備觀採者，乃命以官。且以三館書多逸遺，命建局以補全校正為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秘閣。自熙寧以來，搜訪補輯，至是為盛矣。嘗歷考之，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萬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兩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欽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萬六千二百八十九卷。最其當時之目為部六千七百有五，為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
而士大夫家以藏書名者，所在多有。其逾萬卷者，如榮王宗綽，《史略》（高似孫）稱濮安懿王之子榮王宗綽，聚書七萬卷。王欽臣，《宋史新編》（柯維騏）稱王洙，字原叔。泛覽傳記，無所不通。子欽臣，字仲至。性嗜古，藏書數万卷手自讎正。徐度《卻掃編》稱王仲至家書目四萬三千卷，而類書之卷冊浩博。如《太平廣記》之類，皆不在其間。宋敏求，《宋史新編》稱宋敏求，字次道，家藏書三萬卷，皆略誦習。李淑，《群齋讀書志》（晁公武）稱李淑撰《邯鄲圖書志》，載其家所藏圖書二萬三千一百八十六卷。田偉，《群齋讀書志》稱田偉居荊南，家藏書幾三萬卷。 《荊州府志》亦稱宋田偉，燕人。為江陵尉，因家焉。作博古堂，藏書三萬七千卷。蘇頌，《嘉定鎮江志》（羅憲）稱蘇丞相頌，家藏書萬卷。李常，《宋史?李常傳》稱李常，字公擇。少讀書廬山僧舍，留所鈔書七千卷，名曰李氏山房。 《齊東野語》（周密）稱李氏山房藏書之富二萬卷。晁公武，《直齋書錄解題》（陳振孫）稱《晁氏讀書志》二十卷，晁公武撰。 《群齋讀書志》稱吾家舊藏，除其重複，得二萬四千五百卷。蔡致君，《夷門蔡氏藏書目序》（蘇過）稱蔡致君喜收古今之書，手校而積藏之。凡五十年，今二萬卷矣。葉夢得，《揮塵錄》（王明清）稱葉少蘊平生好收書，逾十萬卷。鄭寅，《澹生堂藏書訓》（鬱承璞）稱莆田鄭子敬，藏書卷帙，不減李獻臣。陳振孫，《齊東野語》（周密）稱陳直齋藏舊書至五萬一千一百八十餘卷，且仿《讀書志》作《解題》極其精詳。周密，《杭州府志》：周密，字公謹。官義烏令，著有《齊東野語》。書中謂“吾家三世積累，凡有書四萬二千餘卷。皆以藏書為世所稱。其最富者，至逾十萬卷，蓋超過於宋之館閣矣。得書易，則讀書者不甚愛惜。其學力轉不逮印刷未興之先，宋人之文多有論之者。
《李氏山房藏書記》（蘇軾）：“餘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 《文獻通考》：“葉夢得曰：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人不多有，而藏書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難，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書》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
然宋時博聞強記之士甚多，皆由刻書藏書者之眾所致。未可以“束書不觀”及“誦讀滅裂”概全體之學者也。
（選自柳詒徵編著：《中國文化史》（下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版。）
戴會長的話一直謹記
要熟悉歷史知識，了解錢幣產生的時代背景、歷史條件、當時的科學技術、人文思想，把錢幣融入社會之中，而不是孤立的東西；要掌握文獻資料，並要了解後人對這些資料的應用和認識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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