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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17 12:07

[楼主]

转帖--论和硕特在藏时期的甘丹颇章政权

论和硕特在藏时期的甘丹颇章政权

罗布 ( 2009-05-07) 来源：中国藏学

　　［摘要］和硕特在藏75年（1642-1717）中，甘丹颇章政权的实际运作可以分为三个截然不同的时期；这一时期清中央政府在西藏实行一种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明确分开的政策，使之互相牵制，在既利用又限制喇嘛教巨大影响力的过程中，实现对蒙古各部的统御和对喇嘛教中心——西藏的间接控制，并逐步将这种控制和管理推向直接化。

　　藏历水马年即1642年，顾实汗军攻陷日喀则并囚禁藏巴汗以后，“所有西藏木门人家王臣都降低了骄横的气焰，俯首礼拜，而恭敬归顺”。至此，顾实汗以武力先后将青、甘、康、藏所有藏族地区悉数收服，而成为“全藏三区之王”。于是，顾实汗派人将达赖喇嘛从拉萨哲蚌寺礼请至日喀则，并亲往图布嘉（thob-rgyal）地方迎接，还将八思巴大师用过的玛瑙法铃和上等翡翠制的茶杯等宝物赠送给五世达赖喇嘛。“该宝物的价值被认为与藏地十三万户不相上下。”到日喀则后，顾实汗在桑珠孜宫“无数蒙藏人员列坐聚席上宣示，将现存于江孜的薛禅皇帝向八思巴大师奉献三次大供中最后一次所献日亲佛的舍利、众所周知的由八思巴大师亲自将智慧尊引入其中的神变玉镜玛尼哈（另一说法称此为古如曲旺大师掘藏而得的空行母益西措杰的护心宝镜）、仁蚌巴阿旺吉登旺秋（rin-spungs-pa-ngag-dbang-vjig-rten-dbang-phyug）亲口指点织绣有法种王的奇妙帘幕为主的所内依、上师像、青铜佛像等众多所依供养和以桑珠孜为主的藏地十三万户全部奉献”给达赖喇嘛，以为佛法属民。

　　这一年是和硕特汗廷正式建立之年。顾实汗攻占青海地区后，他在天山北路的和硕特属民亦渐次举部移牧到地域广阔、水草丰美的青海高原，“在青海托里地区定居，被称为卫拉特巴伦噶尔”。又有被征服的康区赋税以养，成为和硕特汗廷抵御北部力量的侵入、统治青藏高原的重要屏障和根据地；同时，又与正在中国东北地区崛起的清王朝通使结好，争得支持。因此，在顾实汗击败藏巴汗噶玛丹迥旺波（rkama-bstan-skyong-dbang-po），从而以黄教保护者的姿态将“西藏十三万户”奉献给达赖喇嘛之时，不仅在西藏，而且在“唯喇嘛之言是听”的蒙古各部中也就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号召力。于是，“已经控制全藏三区”的顾实汗便“登上了至高无上的藏王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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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17 12:07

1 楼

　　很显然，和硕特汗廷是一个蒙藏、僧俗联合统治的封建地方政权，统辖着青、甘、康、藏即整个青藏高原的广大地区。作为和硕特首领的顾实汗坐镇拉萨，在汗廷中占据着毋庸置疑的重要地位和政治、军事上的绝对权威。他令长子达延率兵驻扎藏北的达木草原，令六子多尔济统领青海诸台吉，即所谓“（顾实汗）遣长子达延辖其众，号鄂齐尔汗，第六子多尔济佐之，号达赖巴图尔”，并与达赖喇嘛及第巴·索南绕丹共议，派遣杰布康卓驻于贡觉等地，总管康区事务。而作为格鲁派首脑的达赖喇嘛，以他“威严的佛光”及其在众蒙古中的巨大影响力，对汗廷事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实际版上，除了坐镇西藏的蒙古汗王都要得到达赖喇嘛“丹津杰布（即持教王）”的封号外，达赖喇嘛还对青海蒙古给予封授，如顾实汗令其第六子多尔济去青海统领八台吉时，达赖喇嘛赐他以“达赖珲台吉”的称号，多尔济死后，达赖喇嘛封扎什巴图尔为“青海总管王”，继多尔济统领青海诸台吉。后来罗布藏丹津于1723年起事时，也自称是“达赖珲台吉”，可见其封号并非仅仅只是个虚名。另外，在顾实汗死后不久，青海蒙古频犯内地，达赖喇嘛要求蒙古各台吉“划分汉蒙边界，禁止盗匪，开通商道，安于界内”，同时，为平息内部各台吉之间争夺牧场的冲突、争斗，派哲蚌寺堪布赤耐伦珠（vphrin- las- lhun- grub）到青海，召集诸头目以划清各自立帐之地（即牧场），并将青海蒙古诸台吉划分成左、右二翼，使之安居，对青海蒙古事务拥有巨大影响力。可以说，和硕特汗廷就是由顾实汗的政治、军事实力和达赖喇嘛的宗教影响力共同支撑的。

　　顾实汗在击败藏巴汗，将前、后藏各地方势力悉数收归治下后，并没有对西藏进行直接统治和管理，而是将西藏的全部土地和属民奉献给达赖喇嘛，并在拉萨建立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地方政权，令其统治全藏。在这一政权中，达赖喇嘛不仅是最高宗教领袖，而且拥有管理西藏地方的行政权力，只是达赖喇嘛并不具体管理行政事务，而委其第巴索南绕丹负责西藏地方政权行政事务。顾实汗自己则以黄教保护者的姿态，拥兵坐镇前藏，保护格鲁派及其政权不受敌对势力的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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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17 12:08

2 楼

　　一、甘丹颇章政权及其运行

　　1642年，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上层集团掌握政教大权的西藏地方政府正式在拉萨建立。由于自二世达赖根顿嘉措以来的历辈达赖喇嘛均驻锡于哲蚌寺甘丹颇章宫，因此，这一政权就被称为甘丹颇章政权。同时，由于第巴负责该政权世俗行政事务，成为甘丹颇章政权中的最高行政官员，因此，西藏老百姓又称这一政府为“第巴雄”（sde-pa-gzhung）。

　　就这样，格鲁派轻而易举地打败对手并建立起自己统治全藏的政权，在西藏社会中特据了独占的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分布西藏各地的藏巴汗势力就此销形匿迹，也不等于与其针锋相对的噶玛噶举派就此服输认屈。虽然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要求顾实汗和第巴·索南绕丹“在收回格鲁派原先被夺去的寺院和土地属民后，只要其它教派势力不蓄意侵扰、破坏格鲁派的教法大业，就允准他们沿袭原有寺院、寺产，各安其业”，但格鲁派的这种空前得势和沾沾自喜，令其对于倍感愤怒。于是，就有了噶尔巴领导、发动的战争，猛烈攻击刚刚建立的甘丹颇章政权。

　　噶尔巴是康区一家族名称，他们早在仁蚌巴时期就与后藏地方势力发生联系，共同侍奉噶玛噶举派。此时，噶尔巴雅布赛（sgar-pa-yab-sras）驻于洛扎（lho-brag），秘密策划于前藏、后藏、工布三地掀起叛乱，处死顾实汗和第巴·索南绕丹，将班禅大师和五世达赖喇嘛带往工布地区关押，捣毁各格鲁派寺院，“救出被囚禁在内邻的藏巴汗”。一时间，肖喀瓦（zho-kha-ba）率军包围沃卡精齐（vod-kha-rdzing-phyi）后藏叛军占领南木林、仁蚌、江孜等地，并包围白郎、日喀则，班禅大师险遭俘虏，给刚刚建立的甘丹颇章政权造成极大的威胁。由于其秘密谋划被额尔德尼泄露，顾实汗和第巴·索南绕丹先行发兵攻伐，击灭肖喀瓦五六千人的军队并乘胜进剿，在居巴卜埔（rgyud-pa-phu）地方消灭工布叛军八千余人。同时，在喀尔喀蒙古达彦诺颜等人的协助下，击败后藏诸叛军，戡平了一切反叛，稳定了后藏的局势。由于这一事件以及在平息这一叛乱的过程中发现的情况，使“顾实汗大怒，噶玛派遂面临覆灭厄运”。于是，顾实汗下令将囚禁于内邬的藏巴汗投入水中，摧毁各地噶玛噶举派的寺院，强令其僧人改宗，并在所有噶玛噶举派僧人手上打上印记，分交给各个格鲁派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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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17 12:09

3 楼

　　不甘失败的噶尔巴于1644年又一次起来反叛，甚至与不丹的宗教势力联合挑衅，但终究没能动摇蒙古军事力量护佑下的格鲁派政教统治。噶尔巴事件的爆发及其平息，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和硕特蒙古势力与格鲁派集团的联合，而且还进一步打击、消灭了噶玛噶举等反格鲁派势力，使刚刚建立的格鲁派甘丹颇章政权得以在西藏站稳脚跟，并开始发展壮大。他们除了按照元朝帝师八思巴设立私人侍从官的传统，设立索本（gsol-dpon）、森本（gzim-dpon）、曲本（mchod-dpon）、仲译（drung-yig）等13种官职，为达赖喇嘛管理个人事务外，新设噶伦（bkav-blon ）、代本（mdav-dpon）、法官、工艺管理人、孜本（rtsis-dpon）,涅尔仓（gnyer-tshang）、米本（mi-dpon）、杂涅尔（rtsaw-gnyer）、兴涅尔（shing-gnyer）、商务官、金字使（gser-yig-pa）,税收官、仓储官、宗本、溪堆（gzhis-sdod）等官职以及噶伦厦（bkav-blon-shag）、孜康（rtsis-khang）、雪巴列空（zhol-pa-Las-khungs）、细康列空（zhib-khang-Las-khungs）、朗仔辖列空（snang-rtse-shag-Las-khungs）、孜柴德列空（rtse-vphral-bde-Las-khungs）、雪喇章恰佐列空（shod- bla-brang-phag-mdzod-Las-khungs ）、拉萨涅尔仓列空（Lhasa-gnyer-tshang-Las-khungs）、杂涅尔列空（rtsaw-gnyer-Las-khungs）等行政机构。同时，第巴·索南绕丹又根据达赖喇嘛授意，在参考帕木竹巴统治时期的《十五法典》等古代法律文献，对藏巴汗噶玛丹迥旺波时期制订的《十六法典》进行综合调整，删去其中的英雄猛虎律、懦夫狐狸律和异族边区律等条款，并对前言和其它个别条目作必要的修订、补充或重新阐释，定成《十三法典》，进一步完善了甘丹颇章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体系。另外，雄跨中原王朝宝座的清朝顺治帝以极高的礼遇延请达赖喇嘛至京，并对达赖喇嘛和顾实汗给予正式册封，不仅更进一步确立了达赖喇嘛在西藏佛教中的领袖地位，而且使蒙古汗王护佑下的甘丹颇章政权获得了更为强大可靠的政治力量的支持和护佑，使其更趋强盛，以致“印度拉科辛王、尼泊尔延布王、阿里王（拉达克王）等周边小国之君长，亦前来进贡方物”。

　　甘丹颇章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壮大格鲁派的力量，提高其在西藏佛教中的地位，并不断地巩固和加强格鲁派集团的政教统治：

　　在宗教上，他们一方面严厉打击与藏巴汗残余势力勾结起来反叛格鲁派统治的噶玛噶举派势力，强行没收噶玛噶举派的若干寺院，迫使这些寺院改宗格鲁派，使之成为格鲁派的属寺；又以教义不纯或与格鲁派的反对力量有勾结为由，将其它一些教派的寺院予以没收，或迫使他们改宗格鲁派，比如曾经得到藏巴汗的极力推崇，并在其资助下修建起来的觉囊派寺院达丹彭措林寺，就被强行改宗为格鲁派，改寺名为甘丹彭措林寺，并将其原有喇嘛、僧人强行分派到其它小寺。另一方面，他们又以拆毁藏巴汗所建日喀则新寺所得木材，维修、扩建拉萨大昭寺等，并在各地增建众多格鲁派寺院。同时，五世达赖喇嘛又规定了格鲁派主、属寺的关系和寺院内部的组织形式，制订执事僧人升迁任免制度、学经制度、考试制度以及寺内纪律、仪节等，形成一整套宗教规章制度，在西藏社会形成庞大的格鲁派寺院主、属寺分布网，并由达赖喇嘛委任各大主寺的堪布，将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另外，借助清顺治帝对达赖喇嘛的封授，进一步确立达赖喇嘛在西藏佛教中的领导地位。达赖喇嘛利用清朝皇室的赏赐，在西藏各地修建噶玛噶举派之外的各教派寺院共l3座，表明其对各教派一视同仁的态度，以使各教派接受自己的领导。1663年，达赖喇嘛对全藏各类寺院及寺院人口进行清查，根据僧侣的清修成度，将各类寺院分为三个等级，并限定各寺院的僧侣人数。其中第一等级主要是哲蚌、色拉、甘丹等格鲁派大寺，给它们拨与大量土地属民并免征各类赋役，而且还赋予他们以司法独立权；对于第二等级的寺院，则不予拨付土地属民而由政府提供每年所需宗教活动费用，没有司法独立权。至于第三等级，则主要是指在家僧尼。据第悉·桑杰嘉措所著《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dgav-ldan-chos-vbung-bedrurya-ser-po）记载，到1694年时，西藏1807座各派寺院中，有格鲁派寺院534座，占寺院总数的近三分之一，而格鲁派僧侣26789人，也占西藏僧侣总数97538人的近三分之一。格鲁派寺院集团的势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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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楼

　　在经济上，顾实汗在打败藏巴汗后，将“以日喀则为主的西藏十三万户悉数奉献给达赖喇嘛”，以为供养，前、后藏各地及康区的农业户区均由甘丹颇章政权直接管辖。他们首先没收藏巴汗和他属下贵族的土地和农奴，对其进行重新分配，其中一部分分给有功的新贵族，作为世袭庄园，一部分留作新政权中官员们的职分田，而另一部分则如前述拨给各地格鲁派寺院作为寺属庄园，以从经济上增强格鲁派的实力。而且，他们还想方设法将原有领主所辖基本庄园以外的庄田收归地方政府管理，从而使甘丹颇章政府得以更为有效地控制西藏的经济命脉，并进一步削弱各地方贵族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派拉康巴和巴珠等官员到打箭炉等地，清查土地、人口，编制户册，将各宗、谿的土地、资源、赋税详细登录，加强对康区经济的管理和赋税的征收。以庄园制为基础的封建农奴制度得到不断的完善和巩固。

　　在政治上，由于顾实汗的尊信护佑，尤其是清朝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使得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集团在西藏地方取得优势地位。同时，由于他们掌握了前后藏地区和康区部分地方的税收，有庞大的主属寺院网络作为支柱，具体执行西藏地方行政事务的第巴又是达赖喇嘛的手下旧人，因此，达赖喇嘛在卫藏地区虽无正式名义，实际上却拥有一定的实权。其它各教派与地方贵族势力则已经无力对抗或割据称雄，而且在五世达赖喇嘛和第悉·桑杰嘉措等人的努力下，这一政权的实力更是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和壮大。于是，“出现了一个卫藏全区统属于一个地方行政机构之下的局面”。但是，就总体而言，格鲁派依靠蒙古军事力量的帮助和清朝中央政府的支持建立起来的甘丹颇章政权又显然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权。正如阿旺丹白坚赞在《政教史水晶明鉴》中所说的，这一政权是由掌握武装力量的顾实汗和负责内部事务的第巴·索南绕丹共同建立、支撑的。顾实汗及其继承者拥兵坐镇前藏，留下八个旗的蒙古军驻扎于达木地方，护佑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及其政权。无论是西藏内部各种反对力量的反叛活动，如1642年“噶尔巴事件”以及1659年日喀则宗本第巴·诺尔布的反叛，抑或是境外势力的侵犯攻扰，如1646年不丹事件和1681年拉达克王德勒南杰（bde-legs-rnam-rgyal）侵扰西藏等，内外各种威胁甘丹颇章政权的武装反叛和侵犯，都是在蒙古军事力量的主力进攻下才得以镇压、平息和击退的。击退拉达克入侵者后，又留下数百人的蒙古军队于阿里，以威慑镇伏三围地区反叛势力，保护黄教在该地区的发展。诚如五世达赖在顾实汗等平息“噶尔巴事件”后对建议他修建布达拉宫的林麦夏仲大师（gling-smad-zhabs-drung-rin-po-the）所说。“有蒙古人在，就不会有麻烦”。而顾实汗也正是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蒙古军事力量，牢牢地控制住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集团及其政权，并通过它对西藏进行间接的统治和管理，无论对内对外，都始终以西藏地方甘丹颇章政权的保护者和监护人的姿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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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楼

　　尽管如此，格鲁派集团与和硕特蒙古军事力量的联盟却从一开始就有很浓重的互相利用的色彩。顾实汗远征青海，如前所述，更多地是出于为和硕特部寻找新的落牧点，而他入主西藏后，又拿卫藏全区赋税供养黄教，其初意也不过是利用达赖喇嘛的名望、帮助，巩固自己对青藏高原的统治，并进一步增强自己对付和号召蒙古其他汗王的力量；从格鲁派集团方面而言，强佐索南绕丹引领顾实汗军入藏，是想借助笃信格鲁派的和硕特顾实汗的军事威力，摆脱藏巴汗的统治。达赖喇嘛自己则根本就不希望顾实汗军进藏攻打以至推翻藏巴汗政权，而只是要求顾实汗消灭破坏佛教的康区白利土司，然后撤回青海驻牧。由此看来，格鲁派集团引请卫拉特出兵青藏高原，只是希望他们帮助扫除威胁格鲁派生存与发展的敌对势力，而并不要求他们常驻拉萨，统治西藏。因此，顾实汗举兵进藏，击败藏巴汗并帮助格鲁派建立甘丹颇章政权，在一定意义上符合格鲁派集团的要求，满足了他们寻求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欲望。但是，顾实汗以黄教保护人自居，拥兵坐镇拉萨，却明显潜伏了深刻的矛盾。因此在甘丹颇章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在顾实汗去世以后，由于达赖喇嘛和第悉·桑杰嘉措等人的不断努力，格鲁派集团的势力有了空前的发展，蒙古汗王与西藏贵族势力之间潜伏着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变得越来越明显和尖锐，从而使甘丹颇章政权的运作在不同时期有了明显不同的特点。

　　纵观和硕特在藏75年（1642-1717）的历史，甘丹颇章政权的实际运作可以分为三个截然不同的时期。

　　第一时期。顾实汗消灭藏巴汗，将卫藏十三万户即全部西藏地区奉献给达赖喇嘛，创建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集团掌握政教大权的甘丹颇章政权，以卫藏全区的赋税为供养，并委任达赖喇嘛的手下旧人为第巴，按照顾实汗和达赖喇嘛的旨意，总揽西藏政务，使达赖喇嘛成为甘丹颇章政权最高首领，拥有相当的权力。但是，顾实汗自己又拥兵坐镇前藏，护佑达赖，震慑敌人，具体管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的第巴也由顾实汗委任，而且，虽然因卫藏地区赋税已交由达赖喇嘛支配而使卫藏内部行政事务多由藏人自己安排，但甘丹颇章政府颁行全藏的行政命令，却均须经顾实汗盖印后才行发布，第巴不过“副署盖印”而已，因此，甘丹颇章政权实际上就由和硕特汗廷牢牢地控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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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楼

　　1654年顾实汗死后，和硕特内部在汗位继承方面发生了些问题，久久不能确定汗位继承人。1658年，达延与达赖巴图尔来藏祭奠顾实汗，达赖喇嘛根据顾实汗生前之意，给达延赐号“丹津多尔济杰布”，并正式推为顾实汗汗位继承人，主持登基仪式。但这并没有能解决和硕特内部的纠纷。1658年末，达赖喇嘛又封达赖巴图尔为达赖珲台吉。此后几年在藏文文献中谈到和硕特汗时总是记为“兄弟二王（rgyal-po-mched-gnyis）”，和硕特汗位继承问题仍在纠葛之中。此间，第巴索南绕丹又于1658年过世，甘丹颇章政权内外一切事务均由达赖喇嘛一手操办，一时间汗廷几乎处于虚悬状态。于是，身为日喀则宗本的第巴诺尔布趁机兴兵，试图摆脱和硕特汗廷的统治，并夺取格鲁派的即得利益，班禅大师求和的努力告败，卫藏地区又一次陷入了战争的阴霾之中。达延迅即从青海率兵进藏，一举击溃了诺尔布军队。1660年，达延任命济桑为第巴，并赐名陈烈嘉措；同时，达赖喇嘛亦将达延引起争议的名号“丹津多尔济杰布”改为“丹津达延杰布”。危机促使和硕特汗族停止内部汗位纠纷，同时也又一次密切了格鲁派上层与和硕特蒙古的关系。

　　第二时期。虽然“诺尔布事件”又一次密切了格鲁派集团与和硕特蒙古的联系，率师进剿的达延又登上了布达拉无畏狮子宝座，但是，由于他无论在个人威望还是在政治智慧上都远远赶不上顾实汗，而且和硕特内部各台吉间彼此猜疑，纠葛不清，因此，汗位继承者在高兴之余又不得不较前更多地关心远方蒙古发生的事；同时，达延汗所任命的“第巴陈列嘉措的表现又不过是供奉寺庙，保护一切宗教活动，而丝毫没有与闻政事”。这些，都使达赖喇嘛在蒙藏僧俗中的威望无可否认地与日俱增。1668年，第巴陈列嘉措和达延汗相继辞世，达赖喇嘛又一次一手操办西藏政务，并于1669年直接任命自己的却本洛桑图道为第巴，甚至在派索朗旺杰去青海讨论汗位继承人问题时，也只是顺便提及任命第巴之事，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汗位空缺了3年后，达赖汗于1671年进藏继承汗位，达赖喇嘛赐他以“丹津达赖汗”的名号，并主持登基仪式。对于达赖喇嘛任命第巴一事，他也只能承认既成事实而毫无它议。

　　和硕特汗廷任命甘丹颇章政权最高行政官员——第巴的权力就这样转移到了达赖喇嘛的手中，他们虽心有不服，却也无能为力。随着达赖喇嘛势力的日渐强大，和硕特汗廷在西藏的权势也就越亦走向凋萎，他们只是“偶而从青海莅临拉萨，出席宗教庆典，发放大量布施”，而“没有任何真正的干涉政务的行动”。现在，达赖喇嘛不但掌握了任命第巴的权力，并且根据情况随时加以任免，而不必象过去那样等到他们寿终正寝，因此，第巴们也完全尊从达赖喇嘛的旨意，而不敢有丝毫偏颇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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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9年，达赖喇嘛任命桑杰嘉措为第巴，将权力移交给他，并谕告蒙藏僧俗全体：桑杰嘉措乃其代表，他的所作所为也即达赖喇嘛所作所为，要求蒙藏僧俗全体视桑杰嘉措如达赖喇嘛自己，不得有任何违抗行为，否则将予以消灭。文告末又亲自打上左右两手手印，以作证明。桑杰嘉措以他本身非凡的政治才能和达赖喇嘛的全力支持，在西藏内部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和巩固甘丹颇章政府的措施，不但在宗教上继续扩大和发展格鲁派的势力，而且从经济上、政治上进一步增强格鲁派的实力，加强格鲁派集团对卫藏地区的控制。比如，他以世居拉萨为官为条件，将原有领主集中到拉萨并让他们交出自己管辖的基本庄园以外的庄园归政府，又在西藏各地推行宗本流官制度，以集权于甘丹颇章政府，从而消除了地方势力谋叛或割据的社会基础。同时，他又拟定《噶伦办事章程》，具体规定各级政府官员的职责、权限和办事规程，并明确规定凡甘丹颇章政府职官一律必须尊信格鲁派，而且各宗行政官员实行僧俗并用，僧高于俗，而这“僧”自然是格鲁派上层僧人，等等。这些措施不仅有力地加强了甘丹颇章政府的实力和集权统治，使当时西藏“出现了一个卫藏全区统属于一个地方行政机构之下的局面”，而且“把西藏政府转变为真正有绝对的权力的政府”。

　　第三个时期。拉藏汗上台以后，尤其是在1705-1706年事变以后，极力缩小乃至最后完全废除第巴这一重要官职，而设立一个由四名蒙古宰桑组成的大臣会议，而藏族则被排除在外；同时，拉藏汗又以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行为放荡不轨为由，认其为假，予以废黜，而立白噶增巴阿旺益西嘉措为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的转世。由于益西嘉措得不到以三大寺为首的广大僧俗人众的承认，因此他即使在宗教上也没有什么权力，而完全成了捏在拉藏汗手心儿里的傀儡。拉藏汗由此掌握了甘丹颇章的所有政教大权，拥有了连顾实汗都未曾享有过的极大权威，成为西藏的绝对统治者。拉藏汗的这种独裁统治在其过于脆弱的基础上维持了十一年，最后在1717年准噶尔军事力量的打击下走向了灭亡，也给和硕特势力在西藏的统治打上了圆圆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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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甘丹颇章政权与清朝的关系

　　清朝早在后金太祖努尔哈赤时期，就与在蒙古社会中拥有极高威望和巨大影响力的喇嘛教僧人发生联系，并给予他们特别的优礼和尊崇，以此作为联合、结好和“安众蒙古”的一项重要政策。到皇太极统治时代，随着清朝势力的向东扩展和对漠南蒙古的收服，满蒙关系对于清朝已经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蒙古各部的凝聚和影响，不但继续实行利用喇嘛教笼络蒙古的政策，还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对广大蒙古地区具有强大宗教影响力的喇嘛教发祥地——西藏。1639年，清太宗皇太极正式派遣察汗喇嘛一行专程前往西藏，带信给当时掌管西藏的统治者即图白武汗和“掌佛法大喇嘛”，要求“延致高僧”到东北“宣扬法教”，以期“振兴三宝”、“利益众生”。

　　几乎与此同时，藏历金龙年（1690），班禅大师洛桑却吉坚赞和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封赛青却吉（se-chen-chos-rje）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派往东北地区与新崛起的清朝太宗皇帝联络。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等于1642年抵达盛京，得到清太宗的优礼厚遇。他们返回西藏时，皇太极遣察干格隆等随同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前往西藏“延致高僧”，给达赖喇嘛、班禅大师、顾实汗、藏巴汗、噶玛巴以及萨迦、主巴噶举、达隆噶举等派头人首领“致书各一函”，并赐金银器等礼品。虽然皇太极当时已经听到了一些青藏高原及西藏地方政教斗争的有关情况，但他在当时回信中，不仅在政治上对顾实汗和藏巴汗首领的态度模棱两可，而且在宗教上也对各教派不加区别地一视同仁，对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保持一种不介入的立场，表现得“既明智又清醒”。尽管给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的信函内容热情一些，所赐礼物也较其他为丰，但在敦请高僧方面，只是要求顾实汗“不分服色红黄，随处咨访，以宏佛教，以护国祚”，而并没有明确指定教派、人物。

　　随着西藏政治局势的发展变化，顾实汗击败藏巴汗成为“全藏三区之王”。于是，顾实汗遣使向清朝皇帝奏言：“达赖喇嘛功德甚大，请延致京师，令其讽讼经文，以资福佑”。刚刚即位的顺治帝便即遣使往迎，并“以书谕厄鲁特部落顾实汗知之”。这说明清朝政府承认了顾实汗统治西藏的既成事实。但是，由于清朝入关后的中原局势尚不明朗，加上当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再说达赖喇嘛对清朝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还受蒙古卫拉特各部的左右，因此，虽然清朝政府几次遣人敦请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却直到1652年才动身前往内地朝见皇帝。达赖喇嘛到京时，顺治帝以“田猎”为名，与五世达赖喇嘛“不期然”相见于城外南苑猎场，赐坐、赐茶、赐宴，待以殊礼，并命户部拨供养银九万两。达赖喇嘛在京留住两个月后，一来顾实汗遣使“请达赖喇嘛还国”，二来以“此地水土不宜，身既病，从人亦病，请告归”。五世达赖喇嘛临行前，顺治帝又赐给他黄金五百两，白银一万两，大缎一千匹，以及其它金银器等贵重礼品多种，皇太后也赏赐黄金一百两，白银一千两，大缎一百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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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楼

　　1653年二月，达赖喇嘛辞归。清政府于五月派遣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理藩院侍郎席达礼等，责送金册、金印于代噶地方，封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清政府不在北京宫廷内而在代噶地方封授达赖喇嘛，是深有用意的。正如顺治帝所说，“待草青时，更召外藩王、贝勒等与喇嘛相会”，由于预定内蒙各部汗王于此地请见达赖喇嘛，清廷趁蒙古汗王齐集之会，加封达赖，一来向蒙古汗王表明朝廷尊重达赖喇嘛，二来蒙古诸部所尊崇信奉的达赖喇嘛，跋涉千里，远道来京朝觑皇帝，皇帝当众赐之以封号，对于笼络蒙古汗王效忠清朝，自然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达赖喇嘛的封号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这是沿用明朝永乐帝封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德银协巴为大宝法王的封文中的一部分，即“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只是新加了一个“所”字。这是明朝中央对西藏僧人的最高封号。清朝封五世达赖喇嘛沿用这一封号，一来是想支持达赖喇嘛为天下喇嘛教的总领袖，二来也是想表明它是承袭明朝中央政府的地位，以中央政府的身份来封一个藏族僧众领袖的。封号的第二部分“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则是沿用了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赠三世达赖喇嘛索朗嘉措的尊号，只不过在汉文里把原来的“识一切”改为“普通”（作普遍通晓解）二字而已。清顺治帝沿用这一部分封号，用意是由清朝皇帝重新肯定蒙古人所熟知的这一尊号，以便保持并加强达赖喇嘛对蒙古汗王及其部属的影响，从而更有利于自己对蒙古族的统治。综而观之，清朝这一封号实际上只是承认、肯定了五世达赖喇嘛固有的宗教地位，而没有增加什么新的东西，更没有涉及达赖喇嘛在政治上的任何权力或职位。结合册文来看，这一点就变得更加清楚：

　　朕闻兼善独善，开宗之义不同；世出世间，设教之途亦异。然而明心见性，淑世觉民，其归一也。兹尔罗布藏札卜素达赖喇嘛，襟怀贞朗，德量渊泓，定慧偕修，色空俱泯，以能宣扬释教，诲导愚蒙，因而化被西方，名驰东土。我皇考太宗文皇帝闻尔欣尚迎聘。尔卓识天心，许以辰年来见。联荷皇天眷命，抚有天下，果如期应聘而至。仪范可亲，语默有度，臻般若圆通之境，扩慈悲摄受之门。诚觉路梯航，禅林山斗，肤甚嘉焉。兹以金册印封尔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应劫现身，兴隆佛化，随机说法，利济群生，不亦休哉。

　　与此同时，清朝派伴送达赖喇嘛回藏的侍卫喇嘛、内大臣囊努克、修世岱等携带金印、金册入藏，正式册封西藏地方掌权人、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册封其为领有封地的“汗王”。册文说：

　　帝王经纶大业，务安劝庶邦，使德教加于四海。庶邦君长，能度势审时，归诚向化，朝廷必加旌异，以示怀柔。尔厄鲁特部落顾实汗，尊德乐善，秉义行仁，惠泽克敷，被于一境；弹乃精诚，倾心恭顺，联甚嘉焉。兹以金册、金印封（尔）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尔当益矢忠诚，广喧声教；作肤屏辅，辑乃封拆。如此，则带砺山河，永膺嘉祉。钦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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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楼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对于达赖喇嘛，清朝只是封他为宗教领袖，而对顾实汗，则封其为“汗”，承认并肯定其作为“庶邦君长”的政治领袖地位。由于达赖喇嘛不仅是藏族地区的宗教领袖，而且也是广大蒙古地区的宗教领袖，有着巨大的宗教影响力，清朝政府想借达赖喇嘛控御蒙古，因此，对他给予尽可能优异的礼数并给了他历史上采用过的最高封号，但封给他的身份却不过是“禅林山斗”、“领天下释教”，对他的要求也不过“兴隆佛化”、“利济众生”，而没有承认他在政治上的任何权力和职位。这显然是为了防止形成强大的达赖集团—以达赖喇嘛为中心的庞大的蒙藏联合政治势力，“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听”，以至威胁清朝对广大蒙藏地区的统一和控制，而顾实汗，当时他已经以武力控制了甘、青、康、藏许多地方，成为这些地区事实上的统治者，但“蒙古族各部中间对他在青海、西藏的统治并非全部满意，他必须时刻防范有人与他相争”，从而需要当时国内一个强大势力的支持，而且早在他远征青海前后，即已遣使东北与清朝通好，“输诚进贡”，顺治定都北京后，双方信使来往更为频密。从顺治初年清朝本身的情况来看，广大汉族地区虽已，基本控制，但明室后裔仍负隅顽抗；漠南蒙古新附，但漠北蒙古尚未归顺，而准噶尔蒙古则更是以敌体自居。因此，清室在这种情况下得到卫拉特四部中的重要一支、控制广大青藏高原的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的“归诚向化”，亦是求之不得，自然要加以“旌异”、“以示怀柔”，封他为青藏地区的汗王，并要求“作联屏辅，辑乃封坼”。如此以来，既可以控制达赖喇嘛政治权力的膨胀，实现对西藏的间接控制，同时，又通过达赖喇嘛控御诸外藩蒙古，可谓精也。

　　从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册封来看，很明显，清朝政府当时出于统御全国尤其是控御蒙古各部的需要，既要笼络结好达赖喇嘛，又要避免和限制达赖喇嘛政治势力的膨胀，有意要在西藏实行一种宗教和政治权力分开的政策，以利于实现对西藏的控制，并利用达赖喇嘛结好、控御外藩蒙古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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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楼

　　顾实汗去世以后，由于他的子孙后继者无论在个人威望还是在政治智慧上，都远远不及他，因此，西藏地方蒙藏统治集团内部势力发展便开始冲破原有的平衡，达赖喇嘛的权势越来越大，蒙古汗王则在西藏越来越被架空。但在清朝统治者看来，达赖喇嘛仍不过是“领奉佛法，济度众生”，于清朝“亦诚心敬慎，进贡来往不绝”而已，而且，他们在利用达赖喇嘛调解、处理外藩蒙古各部之间、外藩蒙古与清朝控制区之间的各种冲突、争执的同时，限制并逐步排除达赖喇嘛对外藩蒙古与清朝关系的政治影响。如康熙十九年便谕理藩院“以后蒙古进贡，应否受纳，著该衙门即定议具奏，不必以达赖喇嘛之文为据”，因为“若必据此为证，似在我疆内之外藩蒙古悉惟达赖喇嘛之言是听矣”。这是清朝所不希望的。另外，清朝又几次三番地遣使“往召班禅胡图克图”，极力想要提高班禅的地位，扩大班禅的影响，以此相对弱化达赖喇嘛的权力和影响。即使在五世达赖喇嘛和第巴·桑杰嘉措的努力下，逐步摆脱蒙古和硕特汗的控制而“把西藏政府转变为真正有绝对的权力的政府”，达赖喇嘛奏请康熙皇帝“吾国之事皆第巴为主，乞皇上给印封之，以为光宠”议政王大臣寻议“应如所请”而赐第巴金印时，其印文亦不过“掌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教弘宣佛法王布武达阿白迪之印”（布忒达阿白迪，为梵文音译，意为佛海，即藏文桑杰嘉措之意）。从这一印文来看，康熙帝虽然给了桑杰嘉措“王”的封号，可这个“王”又不过是“掌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教弘宣佛法”的“王”，而没有涉及政治权力。不过，该印藏文印文却为“掌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政教弘宣佛法王布式达阿白迪之印”（dalavi- bla- mavi- chos- srid-vdzin-cing-rgyal- bavi- bstan- pa- dar-bar-byed-pavi-rgyal-po-sangs-rgyas-rgya-mtshovi-tham-ka），并伴有十二块金条的册文，而且康熙帝自己在其后也曾几次提到优封第巴·桑杰嘉措为“王”。显然，正在征伐准噶尔噶尔丹的清圣祖康熙帝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既然达赖喇嘛以“吾国之事皆以第巴为主”乞请清朝加封第巴，为了不使达赖喇嘛失望，就得“应如所请”；但是，如果明明确确地将西藏地方政治权力授予第巴，那么前已封为青藏地区汗王的和硕特顾实汗后继者就会因此而被触怒，这对当时情况下的清朝而言，也同样是危险的。于是，就有了这种模棱两可的封号，既不让达赖喇嘛和第巴失望，又不触怒和硕特蒙古。但是，就总体而言，对达赖喇嘛和第巴的权力还是有所限制和防范，因为他们已经开始觉察到了达赖喇嘛（第巴）与伊犁河谷噶尔丹势力之间的某种微妙关系。

　　拉藏汗上台后，一心“想在西藏复兴其祖先为本家族取得的统治”，与第巴的矛盾越益尖锐、白热化，竟至兵戎相见，执杀第巴·桑杰嘉措，并以六世达赖行为放荡不轨为由，指其为假达赖，奏报清廷。清廷由于第巴·桑杰嘉措秘不发丧、朋比噶尔丹的阴影尚在，又有意在战略上经营西部边疆，因此，立即派遣护军统领席柱、学士舒兰为使，往封拉藏为“翊法恭顺汗”，并令拘假达赖喇嘛赴京。这显然是要进一步肯定和硕特汗廷在西藏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并补回前此册封第巴·桑杰嘉措为“王”可能对和硕特汗廷造成的消极影响。同时，也不敢无视仓央嘉措这个“假达赖喇嘛”的存在，而要将其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因为“此虽系假达赖喇嘛，而有达赖喇嘛之名，众蒙古服之”，“若为策旺阿拉布坦迎去，则西域、蒙古皆向策旺阿拉布坦矣”。果如此，将会严重影响甚至阻挠清朝中央政府对西部边疆的进一步经营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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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17 12:15

12 楼

　　但是，这一政策的执行却严重恶化了拉藏汗的处境，使他不仅失去西藏格鲁派集团的拥戴，而且遭到青海蒙古诸部头人的反对，从而陷入一种尴尬难耐的困境之中。清廷两次派员赴藏，察验、处理真假达赖之事，更于1709年以“青海众台吉等与拉藏不睦，西藏事务不便令拉藏独理”为由派侍郎赫寿前往西藏，“协同拉藏办理事务”。另外，有鉴于青藏政局因真假达赖喇嘛之争而变得极度混乱和不稳定，清朝又于1713年“照封达赖喇嘛之例”正式封班禅洛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赐以册印，有意再培植一个西藏领袖，以便在必要时由他来主持西藏事务，并可相对地弱化达赖喇嘛的势力，从而有利于清朝对西藏的管理和控制。

　　综而观之，由于达赖喇嘛在众蒙古中拥有至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力，“塞外蒙古惟喇嘛之言是听”，因此，“中外贴然，翳蒙古外戚扈戴之力”的清王朝始终对其优礼有加，极尽笼络结好，以图利用达赖喇嘛统御诸外藩蒙古。同时，也正因为如此，清朝只册封达赖喇嘛为“所领天下释教”的宗教领袖，而未授予任何政治权力。至于顾实汗，由于他是外藩蒙古中第一个遣使通好、“输诚进贡”的汗王，而他对广大青藏地区的占有和控制也需要一个强大势力的支持，因此，清朝便出于战略考虑，顺势以中央政府的身份将其封为青藏地区的汗王即政治领袖。和硕特在藏统治的七十余年中，清廷始终以中央政府的身份在西藏实行一种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明确分开的政策，使之互相牵制，在既利用又限制喇嘛教巨大影响力的过程中，实现对蒙古各部的统御和对喇嘛教中心—西藏的间接控制，并逐步将这种控制和管理推向直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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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17 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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