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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女章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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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卖淫在实践中得到宽容，在现实中只是略加规范。妓女被称为“美丽的尤物”，风尘中的她们同样需要身份认同。现代管理之佩戴身份标识符号的办法，与中国古老的烟花业交集，持证上岗便应运而生。民国妓女佩戴的证章，一为全国性统一颁发的“桃花章”，二为地方实力派不与国民政府保持一致的，如驻扎赣南的粤军颁发的“乐章”。它们为铜铸，吊环式，都有“青天白日”徽。
把色钱交易与“执政党”捆绑在一起
桃花章六朵桃花环绕，有绿叶陪衬桃花方显魅力。如果说性工作者是桃花，服务对象嫖客当然是绿叶。仔细瞧瞧桃花章，中间单环内系篆体“妓”字单环外，绿叶组成了十二个三角形，正好与圆环合为“青天白日”徽。从艺术设计角度审视，桃花章设计精巧，有特色，桃花叶图案与党徽浑然一体，把色钱交易与“执政党”捆绑在一起，是政治还是经济，或者是“黑色幽默”的调侃，还是辛辣的讽刺？
“桃花章”自1928年秋起实施以来，强行推行遭到业圈的抵制。有的以为，交捐就交呗，还要戴桃花章，咱丢不起这个份了。官衙则说，你不戴，我怎区分公娼私娼呢。妓女妄图抵制“公权力”如螳臂当车，其结果肯定没有好果子吃。
官衙旗开得胜，登记、发章，波澜不惊，便把桃花章的佩戴群体逐步扩大。1934年，石瑛任南京市长时期，南京社会局令歌女登记，佩戴桃花章上岗。歌女自视清高，对证章的“党徽”找不到感觉，对“桃花”却很介意，认为是贬损之义，便群起反抗。“体制内”文人引证据典，说桃花实为褒义。是贬，是褒？双方各执一词，文人打笔墨官司，这点动静也只是口水仗，对官衙来说是茶杯里泛波浪而已。歌女明白无法与官衙抗衡，敌不过赳赳武夫的警员，为生存只有忍气吞声、委曲求全。歌女戴的桃花章中间是何字，笔者目前也还没有见到过实物，但见民国报人为歌女鸣不平的新闻史话。有位诗人喻“桃花章”为“芳标”，诗曰：“歌衫舞袖增繁华，示佩芳标拒拜嘉。屈指名花多似海，持躬愿比玉无暇。”桃花章在全国许多省份推行，作为“新生活运动”的一件大事来抓。据“福建‘新生活运动’十年（1934—1943）中公开禁止与提倡的主要事件”一表记载，1935年4月，福建规定妓女佩戴桃花章。
妓院纳捐称为“花捐”。花捐的“花”，乃桃花之“花”、花街柳巷之“花”也。桃花为何与妓女产生联系，我以为要在桃花的颜色上去寻找起因。
汉字文化博大精深，喻物寄情源远流长，对各种花卉的赞颂吟唱也各有寓意。牡丹花荣华富贵，有“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赞叹；莲花出于污泥而不染，亭亭玉立，有“翠盖佳人临水立，檀粉不匀香汗湿”的佳作；菊花令文人喜欢，有“寒花开已尽，菊蕊独盈枝”的名言；傲霜的梅花更是品德高尚的象征，“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诗句流传甚广。
大自然中的桃花，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亮色，添加了乐趣与诗情画意。历代文人墨客歌咏桃花，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诗经》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婚娶的对联，书写“鸾凤和鸣、宜尔室家”，真心的祝福用大红纸书写，绝不会是桃色纸。灼灼其华，桃花盛开，结下的果实多多，对于盼子孙繁衍的喻示自不待言，而且蟠桃为祝寿的佳品。
汉民族的文化传统避凶趋吉，重视颜色蕴含的文化信息。红色，在婚俗中象征着喜庆、热烈和欢快；白色，与红色意义正相反，象征着死亡、凶兆，办丧事要打白幡、子孙后代要穿白孝服。桃红非红非白，似红非红，给人们带来不佳的联想，演变为“带色”的文化记忆，成为暧昧的文化符号。
追根溯源，我以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开了一个坏头：“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唐代节度使崔护也真是，造访不遇，可以下次再来嘛，何必在墙上题写诗糟蹋桃红呢。佳丽桃色的面颊是气色好，也是遇异性羞答答的面色。诗人“笑春风”的形象佳句，遭遇明代冯梦龙这个讲故事的高手。他在《三言二拍》引用《题都城南庄》，把“相映红”和“桃花依旧笑春风”普及到千家万户，强化了桃红与两性暧昧的联系。从此后，桃花与桃色作为前缀组词，均与异性相关，如被异性钟爱的“桃花运”，与红颜薄命相同的“桃花薄命”，以及“桃色新闻”、“桃色事件”等词。美国影片The Apartment是个外遇的故事，幽默诙谐，获第33届奥斯卡金像奖，国人把它翻译为《桃色公寓》。
地下党支持艺人反抗戴桃花章的斗争
1946年5月，当局把桃花章还推广到上海的戏剧界。上海市警察局公布条例，推行全市“艺员登记”，艺员与妓女、歌女、舞女一样胸戴桃花章，引起全市艺员强烈反对。在地下党的支持下，上海的戏剧界同仁发起反抗斗争，最后取得胜利。
据“上海淮剧大事记”记载：“淮剧艺人与京剧、沪剧、越剧、淮扬戏、常锡文戏、评弹、滑稽、魔术、话剧等兄弟剧种在中共地下组织支持下，参加了上海市剧艺界拒绝艺员与妓女一起登记的斗争。”周信芳（1895-1975）是享誉全国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麟派”的创始人。2011年6月30日《文汇报》刊载了一篇纪念周信芳的文章，记载了周信芳当年勇敢地参加了这场反对戴桃花章的斗争。
李振球中将是一个“另类”
在远离京城和大都市上海的遥远山区县镇，也别以为风气保守，娼妓的“烟花业”也同样买卖一派兴隆，为地方官衙提供了滚滚花捐。这不，地方实力派不理睬“桃花章”，自搞一套，赣州市政委员会在赣县推行妓女登记，颁发“妓女外出证章”。
赣州镇归赣县管辖，章江与贡江在此合流，汇成滔滔赣江，江面码头樯帆片片，四方商贾云集，当年人口11.5万，是赣南的最大商埠，性工作者自然也不少。赣州有座城门曰“涌金门”，通过货物交流兴旺发达的情景，道出真金白银如江水一般滚滚涌进城门的实情。
1933年9月，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率余汉谋、香翰屏等部两个军几个师驻防赣南及粤赣边一带，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协同“东路军”、“北路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余汉谋部第一师师长李振球（1894-1956）中将，广东兴宁县新坡乡人，率部驻防赣县等地，几年后升任副军长、军长。他位高权重，却屈尊主持一个镇的市政，热心于市政建设，留下政声，是领兵“围剿”红军的G·M·D将领中的一个“另类”。
李振球率部驻防赣州，即兴致勃勃地制定《赣州市政计划概要》，确定建设项目。他对带兵与红军作战兴许提不起兴趣，而是热衷于赣州镇的市政建设。
赣州市政委员会不是一级政权，不属于省政府的行政序列，其权力却在赣县县政府之上。李振球有了“花捐”的财源，不仅没有据为己有、中饱私囊，粤军还以军费支持市政建设。我见到这样的史料，1933年，市政委员会全年收入银洋64,635元，其中军方拨付的金额占25.9%。市政委员会每月固定收入是，军队（赣州城防、第一军）拨给两千元，县禁烟局拨给500元。粤军第一军还给重点工程给予特别补助，如1933年9月第一次拨给建设赣州公园补助费五千元，李振球第一师拨给建设农贸市场的补助费为三千元。他主持下，派官兵和专业建设单位一道参加市政建设，拓修了20多条马路、兴建了六个农贸市场，改进了消防设施等，仅修建了赣州公园预算资金达13100元。李振球筑巢引凤，招商引资，一批广东商人到赣州办经济实体。
赣州乃是赣南重镇，千年古镇破天荒地要建公园，“造福一方”，余汉谋闻之大喜。余军长自掏腰包无偿捐赠薪俸，作为兴建公园南大门的资金。公园建成颇具规模，包括运动场、游戏场、图书馆、大礼堂、楼台亭榭、玉树琼花室等。赣州山川秀美，公园景致美不胜收，相传隋炀帝慕江南好风光下扬州赏琼花，李振球自信赣州公园可与扬州媲美，挥毫泼墨，题写公园门联：“扶起春风妙天下，携来明月问扬州”。
妓院为何买卖兴隆
从职能上分析，市政委员会（公署）没有管理“烟花业”的权限，李振球则把烟花业管理纳入势力范围。要明白民国年间为何“娼盛”，须知“花捐”的征收体制与税收制度的差别。
几千年来的妓女业，既可以维稳、又可以增加就业岗位和官衙捐收。征税，是按照国家“税法”强制实行，税款由税务局征收统一交国库；民国时期的捐纳则多属地方官衙，是地方官衙的小金库重要来源，其征收的比率、捐收的种类一般由一方诸侯确定，征收捐的机构为非税务局的其他拥有公权力的部门。G·M·D军队没有“军妓”制度，没有携眷的官兵解决性饥渴靠的是市场，性工作者受“看不见的手”指挥追逐部队，到赣州安营扎寨服务大兵。粤军兵多将广，为保存实力，不愿为老蒋卖命，不去“剿匪”战场上做损兵折将的“傻帽”，于是纷纷去“泡妞”，到花街柳巷去逍遥，为赣州镇烟花业的蛋糕做大功不可没。由此观之，粤军管理赣州镇妓院、征收花捐，便有了足够的理由。
桃花章与“乐章”比较，各有特点。前者“妓”明白无误，后者“乐”把历史与现实连接；前者“青天白日”有桃花护卫，藏着掖着，后者“青天白日”则袒露。
妓女是自由职业者，不属于体制内的群体。佩戴有青天白日的标识符号，似乎表明性工作者也成了“体制内”的人物，地位提高了？事实却不是如此，民国妓女的捐纳一分也不能少，还是最卑微的群体。她们为买卖兴隆提高生存能力，不仅会哼小曲，还“与时俱进”满怀深情唱党歌、军歌，接待官衙、军队的客人时亮一嗓子，赢得满堂喝彩。民间流传的“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此言差矣。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就有妓女接待兵哥时唱党歌、军歌助兴的描述。体制内外的帽徽、证章同为“青天白日”，可以拉近两者间的距离，故禁娼是不可能的。禁娼没了花捐，也就断了地方官衙的财路，故禁娼犹缘木求鱼。可是，花捐用在何处，怎么使用，则有高下之分。
几家欢乐几家愁
月亮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赣县县长对赣州公园门联不感兴趣，瞧佩戴“乐章”者生意兴隆，心痛的是花捐的真金白银被粤军全部夺走，郁闷；行署专员见当地士绅纷纷与粤军套近乎，大权旁落，也乐不起来。粤军将士别妻离子，离粤转战江西，到温柔乡里享受云雨一番，总比战场上的刀光剑影、血风腥雨要惬意、快活。性工作者为大兵搞好服务虽不亦乐乎。你快乐，我快乐，可“乐户”的千年耻辱烙印不变，妓女当然有些不乐意。
断文识字的娼妓知道，旧时官方称妓院为“乐户”，她们身份极其卑微，是被侮辱被损害的，被列为“下九流”，子弟没有参加科举的资格，是体制之外无社会地位的群体。乐户系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种贱民，专门从事吹拉弹唱，以及戏曲、舞蹈等。他们多来自犯人家眷、战俘或贫困卖身的人，其身份、社会地位及所从事的职业，在封建社会被认定为卑贱，受到社会的极度歧视，遭受不公正待遇。进入元代以后，有一类乐户依然是贱民身份，如关汉卿杂剧《金线池》第三折：“贤弟不知，乐户们一经责罚过了，便是受罪之人，做不得士人妻妾。”元代另一类是不属于贱民的庶民乐户，叫“礼乐户”，咱在此就不展开议论了。进入民国，有的城市为“繁荣商业、追逐利润、集中管理”，在闹市区开辟花街柳巷的专门区域，如北京的“八大胡同”，上海的福州路“会乐里”（请注意有个乐字），南京的“秦淮河畔”。这些富人寻花问柳的作乐区域，旧称“乐户消纳区”，当下语言则是“红灯区”。
“乐章”上方为何有五星
“乐章”图案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上方正中有一颗五星。
根据史料记载，陈济棠的“南路军”对革命根据地“围剿”的战绩，远不如陈诚指挥下的嫡系“北路军”，他还派代表与***代表潘汉年等秘密接触，有“秘密协议”。中央红军长征，陈济棠部的李汉魂和李振球等师分头尾追红军进入湖南。粤军的先头部队也“留一手”，距离红军总有一二天路程，而且各部追至蓝山后，便都立即撤回到原防区。十多年后，百万雄师过大江，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李振球在家乡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为中共策动的1949年5月的“粤东起义”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为父老乡亲做了最后一件大好事后，默默离开故乡避走香港。
蒋经国查封妓院收缴“乐章”
“ 乐章”见证了粤军进入赣南的历史，还见证了蒋经国在建设“新赣南”的三拳两脚。1939年春，蒋经国和赣南专员刘己达一道乘车去南康公干，并走访驻扎南康县的保安团。岂料，保安团官佐不给小蒋的面子，以致置小蒋的劝阻、呵斥不顾，群揍刘己达。保安团官佐之所以胆大妄为，是自以为仗着粤军势力的撑腰。刘己达颜面失尽，回赣州后即挂印愤而辞职。这起事件玩大了，惹怒了省府，不久该保安团遭到整肃改编调离赣境。
同年6月，蒋经国受命任赣南专员，主政赣南，提出了建设“新赣南”的口号，禁娼、禁毒、禁赌，打击豪强歹徒，干了一些实事。蒋经国把“乐章”一律收缴，查封妓院，把妓女送到“新人学校”去劳动，使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妓女在蒋经国主政赣南时销声匿迹。“
民国时期性工作者的证章，是逝去岁月的实物遗存，镌刻着鲜活的历史记忆，不仅可以文字史料相互补充印证，还可以补充完善文字史料的不足，是值得关注的视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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