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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 语
以上较为深入全面地探讨了唐代安西都护府在龟兹地区的治理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唐王朝通过安西都护府在龟兹地区进行了行之有效的统治和管辖。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这里得到不同程度的推行，地方行政的建制和各类管理机构的建置，大规模屯田和各种赋役制度的实施，无不体现了以中原制度为主体、同时又与地方民族实际相结合的种种特色。伴随而来的，则是汉民族先进文化的西进，如出土文书中各种公文的格式，契券的借贷形式，村、坊名的建制，社邑组织的出现，无不带有内地汉文化的烙印，这无疑会大大促进当地民族文化的发展。另外，安西都护府在龟兹推行的大规模屯田，重视对当地河渠水堰的管理，馆驿交通的建设，以及铜、铁矿的开采和冶炼，也都必然会推动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安西都护府的有效管辖之下，龟兹地区各民族混居杂处，平等交往，互通有无，不仅大大丰富了他们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也促进了彼此之间的融合与交流，这些都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1]《资治通鉴》卷195唐太宗贞观十四年九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156页。
[2]关于唐初安西四镇的弃置，学界看法并不一致。我们倾向于认为，唐朝曾两次下令放弃四镇，但吐蕃完全占领四镇却只有一次。对此，拟另撰专文加以讨论。
[3]参见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载氏著《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第151-152页。
[4]王炳华：《唐安西柘厥关故址并有关问题研究》，载《西北史地》1987年 第3期，第10-19页；后改题为《新疆库车玉其土尔遗址与唐安西柘厥关》，收入同著《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2-105页。姜伯勤：《敦煌新疆文书所记的唐代“行客”》，载《出土文献研究续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77-290页。小田义久：《大谷探险队将来の库车出土文书につぃて》，载日本《 东洋史苑 》第40-41合期，1993年，第3-23页；又见同著《大谷文书の研究》，京都：法藏馆，1996年，第69-89页。王珍仁、刘广堂：《新疆出土的“孔目司”公牍析——谈大谷探险队与旅顺博物馆之西域文物》，载《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文物研究文集》，日本：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西域研究会，1993年，第23-31页。冻国栋：《旅顺博物馆藏〈唐建中五年（784）孔目司帖〉管见》，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4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荒川正晴：《クチヤ出土〈孔目司文书〉考》，载日本《古代文化》第49卷笫3号，1997年，145-162页。刘安志：《库车出土唐安西官府事目历考释》，载《西域研究》1997年第4期。陈国灿：《关于“唐建中五年（784）安西大都府孔目司帖”释读中的几个问题》，载《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2期。张广达：《龟兹地区的灌溉》，?ric Trombert, Ikeda On et Zhang Guangda, 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 Fonds Pelliot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Paris 2000，pp.143-150。刘安志：《唐代龟兹白寺城初考》，载《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1期。
[5]《册府元龟》卷991《外臣部?备御四》第1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11642页。关于龟兹都督府的设置时间，诸书记载不一，吴玉贵氏认为应在显庆三年，参见氏著《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06-411页。
[6]《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35页，第1149-1150页。除此四州外，王小甫氏还曾考出其余五州之名，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67页。但有些城是否为州，尚待进一步证实。
[7]汉文部分由童丕、池田温、张广达整理为《库车汉文文书》，文书编号为D.A。?ric Trombert, Ikeda On et Zhang Guang-da, 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 Fonds Pelliot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Paris 2000。
[8]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第83页。本文所引文书录文，均据是书所附图版有所订正。
[9]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第286页。
[10]参见刘安志：《敦煌所出张君义文书与唐中宗景龙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1辑，武汉：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2004年，第280页。
[11]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第82-105页。
[12]刘安志：《唐代龟兹白寺城初考》，第127-129页。
[13]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壹〉，京都：法藏馆，1984年，第71-79页。1998年底，又蒙小田义久教授惠寄大谷1504-1537号诸细片图版，这对我们深入认识文书有重要的帮助，谨此鸣谢。
[14] D.A93号，《库车汉文文书》，第88页。
[15] D.A93号，《库车汉文文书》，第88页。
[16] D.A134号，《库车汉文文书》，第133页。又见大谷1512号，《大谷文书集成》〈壹〉，第74页。
[17]见大谷8062号，见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下卷《史料》（16），东京：国华社，1915年。小田义久：《大谷文书の研究》，图版第2页；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叁〉，京都：法藏馆，2003年，第223页，图版一九。
[18] D.A95号，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第89页。又见大谷8062号。
[19] D.A12号，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第54页。
[20] D.A12号，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第54页。又见大谷1514号，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壹），第74页。
[21]大谷1514号，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壹），第74页。
[22] D.A121号，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第103页。
[23]大谷8044号，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下卷〈史料类〉（10），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叁），第219页，图版四五。
[24]荣新江：《关于唐宋时期中原文化对于阗影响的几个问题》，载《国学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25]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第49页。
[26]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第131页。
[27]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第348-350页。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第489-495页。
[28]池田温：《麻扎塔格出土盛唐寺院支用簿小考》，载敦煌研究院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第219页。荒川正晴氏《クチヤ出土〈孔目司文书〉考》一文亦持此见解，第156页。
[29]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第108页。
[30]洪迈：《容斋随笔》卷1“赞公少公”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页。
[31]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第87页。
[32]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第96页。
[33]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下卷〈史料类〉（22）。《大谷文书集成》〈叁〉，第230页，图版四四。
[34]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57页。
[35]荒川正晴：《クチヤ出土〈孔目司文书〉考》，第155页。
[36]参见刘安志：《唐代龟兹白寺城初考》。第128页。
[37]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第101页。
[38]参见刘安志：《敦煌所出张君义文书与唐中宗景龙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第270页。
[39]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第86页。
[40]《资治通鉴》卷139明帝建武元年（494）九月乙亥“城局参军乐贲开门纳之”条胡三省注曰：“诸州刺史各有城局参军，掌修浚备御。”城局当为城局参军的省称。第4361页。
[41]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9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40页。
[42]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第111页。
[43]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第88页。
[44]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第92页。
[45]小田义久：《大谷探险队将来の库车出土文书につぃて》，第5-6页；又见氏著《大谷文书の研究》，第70-72页。
[46]参见前揭注释所列王珍仁、刘广堂、小田义久、冻国栋、荒川正晴、陈国灿等中外学人之论著。本文所引《孔目司帖》录文，俱见陈国灿文，以下不另注。
[47]彩印图版见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西域研究会编《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文物研究文集》古文书彩版。按《文物》1975年第7期 第13页刊有吐鲁番出土唐初“安西都护府之印”，印文为２行，而本件印文为3行，这正是都护府与大都护府区别之所在。
[48]《悟空入竺记》，《大正藏》第51册，第980-981页。
[49]严耕望：《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第202页。
[50]孙继民：《唐西州张无价及其相关文书》，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9、10合期，武汉：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1988年，第87页；冻国栋：《旅顺博物馆藏〈唐建中五年（784）孔目司帖〉管见》，第135页。
[51]刘安志：《库车出土唐安西官府事目历考释》，第87页。以下所引《事目历》，俱出自该文，不另注。
[52]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第360页。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贰），京都：法藏馆，1990年，第104页。
[53]Ｐ.2626、2862号文书背面《唐天宝年代敦煌郡会计牒》第81行记有“宴设厨”三字，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 第475页。
[54]刘俊文、牛来颖：《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宴设司》，载砺波护主编：《中国中世纪的文物》，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0年，第643-660页。
[55]《册府元龟》卷42《帝王部?仁慈》载开元十一年（723）十一月诏云：“自今以后，非祠祭所须，更不得进献牛马驴肉；其王公已下，及天下诸州、诸军宴设及监牧，皆不得輙有杀害。”（第1册，第479页）由此知，宴设仅限于诸州、诸军一级才有设置。敦煌莫高窟北区47窟新出的《军宴设公廨捉钱帐》中便记有“军宴设本一百廿四千二百六十”，此“军宴设”当为沙州豆卢军之宴设机构。参见陈国灿：《莫高窟北区47窟新出唐贷钱折粮帐的性质》，收入氏著《敦煌学史事新证》，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30-243页。
[56]参见冻国栋：《旅顺博物馆藏〈唐建中五年（784）孔目司帖〉管见》，第124页。
[57]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下卷《史料》（17）；小田义久：《大谷文书の研究》首页图版，录文第79页；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叁），第225页，图版二○。有关本件的出土情况，小田义久《谈龙谷大学图书馆所藏大谷文书》一文有过简介，参见《大谷文书集成》（壹），第5页；汉译文载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635页。
[58]小田义久：《大谷文书の研究》首页图版，第79页；《大谷文书集成》（叁），第225页，图版二○。
[59]小田义久：《大谷探险队将来の库车出土文书につぃて》，第13-14页。又见氏著《大谷文书の研究》，第79-80页。
[60]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壹），第74页。
[61]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下卷《史料》（10）。小田义久：《大谷文书の研究》，第81页，图版二。《大谷文书集成》〈叁〉，第223页，图版一九。
[62]《旧唐书》卷104《高仙芝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206页。
[63]参见黄文弼：《释刘平国治关城诵》，载黄烈编：《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71-274页。
[64]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第82-105页。
[65]转引自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12页。
[66]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第14-16页。
[67]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第58页。
[68]黄烈编：《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第261页。
[69]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第86页。
[70]《全唐诗》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045页。
[71]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第107页。
[72]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下卷《史料》（9）。小田义久：《大谷文书の研究》，第82-83页，图版二。《大谷文书集成》（叁），219页，图版二○。
[73]《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第1150页。
[74]参见柳晋文：《巴楚——柯坪古丝道调查——兼述“济浊馆”、“谒者馆”之地望》，载《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第17-19页。
[75]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北京：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573页。
[76]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第66-67页。
[77]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下卷《史料》（18）。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叁），第227页，图版一九。
[78]《大唐六典》卷7“屯田郎中员外郎”条，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165页。
[79]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第57页。
[80]黄烈编：《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第251页。
[81]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第48页。
[82]黄烈编：《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第268-269页。
[83]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壹），第73、77页，图版一三二、一三三。
[84]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第109页。
[85]《魏书》卷102《龟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66页。
[86]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下卷《史料类》（18）。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第383页。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叁），第228页，图版一八。
[87]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第453页。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贰），第12页，图版一○。
[88]按麴氏高昌时期，曾出现“作人”一称，其身份地位类似农奴；但到唐朝时，“作人”多已变成雇工的代称。参见朱雷：《论麴氏高昌时期的“作人”》，载《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32-65页。
[89]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第383页。
[90]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下卷《史料》（10-1）。小田义久：《大谷文书の研究》，第81页，图版三。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叁），第219页，图版四五。
[91]张广达：《龟兹地区的灌溉》，第147页。
[92]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第84页。
[93]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第54页。
[94]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第89页。
[95]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第57页。
[96]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第119页
[97]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第81页。
[98]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第172页。
[99]参见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第91-109页。
[100]参见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56页。
[101]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第535-536页。关于本件文书的研究，请参见张广达、荣新江：《〈唐大历三年三月典成铣牒〉跋》，载《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102]《旧唐书》卷104《哥舒翰传》，第3213页。
[103]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壹），第72、73、76页，图版一三二。
[104]黄烈编：《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第268页。
[105]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壹），第76页，图版一三一。
[106]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下卷《史料》（12）。《大谷文书集成》〈叁〉，第220页，图版二五。
[107]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下卷《史料》（13）。《大谷文书集成》〈叁〉，第222页，图版二五。
[108]参见小田义久：《大谷文书の研究》，第84-85页。
[109]参见丁明德：《洛阳龙门药方洞的石刻药方》，载龙门石窟研究所编《龙门石窟研究论文选》，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276-289页。
[110]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第98页。
[111]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壹〉，第77页，图版一三三。
[112]参见霍旭初：《敦煌佛教艺术的西传——从新发现的阿艾石窟谈起》，载《敦煌研究》2002年第1期。
[113]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第99页。
[114]童丕等：《库车汉文文书》，第108页。
[115]《新唐书》卷135《高仙芝传》，第45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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