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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8 20:12

[楼主]

乾隆经营西藏与避暑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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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经营西藏与避暑山庄
著名清史专家罗明

避暑山庄北宫墙外狮子沟北，矗立着两座藏式建筑，一座是普陀宗乘之庙，一座是须弥福寿之庙。前者仿布达拉宫，后者仿札什伦布寺。这两座建筑体量宏伟，气派非凡，以独特的风格，为避暑山庄平添了许多景色，让游人叹为观止。它们分别完成于乾隆三十六年和四十五年，这时正是清朝的全盛时期，在人力物力上自然不成问题，但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建造这样两座建筑，其初衷却不是为留供后人观览，而是有着-定的政治意图，为一定政治目的服务。这要从乾隆经营西藏说起。
　　清朝初年，西藏政局一直处于动荡状态。考察西藏政局，应把它放在清朝经营北边、西北、西藏更大的范围之中。清初西藏政局之所以动荡，和西北蒙古的局势有密切的关系。明朝末年，西藏佛教中的格鲁派(黄教)遭受迫害，四世班掸与五世达赖定计招引游牧于青海的厄鲁特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崇帧十五年(1642年)，顾实汗率兵入藏，大力扶植黄教，镇压了各地的反抗。以后他的子孙达颜汗、达赖汗、拉藏汗相继控制西藏达七十余年。以外来势力凭借武力统治西藏，难免与当地势力发生矛盾，康熙四十四年，拉藏汗与第巴桑结嘉措终于兵戌相见，杀桑结嘉措，废去桑结嘉措所立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另立一六世达赖。清政府当时鞭长莫及，只好顺其所请，救封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康熙五十六年，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遣其大将策零敦多布率精兵六千入藏，杀拉藏汗，囚拉藏汗所立的六世达赖，对拉萨进行了残暴的洗劫。意大利耶酥会传教士德斯得利，1716-1721年正在拉萨，他目睹了准噶尔军队的暴行。他在《西藏纪事》中写道："策凌敦多布一踏入王宫，就下令洗劫拉萨。那些加入他的部队的僧人，就是最为贪婪和残忍的强盗，他们拿着武器，闯入民房，连同伙的家也不放过，还冲入寺庙，进行洗劫，抢掠庙宇积存和藏匿的财物。他们还不满足，再三闯入民房，不管男女老少，加以污辱和毒打，或绑吊梁上折磨．逼使他们讲出财富埋藏的地方。这种洗劫连续两昼夜，直到每件有价值的东西都被取走为止。"①甚至对被视为圣地的布达拉宫，也进行了洗劫，"挞靶人洗劫了布达拉宫，无数的金银珠宝成了他们的战利品，对达赖喇嘛的私人卧室、该宫的重要佛堂和各法座，洗劫特别彻底，只有目击者才能估计到这些战利品的价值。"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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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8 20:15

1 楼

准噶尔的侵入西藏，不仅造成了西藏的灾难，而且加深了国家分裂的危机，这是清政府所绝不能容忍的。康熙御制平定西藏碑文中说："中间策妄阿拉布坦妄生事端，动准噶尔之众，肆行奸诈，灭坏达赖喇嘛，井废第五辈达赖之塔，辱蔑班掸，毁坏寺庙，杀戮喇嘛，名为兴法，实则灭之。且欲窃据土伯特国"。③于是决意用兵。康熙五十七年，命西安将军额伦特等统兵入藏，至喀喇乌苏为准兵所败，全军覆没。次年，复谋大举，以皇十四子允礻题为抚远大将军，驻节西宁，调兵集饷，两路出师，大败准兵，策零敦多布率残部逃回伊犁。乃命拉藏汗旧属康济鼎总理藏政。到了雍正五年，复有阿尔布巴之乱，康济鼎被杀，纷乱将及一载。世宗复派兵入藏，并派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驻藏(此为驻藏大臣之始)，以颇罗鼎总理藏务。
　　综而观之，清朝初年西藏政局所以动乱频仍，主要是由于：
1．厄鲁特蒙古的介入，使西藏长期不得安宁。蒙古各部信奉黄教，而西藏是黄教宗主所在，谁控制了西藏，谁就可以利用黄教在蒙古各部中间的影响，获得重大的政治利益。而西藏内部不同教派，不同集团，也往往挟蒙古武力，以加强在政治斗争、宗教斗争中的地位。内外勾结，造成了长期的动乱；
2．西藏各教派、各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
3，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有名无实，藏内日常政务的处理，西藏地方官员的任免，军队、边防的管理，关系重大的大活佛转世等宗教事务，几乎都无法过问，雍正年间设立了驻藏大臣，这种状况也没有根本的改变。
　　乾隆即位之初，西藏虽然获得暂时安定，但不安定的因素仍然存在，西藏管理中许多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摆在乾隆面前的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乾隆对西藏的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他在位的六十年中，为最终解决西藏问题，极其细心地处理每一个具体问题，不做办不到的事情。他又极其耐心地等待时机的到来，-旦时机到来，立刻抓住不放，果断处理。细心、耐心、果断，成为乾隆处理西藏问题的特点。这和他对西藏问题的认识有很大的关系。
　　乾隆始终明确的认为，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乾隆十五年十月，西藏发生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之乱以后，他就说过；"夫开边黩武，朕所不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有亏尺寸。④五十三年发生廓尔喀侵入西藏事件后，他又说："况卫藏为我皇祖、皇考勘定之地，久隶职方，僧俗人等胥沾?化百有余年"。⑤因此，不管是珠尔墨特之妄图割地自专还是后来廓尔喀之入侵西藏，都是乾隆所绝不允许的。当时的一些臣僚并不这样认识，仍把西藏视为"外夷"，把西藏的使者目为"夷使"，这使乾隆甚为恼火。乾隆五十二年，他特地谕军机大臣等："本日巴延三奏报前藏达赖喇嘛遣使过境日期一折，内称'夷使'字样，甚属谬错。国家中外一家，况卫藏久隶版图，非若俄罗斯之尚在羁糜，犹以外夷目之者可比，自应以来使堪布书写为是，乃一任庸劣幕友混行填写夷使字样，率尔具奏。巴延三于此等陈奏事件全不留心寓目，何至糊涂若此!著传旨严行申饬"。⑥＂夷使"与"来使"仅一字之差，乾隆不惜详示训斥，只因此字关系重大。乾隆要全体臣僚明白，与西藏的关系，乃是国家内部的关系。正因为乾隆有这样明确坚定的认识，故他方能贯彻始终、坚持不懈，他不允许任何侵犯西藏或藏内不服从中央意旨的事件发生。一旦发生，在当时国力允许的范围内，乾隆必定要做出强烈的反应。而且作为一个英明有为的君主，他善于抓住时机，改变局势，从根本上解决西藏的动乱问题，就成为必有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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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8 20:18

2 楼

乾隆所以重视西藏，还因为西藏所处的特殊地位，在统一、巩固北方和西北的巨大作用。因为西藏黄教为众蒙古所信奉，西藏是黄教两大领袖达赖和班掸驻锡之地，处理好西藏问题，特别是处理好同达赖、班掸的关系，对于国家的安危关系甚大，他-再强调："藏地关系甚要"，⑦＂卫藏为黄教兴隆之地，内外诸蒙古，无不以是为宗，所关事体大。"⑧他所以不厌其烦再三宣示，就是要他的臣僚们能够秉承他的意旨，妥善处理西藏问题。
　　乾隆初年，青海和硕特部干预西藏政局的可能性已经消失，但准噶尔干涉西藏事务的危险却仍然存在。对此，乾隆给予了高度重视，极力隔阻准噶尔和西藏的联系。乾隆八年和十二年，准噶尔两次派人赴藏"熬荼"(礼佛布施)，乾隆限定人数(初定一百后定三百)，派官兵护送(实际上就是监视)，连到藏后至各庙行礼布施也要派官兵陪同，不许准噶尔之人单独接触，即使引起准噶尔的不满和抗议也在所不惜。乾隆又多次拒绝准噶尔派人赴藏聘请喇嘛的请求，只许准噶尔派人来京向西藏喇嘛学习。又拒绝准噶尔派人赴藏向达赖喇嘛请安。目的就是要隔绝准噶尔和西藏的联系。对准噶尔的动态时刻留心，极为敏感，有几次听到准噶尔有所动作的风声(实际上并无其事)，即命令驻藏大臣密切防备，如有危险，即将达赖和班禅移至安全地区安置。乾隆十五年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乱，其主要罪状之一点，即他曾派人潜通准噶尔，称准噶尔台吉为汗，请求其派兵声援。实际上这一次勾结准噶尔并未成为事实，因为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派遣的人到达准噶尔时，准部正在内江，原信及礼物带回，被驻藏大臣班第查获，报告了乾隆。时珠尔墨特本人早巳被傅清、拉布敦诱杀，其妻孥本已有命送北京处理，乾隆接获此报告，即以其逆迹巴彰，按叛逆罪将其家属就地处决。可见乾隆视藏内之人勾通难噶尔为最严重的罪行，其防范准噶尔扰乱西藏政局之心，也于此时见。幸好当时准噶尔内部变乱频仍，已无力侵扰西藏。达瓦齐袭杀喇嘛达尔扎，杜尔伯特三车凌内附，接着阿睦尔撤纳内附，乾隆二十年两路出兵伊犁，二十二年复平定阿睦尔撤纳之乱。至此，准噶尔扰乱西藏的危险最终解除。《清史稿》上有一句话是对的，"(乾隆)二十二年，荡平伊犁，始永无准夷患"。⑨
　　扰乱西藏政局的外部危险已经解除，但对西藏的管理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这正是乾隆所要着力彻底整顿的。
　　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乱．说明西藏管理制度上存在不容忽视的重大缺陷，这次事变，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被害，是坏事，但也给乾隆一个机会，英伟之主与平庸之辈的区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善于抓住时势所造成的机会，果断地采取行动，使事态向有利方面变化。珠尔墨特事件发生不久，乾隆即"渝军机大臣等：西藏经此番举动，正措置转关一大机会，若办理得当，则可保永远宁谧，如其稍有渗漏，则数十年后又滋事端"。10因此，他命令四川总督策楞带兵入藏筹划善后，-加派侍郎兆惠协助，使与驻藏大臣班第、那木扎勒熟商详议。他在总结珠尔墨特事件的教训时，最注意的一点，即珠尔墨特之所以"凶悖肆恶，恣行无忌，本国向来威权太盛，专制一方，致酿此祸"。11又在偷达赖喇嘛等中说："由今观之，办理噶隆之人，权势不可使太专，是乃联所加思永辑藏地亿众生灵之要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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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8 20:19

3 楼

12必须"多立头人分杀其势＂，＂众建以分其势＂，废除藏王制度，他坚决否定达赖喇嘛再立藏王的请求，＂若加达赖喇嘛所秦，即将班第达立为藏王，将来又成一颇罗鼐，日后伊子又思世袭，专据其地，转滋事端＂。13权力专一，缺乏制约机制，是造成藏内政局动荡的原因之一，因此，必须分散权力，互相制约，使其不能据地自雄，为所欲为。以后，策楞等人拟定的《钦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立噶隆（或作噶卜伦）四人，三俗一僧，就贯彻了乾隆的这一思想。策楞等议定的章程，还对其他一些管理制度作了规定，如各处管理地方的牒巴（即第巴，或作第司、第悉），规定由噶隆禀报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补放，其草失治罪，也须请示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处理。凡重大折奏事体并驿站紧要事件，亦须请示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酌定。达木蒙古八旗归驻藏大臣统辖。这个章程，主要是就地方官员的任免和管理方面做了若干规定，其余边防、财政、军队、宗教事务、驻藏大臣的地位等均未涉及，从根本上来看，没有完全达到策楞所奏而经乾隆确认的原则即：＂达赖喇嘛得以专主，钦差（指驻藏大臣）有所操纵，噶隆不致擅权＂的原则，主要的缺陷是钦差能够操纵的事权太小，方面太少。而达赖喇嘛管理藏政，形成政教合一，对后代产生严重影响，则是乾隆君臣始料所不及的。这在以后事态发展中将会暴露出来。这个章程，草拟时间仓促，筹虑未周，（兆惠于章程上奏后即行回程，受到乾隆申诉。）乾隆不满意的一点是没有关于台站管理的具体规定，这也是他从珠尔墨特事件中总结出来的另一个教训，他说：＂即如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一言而塘汛断绝，班第达一言而塘汛复通，信息往来，惟藏王之言是听，而驻藏大臣毫无把握。如此，即驻兵万人，何济于事＂。14他曾多次垂询，表示关注。在章程已定之后，他还命军机处将此事存记，待一二年后有机会时再行提出。乾隆处理西藏问题，可谓心细如发。
　　西藏管理制度的最终完善，是到了乾隆五十三年廓尔喀事件之后。廓尔喀事件暴露了西藏地区在边防、贸易、财政、军事等事项管理上的漏洞。五十四年以后，鄂辉等曾陆续草拟一些章程以图补救，无非就事论事，未能高赡远瞩，彻底解决藏内问题，福康安进击廓尔喀的过程中，乾隆即不断发出有关西藏管理制度方面的指示，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即指出："今经此番大加惩创之后，自应另立章程，申明约束，岂可复循旧习?"15对于许多具体问题的原则，大至金奔巴瓶的设置、驻藏大臣的地位权限，小至西藏铸币的式样和文字，陆续逐条指示。五十七年九月，又命藏内善后事宜，专交福康安、孙士毅、惠龄、和琳四人会商妥办，"将来撤兵后，必当妥立章程，以期永远遵循"。16同年十一月又渝："此系极好机会，皆赖上天所赐，福康安等当趁此将藏中积习涵除，一切事权归驻藏大臣管理，侮经久无弊，永靖边隅，方为妥善"。17五十八年制定的《钦定章程》二十九条，充分反映了乾隆的思想，只有到了这时，西藏管理制度才完备起来，使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制度化，藏内各项事务也有章可循，为藏内的安定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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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8 20:19

4 楼

　　清朝政府通过驻藏大臣进行对西藏的治理，这和新疆地区、蒙古地区管理体制都不一样。但驻藏大臣的职权，开始时很不明确，雍正时称为"前往西藏办事"，18或称"差往达赖喇嘛处"，19并没有具体的职掌。乾隆初年，从他的谕旨来看也还是含混不清。乾隆八年三月渝："所以命大臣驻藏办事者，原为照看达赖喇嘛，镇抚土伯特人众，遇有应行办理及工颇罗鼎请示事件，自应按理裁处"20。乾隆十一年五月，对驻藏办事副都统傅清有一道谕旨称："况令伊驻藏，原于照料之中，寓以防守之意"，又命傅恒寄信与博清，说明"所以令伊驻藏办事者，一则为照料地方，再则为欲知彼处情形消息"。21至于何事必须请示，何事归驻藏大臣办理，并无明文规定。实际上，乾隆初年以前的驻藏大臣，只能起观察员、联络员的作用，根本无法左右西藏政局。但从上引乾隆的谕旨中，却可以看出他逐渐加强驻藏大臣作用的意图。颇罗鼎死后，次子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继位藏王，乾隆即以其年少不更事为由，命令驻藏大臣注意控制。乾隆十三年，他在一道申斥驻藏大臣索拜的渝旨中说："联派大臣驻藏，特为藏地距京遥远，一切事宜俾得就近妥协办理，……其有应指示珠尔墨特那木扎勒者，悉心指示，俾得遵循"。22明显地体现了乾隆借机加强驻藏大臣权力和作用的意图。但是，没有制度上的保证，没有管理权限的规定，这意图是不能实现的。接替索拜任驻藏大臣的纪山，没有贯彻乾隆的这一意图，反而受其愚弄。珠尔墨特事件发生后，乾隆即指示："将来藏地仍留驻官兵，塘汛文书往来，关系紧要，并噶隆事务，惧应归驻藏大臣管理，呼应方灵。＂23策楞等拟定的善后章程，规定了驻藏大臣的一些具体权限，这才使驻藏大臣处理西藏行政事务，有章可循。但如上述，这个章程极不完善，驻藏大臣的权限，仍然有限，在现实政治上所能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制度上的缺陷限制了骏藏大臣的作用，但乾隆对驻藏大臣的要求却是很高的，他曾经说过："(驻藏大臣)平时贵识力镇静、坚定不移，临时贵果决勇往，＂迎机应变＂。驻藏大臣一直由满族人和少数的蒙族人担任，而且都是从武职或曾任武职大员中熟悉西藏情况的人中(有的还懂藏语)挑选，挑选不可谓不严，但能让乾隆满意的极少，除了博清、拉布敦之能"迎机应变"，密计行险外，他对和琳也很满意。其余大多数都被他视为中材。"所有轮班驻藏大臣，亦不过简用持重谨慎中材"，更有甚者，"向来驻藏大臣往往以在藏驻扎视为苦差，诸事因循，惟思年期届满，幸免无事，即可更换进京"。24竟是一些混日子等候更代的庸材了。制度上的不完备和驻藏大臣个人识见能力的状况，势必使管理西藏事务出现大权旁落的局面。"向来藏中大小事务，均由噶布伦四人办理，而骏藏大臣，并不预闻，毫无管柬，殊非整伤之道"。25廓尔喀事件中，噶布伦个人私许银赎地，并未明白告知驻藏大臣，以致以后酿成再次侵扰后藏之事，不得不派大军征讨，这事给乾隆一个很大的教训，在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的谕旨中既指出："其许银赎地一节，亦未先行关白，而驻藏大臣等虽有所闻，亦佯为不知，此即噶布伦等专擅之明验也。鄂辉、和琳等均系钦差大臣，除拜佛瞻礼之外，其办事原应与达赖喇嘛、班掸额尔德尼平等。至噶布伦等既系属员，诸事自须察命钦差办理，如伊犁将军之统辖伊犁，喀什噶尔参赞之统辖回疆，方足以符体制而肃纲纪。"26这是乾隆积几十年的经验，对驻藏大臣应该享有的权力和地位最明确的指示。这个原则，后来在福康安等人制定的＝＝＝后章程中得到厂充分的反映，此后，驻藏大臣与达赖、班掸和噶膛的关系，处理藏务的权限等等，才有了明确完备的规定，并固定下来，成为制度。乾隆对于从此"事权归二臣(指两位驻藏大臣)"是很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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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8 20:20

5 楼

　　乾隆对驻藏大臣期望很高，责备亦严。珠尔墨特事件发生后，追究前驻藏大臣纪山的责任，责令纪山自尽。乾隆五十六年八月，乾隆正在木兰行围，廓尔喀第二次侵入后藏，抢劫扎什伦布的报告送达围场，当时随从行围的前驻藏大臣巴忠，恐受刑戮，于当晚投河自尽。乾隆在他的《悉故公-诗中有"岂知巴忠者，其夕投河毙"之句，诗注中说巴忠于五十四年默许向廓尔喀许银赎地，著不自尽．当加以诛戮。27巴忠的后任庆麟也受到永远枷示的处分。平心而论，驻藏大臣中也不乏优秀之材，但在任重权轻的情况下，未免力不从心。
　　西藏问题中一个特殊问题，是关于黄教问题。乾隆深知其中的利害。对黄教他同他的先辈一样，抱着尊敬优礼的态度，除了宗教信仰之外，他主要的还是从政治上考虑，具体地说，是从抚绥蒙古这一角度出发，他说："予自临御以来，振兴黄教，以绥抚蒙古诸藩"。28在著名的《喇嘛说》中，更明确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他对黄教中的两大领袖达赖和班掸更是优礼有加，时加存问，赏赐优厚。二十六年落成的仿布达拉宫的普陀宗乘之庙，就表现了对达赖喇嘛安掸之地的崇敬，同时也有他自己的用意，目的还是在于安抚蒙宙，"盖蒙古素重黄教，每岁山庄祝厘及年班进京．往来必经此地，令其瞻仰贩依，各生欢喜。29四十五年，班掸六世之来承德，成为西藏和内地关系中的一件大事。这件事的前后经过及其意义，已经有不少论著谈及，这里不多加讨论。达赖五世于顺治年间曾应邀来京，前此历代班掸没有到过内地，这是第一次。乾隆特仿扎什伦布建须弥福寿之庙，作为班掸居住和讲经之所。乾隆在《须弥福寿之庙碑记》中说："然昔达赖喇嘛之来，实以敦请，兹班祥额尔德尼之来翅，则不因招致而出于喇嘛之自愿"。实际上，此次班弹之来承德向乾隆祝寿，也系"敦请"而来30。无论"敦请"或"自愿"，都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其实无须强加区别。乾隆为接待班掸，专门学会了一些常用的藏语，在和班掸见面时，用藏语问答，巧妙地做出免班掸行跪拜大礼的安排，对他大量赏赐，这些都体现了乾隆对黄教、对黄教领袖的尊重和礼敬，也可以说是为了达到一定政治目的而作的精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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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8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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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教作为一种宗教，它不可能置身当时的政治生活之外，它同样要和世俗力量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它一旦成为地位崇高的宗教组织，它就要和世俗一样存在权力的争夺或者被当做争夺的对象，因而产生种种弊端。乾隆是有为之君，他不可能不想尽办法使黄教置于他的控制之下，至少也要尽可能施加影响。优礼黄教，以振兴黄教为已任，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在条件许可、时机成熟的时候，对于其威权太重或存在弊端的方面，也必定会加以控制和整顿。然而，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万一处理不当，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在发生了廓尔喀抢夺扎什伦布、福康安率大兵入藏击败廓尔喀之后，这个时机也就到来了。一方面，乾隆为自己造成一个黄教保护者的地位；另一方面，廓尔喀问题的发生，与黄教内部的矛盾有关系。这就绪了乾隆一个整顿的借口。乾隆自己说："淘知举大事者，必有其时与其会。而惟明且断，乃克有济"。31乾隆是以"明且断"自居的，他有一通议论，可以窥见其意旨，"廓尔喀之扰边界，固缘从前噶布伦等舞弊，致彼籍端肇衅，亦由近世藏中风气日下，大喇嘛等多以庙中资产为念。于是转世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竟与世袭无异。…当此国威震叠之际，不可不为力除其弊。32呼必勒罕悉出一族，有点言过其实，但在活佛转世问题上确实存在弊病，而且由来已久。乾隆看准了这个机会，建立金奔巴瓶制度，呼必勒罕由驻藏大臣验看，掣签时由驻藏大臣监临，革除了拉穆次忠受嘱妄指的弊病。在二十九条章程中，金奔巴瓶制度列为第一条，足见其重视的程度。对于达赖喇嘛的权力也作一些限制，大寺庙堪布的补放，需与驻藏大臣酌定，商上的财务收支，驻藏大臣有权过问，在用人和财政上，多少起了点监督作用。这样，清朝政府管理西藏，就深入到从前不能涉及也不敢涉及的一个敏感区域，使对西藏的管理更加完备，更具权威性。
　　经过乾隆几十年的经营，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和清韧有了很大的变化，他逐步完善了西藏的管理制度，不断加强代表中央的驻藏大臣的权限，对黄教实行了既优礼又整顿的政策，使西藏局势稳定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乾隆的一大功劳。西藏问题是一门专门学问，我对此是门外汉，只是因为西藏问题和避暑山庄有密切的关系，而乾隆与避暑山庄的关系尤为密切。值此避暑山庄二百九十周年之际，谨以此文作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