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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唐初安西四镇的弃置

唐初安西四镇的弃置
王小甫原载：龟兹文化研究

在唐代西域史研究中，安西四镇的弃置是人们长期感兴趣的题目。近年，张广达先生考定了碎叶城的地理位置和四镇初置的年代，同时指出，两唐书《龟兹传》和《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册二中有关四镇弃置的三条材料出于同一史源①。我认为，这一史源就是崔融的《拔四镇议》。本文试图通过对《拔四镇议》有关史实的考证，对唐初安西四镇之弃置提出自己的看法。一、崔融献议的时间与背景崔融《拔四镇议》全文见于》《文苑英华》卷七六九，《全唐文》收在卷二一九。余外史籍如《唐会要》卷七三所收《请不拔四镇议》等均非全文。《拔四镇议》涉及当时史事者主要是如下一段：至唐，太宗方事外讨，复修孝武旧迹，并南山至于葱岭为府镇，烟火相望焉。其在高宗励精为政，不欲广地，务其安人；徭戍繁数，用度减耗，复命有司拔四镇。其后吐蕃果骄，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以（据《全唐文》当作“所在”。——引者）城堡无不降下。遂长驱东向，逾高昌壁，历车师庭，侵常乐县界，断莫贺延碛以临我墩煌（当作“燉煌”。——引者）。伏赖主上神鉴通幽，冲机测远，下严霜之令，兴时雨之兵，乃命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安西都护阎温古为副问罪焉。时也，先命兰州刺史、行军司马宋师将料敌简徒，倍道据碛。贼逢有备，一战而走，我师追蹑，至于焉耆，粮道不继而止，竟亦无功。朝廷以畏懦有刑，流待价于琼州，弃温古于秦州，放弃二罪而诸将咸肃。至王孝杰而四镇复焉。今者拔之，是弃己成之功，忘久安之策②。这是当时人叙述西域史事极为难得的一段文字，今日所见文献中有关史料无不源出于此。可惜，由于载籍未见崔融献议的时间，人们不明其所以由来，以致舍本逐末，使如此重要一史源长期湮没，很少有人探究、引用。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3对崔融献议时间考证如下：《会要》七三、《新书》二一六上，均称曰右史崔融献议。《会要》系长寿复四镇下；《新书》置于长寿元年复四镇后，延载元年王孝杰破吐蕃前。余按《旧书》九四，融本传：“圣历中，则天幸嵩岳。……及封禅毕，乃令融撰朝觐碑文，自魏州司功参军授著作佐郎，寻转右中。圣历二年，除著作郎，仍兼右史内供奉。”则天实以万岁通天元年封嵩岳，非圣历中；且此处如作圣历，下文不必复提圣历二年也。故知“圣历中”之“圣历”字误。（《校勘记》失校。）复次，依旧传文，则延载元年前融尚未官右史；《会要》、新传亦自踳驳。今姑附于长寿末记之。岑先生所考无不是，唯仍“姑附于长寿末”，岂非“亦自踳驳”？实际上，要考证崔融献议时间，应从两个问题着手，一是崔融转任右史的时间，一是崔融献议的直接原因，要使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能够相应。关于第一个问题，除了旧本传的资料外，《陈子昂集》卷七收有《送著作佐郎崔融等从梁王东征序》及《登蓟州城西北楼送崔著作入都序》（均收入《文苑英华》卷七一八）。据罗庸考证，两文均作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4。可见，崔融转任右史只能是万岁通天元年或是年以后，圣历二年（699年）除著作郎以前的事。换句话说，作为右史的崔融献议只能发生在696～698年这三年中间。再说第二个问题。《唐六典》卷八侍中条略云：“凡下之通于上，其制有六。四曰议（原注：谓朝廷之疑事，下公卿议，理有异同，奏而裁之）。”从崔融献议的题目上可以看出来，他持“拔四镇”的主张5。这种主张的主要论点见于崔融议中，即“议者但忧其劳费，念其远征”。这种说法无疑以狄仁杰《言疏勒等凋弊疏》最具代表性。该疏收入《文苑英华》卷六九八，《唐文粹》题作《请罢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疏》。《旧唐书·狄仁杰传》全文收录此疏，传言：“神功元年，入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仁杰以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极为凋弊，乃上疏曰：（前略）近贞观年中，克平九姓，册李思摩为可汗，使统诸部者，盖以夷狄叛则伐之，降则抚之，得推亡固存之义，无远戍劳人之役。此则近日之令典，经边之故事。窃见阿史那斛瑟罗，阴山贵种，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镇，使统诸蕃，封为可汗，遣御寇患，则国家有继绝之美，荒外无转输之役。如臣所见，请捐四镇以肥中国，罢安东以实辽西，省军费于远方”。在实际上就是拔四镇的全部设想。然而，幻想不费人力物力单靠羁縻政策就能维持边疆安定，这并非始自狄仁杰6。况且，如崔融《拔四镇议》中所述，唐朝已有过拔四镇引起边防大滑坡的教训。那么，狄仁杰于神功元年（697年）上疏就不可能是空谷来风、老生常谈，而应是事出有因的。尽管在现存所有收录狄疏的史料中都看不出上疏的直接原因，我们还是在《通典》卷一九O吐蕃条找到了与此有关的材料，其文略云：武太后如意初，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至万岁通天初，又寇凉州，执都督许钦明。二年，吐蕃大论钦陵遣使请和。武太后遣前梓州通泉县尉郭元振往，至野狐河与陵遇，陵曰：“大国久不许陵和，陵久不遣使。以久无报命，故去秋有甘、凉之抄，斯实陵罪。今天恩既许和好，其两国戍守，咸请罢置，以便万姓各守本境，靡有交争，岂不休哉！然以西十姓突厥、四镇诸国，或时附蕃，或时归汉，斯皆类多翻覆。伏乞圣恩含弘，拔去镇守，分离属国，各建侯王，使其国君人自为守，既不款汉，又不属蕃，岂不人免忧虞，荒陬幸甚！”振曰：“兹事漫体大，非末吏所能明，论当发使奉章以闻，取裁于圣主。”陵乃命郎宗乞思若为使，即罢兵散卒，遂指天为信，斯具之表矣。振与思若至，时朝廷以四镇十姓事，欲罢则有所顾，欲拒则有所难，沉吟久之，莫之能决。振乃献疏曰：“今宜报陵云：‘国家非吝四镇，本置此以扼蕃国之尾，分蕃国之力，使不得并兵东侵。今若顿委之于蕃，恐蕃力强易为东扰。必实无东意，则宜还汉吐浑诸部及青海故地，即俟斤部落当以与蕃。’如是足塞陵口而和事未全绝。” 仔细比较这条史料中论钦陵的议和条件和前引狄仁杰疏中请捐四镇的设想，何其相似乃尔！可以肯定地说，神功元年（万岁通天二年九月改元神功）狄仁杰上疏就是当时朝廷有关钦陵和议的廷议之一。崔融献议则是对钦陵和议及狄仁杰上疏提出的异议。这从崔议中的另一段话可以看出来：“汉时，单于上书愿保塞，请罢边备，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东汉时，西羌作乱，征天下兵，赋役无已。司徒崔烈以为宜弃凉州，议郎传燮厉言曰：‘斩司徒天下乃安。’……今宜日慎一日，虽休勿休，采侯应不可之言，纳傅燮深虑之议。”可见，崔融献议时，钦陵议和、狄仁杰上疏已经在先了。正是在崔、狄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才有郭元振上疏。两唐书《郭元振传》、《册府元龟》卷六五五都引有郭元振疏，并说“太后（则天）从之”，看来这就是整个争论的结果。《资治通鉴》卷二○五将钦陵议和、元振上疏事系在万岁通天元年九月丁巳突厥寇凉州条后，而将狄仁杰上疏事系在神功元年冬闰十月甲寅仁杰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条后，遂使仁杰上疏失去所由，显然有误。如我们在前引《通典》卷一九○吐蕃条中所见，万岁通天元年吐蕃曾寇凉州并执都督许钦明，论钦陵在万岁通天二年也自认：“去秋有甘、凉之抄，斯实陵罪。”《资治通鉴考异》卷一一引《则天实录》亦云：“吐蕃寇凉州，都督许钦明为贼所杀。”但定《则天实录》为误7，这恐怕也是《资治通鉴》作者未能正确认识钦陵议和等史实的主要原因。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崔融献议的时间断在神功元年，并且是在该年闰十月甲寅（697年12月10日）以后，此时狄仁杰已拜相，崔融正在右史任上（见前）；献议的原因是吐蕃论钦陵是年提出“拔四镇”为议和条件，狄仁杰上疏请捐四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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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拔四镇议》与其他史料的关系

我们注意到，各种史籍引崔融之议尽管详略不一，都有许多相同之处；有关各种史料也大都具备这些相同之处，例如《唐会要》卷七三所收崔融《请不拔四镇议》、《新唐书?吐蕃传上》、《旧唐书?龟兹传》、《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册二、《新唐书?龟兹传》中所见。这些材料从行文上看有以下共同点：

1、语气相同，都是追述过去的事。即使是人们最常引用的旧《龟兹传》，也不是陈述现状。

2、都以同样的顺序叙述了一些相同的内容：太宗时置府镇；高宗时拔四镇；其后吐蕃大入，焉耆以西所在城堡无不降下；王孝杰复四镇。

3、许多字句几乎完全一样。如崔融《拔四镇议》略云：“其在高宗励精为政，不欲广地，务其安人，……复命有司拔四镇。其后吐蕃果骄，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在城堡无不降下。”旧《龟兹传》：“高宗嗣位，不欲广地劳人，复命有司弃龟兹等四镇，移安西依旧于西州。其后吐蕃大入，焉耆已西四镇城堡，并为贼所陷。”

由此可见，所有这些材料出于同一史源。我们还注意到，这批材料中只有《文苑英华》和《唐会要》所收崔融议文中提到了“主上”，这正是对当时已称帝的武则天的称呼。从文字上看，《文苑英华》所收起“议曰”，止“谨议”，首尾完整；字数最多，陈述详尽；整篇文章虽有刊刻错误（这是《文苑英华》的通病），但字句无窜改痕迹。这应该是崔融《拔四镇议》的完篇，即是这一批材料的原本。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崔融的这份献议早就被引用改动过了。如新《吐蕃传上》在“右史崔融献议曰”以下的直接引文中，竟出现了“太宗……并南山抵葱岭，剖裂府镇，烟火相望，吐蕃不敢内侮”这样的话。众所周知，自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遣嫁文成公主于吐蕃，此后唐蕃和好，直到太宗去世双方无任何冲突见于记载。况且，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才遣军讨平龟兹8；次年太宗去世，高宗又授吐蕃赞普驸马都尉，西海郡王9，哪里谈得上“吐蕃不敢内侮”呢？显然，这既非当时实情，也非崔融原话。此外，在《唐会要》所引崔融《请不拔四镇议》中，还出现了“汉兵难度，则碛北伊西、北庭、安西及诸蕃无救”这样的句子（新《吐蕃传上》的引文中也有类似的话）。从所周所，北庭都护府置于长安二年（702年），在神功元年（697年）的崔融献议中是不应该出现“北庭”这个名称的10。《唐会要》所引显然已经后人改动。《文苑英华》所收崔融议文中，相应的这句话是：“汉兵难度碛北，伊、西、延、安及诸蕃无救”，很明显，“延”为“庭”之讹，“及”为“西”之讹11。至于旧《龟兹传》中居然出现了“则天临朝”这样的话，就更非崔融原文了。

进一步比较崔融《拔四镇议》原文和人们最常引以为据的旧《龟兹传》，可以发现两文各有特点。《拔四镇议》文字生动，旧《龟兹传》地名具体。如议文说：“太宗方事外讨”；旧传说：“太宗既破龟兹”。议文说：“并南山至于葱岭为府镇，烟火相望焉”；旧传说：“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以郭孝恪为都护，兼统于阗、疏勒、碎叶，谓之‘四镇’”。议文说：“复命有司拔四镇”；旧传说：“复命有司弃龟兹等四镇，移安西依旧于西州”。通过对比可以明显看出，《旧唐书?龟兹传》这一段是作者在摘录崔融《拔四镇议》的基础上进行改动，主要是增加具体地名而成的。旧书的作者在进行改动时甚至未能仔细核对史实，如郭孝恪在讨龟兹时已经战死，岂能在战后再任都护。因此，旧传这一段不可凭信，尤其不可作为原始史料引用。与《新唐书》在《吐蕃传上》明确引用崔融献议相比，以保存史料为特点的《旧唐书》竟然没有一处明确提到崔融此议，岂非欲盖弥彰！旧传所用四镇名称极有可能就取自《唐会要》卷七三所述长寿元年王孝杰复四镇的名称（《唐会要》正是把狄疏、崔议收在王孝杰复四镇之下，而崔议明确提到“至王孝杰而四镇复焉”）。下文将会讲到，那并非是初置四镇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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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初安西四镇弃置之真相

崔融《拔四镇议》里所讲拔四镇后吐蕃大入西域的事件本来不难断代。由于其中讲到该事件后派遣的韦待价安息道行军，可以断言，这里讲的就是近年因吐鲁番出土《汜德达轻车都尉告身》12等文书的刊布而被多数学者所肯定的垂拱二年（686年）拔四镇及其以后发生的事件13。但是，垂拱为武后年号，崔融为何说成高宗（649～684）？而且《新唐书?龟兹传》讲：“仪凤（676～679）时，吐蕃攻焉耆以西，四镇皆没”，是否在崔议之外另有所据？有人甚至说自高宗咸享元年（670年）唐放弃四镇，除了长寿元年（692年）一度夺回，此后100多年（693～866年）整个西域都在吐蕃手中14，这是事实吗？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弄清唐初安西四镇弃置的真实情况。唐人苏冕在编《唐会要》时曾指出：“咸享元年四月罢四镇是龟兹、于阗、焉耆、疏勒；至长寿元年十一月复四镇是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两四镇不同，未知何故？”现在，经过许多学者的长期探讨并由于若干新材料的发现、刊布，其中真相已逐渐清楚了。

唐初四镇弃置有三次：

第一次，咸亨元年（670年）罢弃，上元二年（675年）复置。过去人们一直认为高宗永徽、显庆年间（650～659年）四镇有一次弃置15，现在张广达先生已经考定“四镇之设当在显庆三年（658年）安西都护府迁移龟兹前后”16，此前弃置自属子虚。咸亨元年罢四镇历来为学界所公认。值得一提的是，近年刊布的吐鲁番出土《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17等文书，不仅证明咸亨元年四节18。这里想强调的是，既然《旧唐书?龟兹传》所述太宗时期四镇之名不可凭信，那么《唐会要》卷七三所记：“咸亨元年四月罢四镇是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就是见于史文最早的四镇名称。因而可以肯定地说，初置四镇有焉耆而无碎叶。19

过去人们并认为唐朝在上元二年恢复了四镇⑦。其实，这一史实可以由上元二年前后的事件21及仪凤年间弃四镇两方面得到确认。换句话说，正因为唐朝至上元二年已恢复了四镇，才会有仪凤三年（678年）吐蕃陷四镇的事。

第二次，仪凤三年吐蕃等攻陷四镇，调露元年（679年）复置。与仪凤年间西域战事有关的汉、藏文献、文书不少22。这些史料叙述的基本史实是：仪凤二三年间，西突厥余部阿史那都支自称十姓可汗23，与吐蕃连兵进攻安西；吐蕃大论赞聂亲自领兵入西域，在那里活动了近四年（676～679年）；唐朝一面以西州为基地派兵到龟兹附近与吐蕃争战，一面派中书令李敬玄为洮河道行军大总管出兵青海策应24；仪凤三年九月，李敬玄、刘审礼以十八万唐兵败于论钦陵，吐蕃“西又攻陷龟兹、疏勒等四镇”25。唐朝在调露元年复置四镇，这也是学界公认的史实。应当指出的是，在前述万岁通天二年议和时论钦陵说过这样一段话：“往者高宗以刘审礼有青海之役，乃使黄仁素、贾守义来和。陵之上下将士，咸无猜忌，故边守不戒严。和事未曾毕，已为好功名人崔知辩从五俟斤路乘我间隙，疮痍我众，驱掠牛羊，盖以万计。自此陵之国人大危栗和事矣。”26可见调露元年（仪凤四年六月改元调露）是西州都督崔知辩27先收复了四镇，所以同年七月裴行俭波斯道行军到西州时，才能召来四镇诸胡酋长28。裴行俭捉到十姓可汗都支以后，唐朝才能在他牙庭附近的碎叶置镇29。《册府元龟》卷九六七外臣部继袭条：“调露元年，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很明显，碎叶至此才取代焉耆成为四镇之一。《新唐书?龟兹传》说仪凤时吐蕃攻陷四镇都在焉耆以西，显然不是事实。考虑到《新唐书》已在《吐蕃传上》明确引用了崔融《拔四镇议》，我认为新《龟兹传》这一段很可能是在旧传基础上加工改编成的。

第三次，垂拱二年拔四镇，长寿元年收复。垂拱二年以前唐朝北边和西北的形势，前人已有所论列。这些形势无疑对唐朝决定拔弃四镇产生过影响。但是，我认为，垂拱二年十一月唐朝下令拔四镇本身完全是唐军有计划的主动撤退，既非安抚西突厥，更非从吐蕃之请。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得到证明：

第一，《文苑英华》卷六八四，陈子昂《谏雅州讨生羌书》说：“国家近者废安北、拔单于、弃龟兹、放疏勒，天下翕然谓之盛德。所以者何？盖以陛下务在仁不在广，务在养不在杀，将以息边鄙，休甲兵，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据罗庸考证，此书撰成于垂拱三年（687年）30，所谓弃龟兹、放疏勒必垂拱二年事无疑。《资治通鉴》卷二O二引陈子昂此书作“盖以陛下务在养人，不在广地也”31。与崔融《拔四镇议》中“其在高宗励精为政，不欲广地，务其安人”如出一辙！可见这些都是当时一班士大夫对武则天垂拱二年下令拔四镇进行歌功颂德的惯用语。崔融献议时不过是套用了这些惯用语，因为要对拔四镇提出异议，为主上讳计，故指为高宗。总之，说拔四镇出自唐朝那班幻想不费人力物力而单靠一项羁縻政策就能维持边疆安定的士大夫的策划，殆无大差。

第二，从前引狄仁杰神功元年上疏中可以看出，所谓“拔四镇”的本意并非是舍弃边疆不要，而是撤回镇将防人，把防务交给忠实于唐朝的羁縻府州长官即当地土著首领来负责，从而减轻一些财政和人力负担。同时，狄仁杰疏中已将拔四镇的安排设想得很具体。从前引《通典》卷一九O吐蕃条也可以看出，当时唐蕃双方都知道拔四镇就意味着委四镇于吐蕃，崔融献议特别强调这种后果，而狄仁杰却有意回避这一情况。可见，拔四镇的设想及其后果都是有先例的，这应当就是垂拱二年拔四镇的情况。因此，可以认为，唐朝于垂拱元年十一月擢阿史那弥射之子元庆兼崑陵都护、袭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部；垂拱二年九月以阿史那步真之子斛瑟罗兼蒙池都护、袭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正是为重拱二年十一月拔四镇预做安排。然而拔四镇以后（注意：崔融原话有“其后”二字）32，吐蕃乘虚而入，“却令元庆没贼，四镇尽沦”33，以至攻破焉耆，兵临敦煌，这却是唐朝始料所未及的。

关于拔四镇的具体过程，近年刊布材料与研究都较多，兹不赘述。只想指出一点，在上述情况下，不能认为直到天授元年（690年）斛瑟罗收其余众入居内地之前，碎叶仍为唐守，因为那既不符合唐拔四镇本意，又违背了垂拱二年十一月三日所下拔四镇的敕旨。其实，垂拱二年拔四镇是唐朝主动撤退军防，并没有经过多么激烈的战斗。这一点从吐鲁番出土《汜德达轻车都尉告身》也可以看出来，拔四镇每镇才酬勋一转，比照《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员外郎条所载“获勋之等级”，只能是下阵下获。该条略云：“以多击少为下阵，转倍以上为多少；常据贼数以十分率之，杀获一分以上为下获，虽破城镇，杀获不成分者，三等阵各酬一转。”也就是没有功劳酬苦劳之意。

垂拱二年拔四镇以后至长寿元年王孝杰复四镇的史事，是《拨四镇议》里讲得最清楚详细的史实。这里仅据近年刊布的材料和有关研究谈几点看法：

1、据敦煌所出古藏文《大事记年》，吐蕃论钦陵自687年领兵入西域，至689年才从西域回蕃地34。钦陵在西域居留了两年多，显然这期间吐蕃在西域的活动都是钦陵主持的。

2、垂拱三年（687年）陈子昂《谏雅州讨生羌书》说：“臣又流闻西军失守”，可见吐蕃大入西域，乃至攻破焉耆东向，兵临敦煌等均为垂拱三年事。考虑到崔融议中称颂遣韦待价安息道行军为“时雨之兵”，并说：“时也，先命兰州刺史、行军司马宋师将料敌简徒，倍道据碛。贼逢有备，一战而走，我师追蹑，至于焉耆，粮道不继而止。稍后又讲到：“顷者若稍迟留，贼先据要害，则河西四郡已非国家之有。”似应肯定《则天实录》垂拱三年“十二月壬辰，命韦待价为安息道大总管以讨吐蕃”35的记载。当然，实际上是先命行军司马宋师将出兵收复了焉耆。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垂拱二年拔四镇后安西都护府曾移治焉耆直到永昌元年（689年）初。实际上，这次安西府只可能像历次一样撤回到西州，焉耆则是唐军退守的西界，即所谓“铁关、于术，四镇咽喉，倘为贼所守，事乃交切”36。可以说，此后焉耆未再被攻破，因为永昌元年韦待价兵败以后，安西副都护唐休璟仍作为西州都督抚安西土，而且长寿元年唐休璟请复四镇也没有提到如此重要之焉耆37。

3、韦待价安西道行军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果说垂拱三年命韦待价出兵是由于吐蕃攻破焉耆，兵临敦煌的话，那么在宋师将已收复焉耆的情况下，为什么到永昌元年还要遣韦待价出兵呢？我认为，这第二次出兵主要不是由于西域形势而是由于唐朝内部政治的变化。如果说武则天在平定徐敬业之乱（684年）以后一度有过“不欲广地，务其安人”的想法的话，那么到垂拱四年（688年）平定唐宗室诸王之乱前后，这些想法已经荡然无存了。这时的武则天好大喜功，竭力维新，谋革唐命。前因拔四镇而使吐蕃大入西域，反而为她提供了炫耀武功的大好机会。所以从永昌元年起的四年间，武则天三次遣兵西击吐蕃，最后一次即长寿元年王孝杰收复四镇。永昌元年韦待价督三十六总管西讨吐蕃到了弓月西南的寅识迦河（今伊塞克湖附近）38，很可能是有意支援在那一带活动的斛瑟罗以取得碎叶。结果韦待价为吐蕃所败，“乃旋师弓月，顿于高昌”39。斛瑟罗亦收其余众入居内地。次年武后革唐为周，斛瑟罗率诸蕃长请赐睿宗氏曰武，武后乃更号斛瑟罗曰竭忠事主可汗40。大约正因为有这些事迹，神功元年狄仁杰上疏才敢于同意吐蕃的议和条件，请捐四镇而立斛瑟罗，谓能“遣御寇患”云云。

4、自论钦陵687年领兵大入西域，到692年王孝杰复四镇，吐蕃在西域统治了6年。有关吐蕃在西域统治情况的史料很少，但也并非一无所有，目前可指出以下几点：

（1）如前所述，687～689年是论钦陵率兵占领西域。689年以后，吐蕃主事西域的是钦陵幼弟勃论赞刃41。

（2）藏文《丹珠尔》记载勃论统治于阗期间曾在当地兴建寺院。从当时吐蕃入西域均越于阗南山（崔融所述吐蕃进兵路线正是自西徂东），以及钦陵曾说咄陆诸部近安西、俟斤诸部近蕃境因而求取俟斤部落42等情况，我们推测于阗就是吐蕃统治西域的中心。而且，如前所述，吐蕃在西域的统治东边没有越过焉耆。

（3）与在绿洲地区的直接统治不同，吐蕃入西域以后便废除了唐朝册立的兴昔亡可汗阿史那元庆43，另立其弟仆罗为十姓可汗44，受吐蕃羁麋统治西突厥部地。仆罗既为十姓可汗，当然应当住在碎叶附近45。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碎叶既不可能仍为唐守，也不可能为斛瑟罗所居。同样，永昌元年唐蕃战争到了碎叶附近的寅识迦河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5、由于文献没有记载王孝杰复四镇的过程，有人便怀疑“692年是否发生了重大战斗”46。吐鲁番出土《张怀寂墓志铭》详细叙述了长寿元年王孝杰武威道行军克复四镇的经过，弥补了文献史料的不足。诚如香港学者饶宗颐先生所指出：“怀寂是王孝杰的部将”，“正缘孝杰及张怀寂的战绩，故回镇重新复置”47。其实，文献史料中也并非完全没有王孝杰的作战情况，如《旧唐书?王孝杰传》：长寿元年，“乃克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而还。则天大悦，谓待臣曰：‘昔贞观中具得此蕃城48，其后西陲不守，并陷吐蕃。今既尽复于旧，边境自然无事。孝杰建斯功效，竭此款诚，遂能裹足徒行，身与士卒齐力。如此忠恳，深是可嘉。’”元帅裹足步行，行军作战与士卒无异，可见这场战争之艰巨！王孝杰复四镇后以汉兵三万镇守，大大加强了中原王朝在西域的实力和防务，从而结束了西域被反复争夺的局面49。安西四镇从此再未放弃，直到8世纪末叶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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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12 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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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焉耆与碎叶的交替问题

《旧唐书?龟兹传》将崔融《拔四镇议》原文“焉耆以西所在城堡无不降下”改为“焉耆已西四镇城堡并为贼所陷”，逻辑上不通，四镇既已拔弃，何来为贼所陷？然而，旧传这一句却常常被人们引来作为四镇始置就都在焉耆以西（即有碎叶而无焉耆）的证据。这除了对史料的理解和史实断代方面的问题外，还有对唐置四镇意图乃至整个唐代西域形势的正确认识问题。过去人们在讨论初置四镇有无碎叶的问题时，多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当时唐朝统治是否到达碎叶的问题上。我认为，这里涉及的主要并非是否统治而是如何统治的问题，即在实行羁縻制度的地区如何布兵设防的问题。焉耆与碎叶的交替实际上与唐朝经营西域的战略及西域形势的发展变化有关。简单说来，唐朝是从消灭并取代西突厥对葱岭以东绿洲诸国的控制开始其对西域经营的，所以最初设置四镇是散布镇抚而非集中防御。后来，由于吐蕃进入西域与西突厥余部连兵，隔断二蕃成为唐朝的主要战略目标，置镇碎叶才成为必要。碎叶、疏勒、于阗三镇一字排开，扼守着整个王俟斤路。安西都护府所在的龟兹总其后，依靠焉耆以东的西州地区为基地，同吐蕃和西突厥余部的联盟展开激烈的争战。这里只举一条史料，前引《通典》卷一九O吐蕃条：“振乃献疏曰：‘国家非吝四镇，本置此以扼蕃国之尾，分蕃国之力，使不得并兵东侵。’”这显然不是指初置四镇时的情况。另外，后来唐以碎叶隶北庭，焉耆备四镇，也决不仅仅是“重新划分行政区域”或“备数”而已51。焉耆无论是否作为四镇之一，其战略地位都很重要，所以唐朝一直十分重视焉耆。
五、结语

总结上文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崔融《拔四镇议》作成于697年12月10日以后不久，与狄仁杰《请罢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疏》等同属武周朝廷有关是年吐蕃议和条件的廷议。

2、《文苑英华》卷七六九所收为崔融《拔四镇议》原本（但有刊刻错误），其他有关史料均源出于此。《旧唐书?龟兹传》等史料中关于太宗时置四镇的记载不可凭信。

3、唐初安西四镇的弃置有三次，崔融《拔四镇议》里讲的是最后一次即垂拱二年拔、长寿元年复的情况。

4、四镇初置有焉耆而无碎叶。焉耆与碎叶的交替更换主要是唐朝同吐蕃（与西突厥余部连兵）在西域争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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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12 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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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北京大学学报》（哲社）1979年第5期；《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东洋文化》第68号，1988年3月。

2《文苑英华》卷第七六九。

3中华书局1958年版。

4罗庸：《陈子昂年谱》，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5卷2号，1935年。

5由此可见，《唐会要》卷七三所收《请不拔四镇议》，标题扞格不通。

6参见《贞观政要》卷九安边第三六。

7参岑仲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中华书局1964年版。

8见两唐书《阿史那社尔传》、《焉耆传》、《龟兹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9见《新唐书?吐蕃传上》，《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10参郭平梁《唐朝在西域的几项军政设置》，《新疆历史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78年。

11此处无需“及”字，参《全唐文》卷二一玄宗《授郯王嗣直等都护制》。

12见《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文物出版社，1986年。

13参唐长孺《唐西州差兵文书跋》，《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

14见王尧《吐蕃简牍综录》，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7页。

15参周伟洲《略论碎叶城的地理位置及其作为唐安西四镇之一的历史事实》，见前引《新疆历史论文集》。

16见前引张广达文。

17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文物出版社，1985年。我认为，这份文书中被整理者分为第（四）、第（六）的两件从文意看应该缀合。

18参拙著《唐、吐蕃、大食关系史》，北京大学博士论文，1989年。黄惠贤的不同意见见其对该文书的考释，载前引《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

19吴震曾据《旧唐书?龟兹传》等材料说四镇初置即有碎叶，认为《唐会要》的说法不足征信，见其《唐碎叶镇城析疑》，载前引《新疆历史论文集》。

20参前引周伟洲、吴震文。

21见前引拙著第22～23页。森安孝夫认为这次恢复是上元三年的事，见《吐蕃の中央すヅカ进出》，金沢大学文学部论集，史学科篇第4号，1984年3月刊，第12页。黄惠贤认为“上元二年，最迟在仪凤二年（677），安西四镇已恢复”，见前引黄文。

22如《新唐书》高宗纪、突厥传、吐蕃传、疏勒传；《旧唐书》裴行俭传、吐蕃传；《通典》卷一九O吐蕃条；《册府元龟》卷九七O仪凤二年四月条；《吐鲁番出土文书》第5册、6册、7册；小田义久《大谷文书集成?壹》，法藏馆，1984年；陈庆英、仁庆扎西译注，萨迦?索南坚赞撰《王统世系明鉴》第19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敦煌所出古藏文《大事纪年》，见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年。

23参内藤みどり《西突厥〈碎叶の牙庭〉考》，《东洋学报》69卷3、4号，1988年3月。

24两事相关见《新唐书?吐蕃传上》。参前引《通典》卷一九O吐蕃条郭元振上疏。

25《旧唐书?吐蕃传上》。

26《通典》卷一九O吐蕃条。

27据《新唐书?王方翼传》可知，在裴行俭波斯道行军前已有安西都护杜怀宝，故知崔知辩当时仍为西州都督。

28《资治通鉴》卷二O二。

29《新唐书?地理志》。

30前引《陈子昂年谱》。

31《资治通鉴》将此书系在垂拱四年，恐误。因陈子昂同书又讲到“臣又流闻西军失守”，当指垂拱三年吐蕃大入西域攻破焉耆事。

32《旧唐书?郭元振传》。此处“四镇”可作地区解。

33前引《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第224页。

34见前引王尧《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06页。

35《资治通鉴》卷二O四垂拱三年《考异》引《则天实录》。

36《张曲江文集》卷一二《敕西州都督张待宾书》。

37参《资治通鉴》卷二O四、二O五，《旧唐书?唐休璟传》。

38参陈俊谋译，松田寿男著《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395页。

39《新唐书?韦待价传》。

40《新唐书?突厥传下》。《资治通鉴》卷二O四将斛瑟罗入内地事系在天授元年后，我认为，自韦待价永昌元年秋七月兵败，到天授元年九月武则天称帝，斛瑟罗应早就入朝了。

41《资治通鉴》卷二O五。吐鲁番出土《张怀寂墓志铭》中提到“贼头跛论”（录文见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中国科学院，1954年），日本森安孝夫将其比定为汉文史籍中的勃论/勃论赞/勃论赞刃，并认为此人即敦煌所出古藏文《大事记年》羊年（695年）条记载被处死的Mgar btsan mnyen gung rton，也就是藏文《丹珠尔》所收《于阗国悬记》里出现的Mgar btsan ngen gung sdon，他统治于阗当在686～692年之间。见前引森安文。

42《通典》卷一九O吐蕃条。

43《旧唐书?郭元振传》：“却令元庆没贼”，此处“贼”指吐蕃无疑，如《张怀寂墓志铭》中有“贼头破论”，《旧唐书?龟兹传》说四镇陷蕃为“并为贼所陷”，等等。

44《旧唐书?郭元振传》略云：“但献父元庆、叔仆罗、兄俀子岂不俱是可汗子孙？吐蕃顷年亦册俀子及仆罗并拔布相次为可汗，亦不能招得十姓，皆自磨灭。”据汉、藏史料可知，俀子为可汗在693～700年，其叔仆罗为可汗当在此前。又，《张怀寂墓志铭》说长寿元年唐复四镇后，“十箭安毳幕之乡”，可知仆罗曾为十姓可汗且已失位。

45《新唐书?地理志》。森安孝夫认为天授元年斛瑟罗率众入朝，其地为突骑施乌质勒所并（见前引文），显然是对《旧唐书?突厥传下》有关记载的误解。从新传的相应段落来看，旧传该段所说应是圣历二年（699年）以后，实际上是长安三年（703年）的事。参《旧唐书?唐休璟传》及《资治通鉴》卷二O七长安三年秋七月庚戌条、长安四年春正月丙申条。

46白桂思：《中亚的吐蕃帝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4页。

47《选堂集林?史林》，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2年，第634页。

48新传此句作“贞观中，西境在四镇”，吴玉贵认为：“这里武则天明明说，到贞观年中所设的四镇有碎叶而无焉耆。”（《唐代安西都护府史略》，《中亚学刊》第2辑，中华书局，1987年，第81页）然对勘两传，新传此句恐非武后原话。

49森安孝夫认为：“692年开始的这场战争并没有马上结束，实际上延续到了次年乃至第三年”（见前引文），与《张怀寂墓志铭》所述（693年5月以前）“十箭安毳幕之乡”、“王孝杰已“振旅凯旋”等史实不合。

50贞元四五年间（788～789年）悟空归国经行安西四镇地区，唐朝在当地的军政系统仍很健全。见《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一《游方记抄》所收悟空行纪。

51见前引吴震文。

摘自《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