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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8 19:56

[楼主]

论银钱贸易与宝藏币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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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银钱贸易与宝藏币的诞生

张武一　王家凤

明朝嘉靖中期(16世纪中叶)至清朝乾隆末年(18世纪末叶)，中国西藏的货币流通领域经历了与尼泊尔进行银钱贸易，尼泊尔银币和中国银两并用的阶段。在银钱贸易末期，驻藏大臣因西藏银钱短缺，曾三次会同摄政、达赖监督商上①鼓铸地方自铸币，权且行用。乾隆末年，清廷为根绝因银钱贸易纠纷再起边衅计，驱逐廓尔喀入侵者，禁用尼泊尔银钱，断绝银钱贸易，立钱法，设局铸行宝藏银币②。此后，西藏货币金融领域进入了宝藏币和银两同时流通的新阶段，中国货币文化开始与西方货币文化接轨。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彭信威先生就在《中国货币史》书中提出了中国“正式的银币要以西藏为铸造得最早”③的观点。那时西藏钱币资料极为匮乏，先生能作出如此符合历史原貌的结论确有超人之处。如今相关资料比以往丰富多了，但泉界对这段西藏货币史的研究却仍然停留在叙述表面现象的水平上。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此撰文阐明己见，试图揭示出这段西藏货币史的本质，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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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8 19:57

1 楼

一、银钱贸易与宝藏币的诞生

　　中国西藏位于中国内地和南亚次大陆之间，自然取得了内地与南亚诸国的中介地位。因此，除了丝绸之路外，还有一条途经西藏从内地通往南亚诸国的商道。这条商道以拉萨为中心分成南北两段:南段为拉萨至南亚；北段为拉萨至西宁或打箭炉(康定)。在中国一侧，南段又分西、中、东三条路线:拉萨至阿里，拉萨至卫藏(前藏与后藏)边境山口，拉萨至工布(大致相当于今林芝地区)。
　　明嘉靖中期至清乾隆末年，西藏得益于朝廷的治藏政策，社会稳定，经贸发展，吸引了不少外商，其中有尼泊尔人、不丹人、孟加拉人、克什米尔人、布里亚特蒙古人、亚美尼亚人，甚至还有来自欧洲的俄罗斯人。
　　途经喜玛拉雅的商道通过不同的地区，相距遥远。商道时有阻断，商队常择路而走。例如，1639年，拉达克(历史上中国的番属)禁止商品过境，克什米尔商人便纷纷经尼泊尔由聂拉木进藏；17世纪，边贸城市涅斯蒂败落，印度商队也改经聂拉木至拉萨。又如，西藏往往经过尼泊尔与北印度、孟加拉和海外贸易。乾隆二十年至五十八年(1755—1793)，西藏和尼泊尔之间的商道时断时续，商队只得绕行不丹和加尔瓦尔高原。
　　克什米尔从西藏进口羊毛，制作图斯羊毛披肩，也称舍味尔羊毛披肩、开司米披肩。19世纪，西藏阿里所有的羊毛一度都按合同销售给了克什米尔。图斯羊毛披肩销往印度、波斯、欧洲和俄罗斯。披肩质地柔软，享有盛誉，价值极高。
　　克什米尔人和尼泊尔人同为西藏主要的商业侨民，拉萨最为集中。克什米尔人是伊斯兰教徒，藏族人称之为“卡契”。卡契经营氆氇、卡垫和克什米尔的卡契缎。克什米尔人最大的作用是在尼泊尔和西藏商贸中充当着重要角色。截止到18世纪末，西藏计有克什米尔商行197家，尼泊尔商行40家。定居西藏的尼泊尔人信奉佛教，与藏族人的信仰相同。因此，有许多尼泊尔人娶藏人为妻，以至于在拉萨形成了尼泊尔移民区。印度商人和朝圣者也常来西藏，时人称之为戈萨因人。1775—1800年，戈萨因人在与西藏的贸易中也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尼泊尔战乱之际，他们也绕道不丹的山口入藏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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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8 19:57

2 楼

　　随着外商的到来，外国货币也流入了西藏。其中有来自印度、尼泊尔、不丹的银币和拉达克的亚乌银币(1780年至20世纪初流通于西藏阿里)。此外，也有少量的葡萄牙、英国及俄罗斯银币。这些银币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占绝大多数的打制银币和少量的机制银币。流入西藏的外国货币以尼泊尔银币占绝大多数。
　　16世纪中叶，西藏的用银制度已经确立。西藏素不产银，所用银两完全仰赖朝廷供给。自明嘉靖中期至清乾隆末年，到底有多少银锭输往西藏，藏汉史籍并无精确的记载。但零星的史料却比比皆是。例如:清朝雍正六年(1728)，“著查郎阿将预备军需钱粮内动支三万两给予颇罗鼐，令其酌量赏兵”⑤；乾隆十五年(1750)十月十三日，驻藏大臣衙门粮务衙门有储银八万五千两⑥；乾隆六十年(1795)，清廷拨库银四万两赈济西藏灾民⑦。
　　内地各省大宗交易用银锭，小额辅以铜钱；西藏大宗交易也用银锭，小额则用碎银。银锭、银钱币材相同，但形状迥异。银锭呈元宝形，银钱则为圆形薄片。同一币值的圆形银钱不仅成色、重量、币值、直径、币面图案固定，易于识别，而且体积小、分量轻、币值低，以枚计数，便于携带使用。
　　在与尼泊尔的贸易中，西藏最初是以货物，后来逐渐演变为用白银购买尼泊尔银币，形成了银钱贸易。银钱贸易是尼泊尔与西藏间在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叶进行的以尼泊尔银钱换取西藏银锭的历史现象，交易双方均以本国货币为商品，因此它是一种相对于一般普通商品贸易而言的特殊贸易。银钱贸易导致了尼泊尔银钱的大量流入，是尼泊尔货币流入西藏的主要渠道。尼泊尔不产白银，经贸易渠道进口的全部白银必须交加德满都铸币厂，不得流入印度⑧。因此，尼泊尔才用低色银币大量换取西藏足色银锭，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货币需求，其迫切程度远甚于西藏。在非法牟取暴利与解决币材来源的共同利益驱使下，尼泊尔与西藏间的银钱贸易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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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8 19:58

3 楼

　　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的二百余年间，尼泊尔的玛拉王朝已是封建割据，不相统属的局面，连弹丸之地——加德满都谷地的玛拉王族也分裂成了三个土邦——加德满都、巴勒岗、帕坦⑨。
　　16世纪中叶以前，三土邦都曾使用过莫卧儿银钱。后来，尼泊尔人争得了铸币权。16世纪中叶，莫卧儿准许加德满都国王马亨德拉·末罗铸币。国王轧制了带有他的名字，重6玛什的钱币⑩。但从现存实物来分析，马亨德拉·末罗1560年仿照莫卧儿银币铸造的是双摩哈尔银币(11)。
　　1640年之前，三土邦仿照莫卧儿货币所铸的坦卡银币大都没有国王的名字，年代不易确定。但以马亨德拉·玛拉(末罗)铸币为据，坦卡银币可分为两组:1、阿拉·乌德·丁型模仿达尔黑苏丹阿拉·乌德·丁·克黑尔吉铸币；2、吉雅斯·乌德·丁型模仿班格尔苏丹吉雅斯·乌德·丁·默罕莫德·沙三世铸币。早期的坦卡银币成色较好，圆形，径约30、厚约1.7—2毫米，重9.6—10.6克。
　　1640年以后，三土邦将重约10克的坦卡旧钱改铸为重约5.5克的茂哈(摩哈尔)新钱销往西藏。茂哈银币径约26.5、厚约1.3—1.5毫米，重约5.6克。实际上，市面流通的多为5.4克。尼泊尔银币大小、重量分三等，一钱五分币最重，其它依次递减(12)。铸造一钱五分币省力节时，利润又高，尼泊尔商人销往西藏者多为此类。
　　最早流入西藏的尼泊尔货币是马亨德拉·末罗银币(13)，因此银钱贸易的时间上限不会早于1560年。通过银钱贸易流入西藏的尼泊尔银币分为借用币和代铸币两种:借用币是指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约1560—1640)西藏以货物或白银换取的尼泊尔银币，以坦卡银币为主；代铸币是指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叶(约1640—1791)先由西藏商人请尼泊尔商人代铸、后由商上直接请尼泊尔驻藏商团代铸的银币。代铸币包括三土邦和沙阿王朝(1769—1791)所铸的四类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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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8 19:59

4 楼

　　18世纪，尼泊尔商人从欧洲市场与西藏、内地之间的金银比价差额中获取的利润最高可达58%(14)；再者，因尼泊尔与西藏之间的交通便捷，所以从西藏赚取的白银更加低廉。尼泊尔商人平时在银币内掺入合金即可获利12%(15)。不仅如此，在银钱贸易中，尼泊尔商人还经常通过对银币的减色来非法牟取暴利。
　　不仅常因尼泊尔银币减色而影响银钱贸易，而且战乱也有碍商道畅通。例如，1747—1748年，努瓦科特失陷，廓尔喀切断了三土邦通往西藏的商路。廓尔喀对三土邦的连年征伐，造成了代铸币日益短缺的局面。乾隆二十八年、二十九年(1763、1764)，驻藏大臣富鼐和傅景与摄政第穆呼图克图责成商上铸出了第一批西藏地方自铸币。
　　1769年，廓尔喀灭三土邦后立即恢复了与西藏的银钱贸易。乾隆四十年至四十二年(1775—1777)，廓尔喀将劣质银币销往西藏。此类银币成色低劣，仅为2/3或1/2，廓尔喀都明令禁止流通，西藏当然拒收。廓尔喀将其熔化改铸成新币后，又以一枚新币当作两枚旧币与西藏交易。几经交涉，终因廓尔喀要价过高，致使谈判破裂，代铸币进口中断，银币不敷流通，金融市场再次出现危机。乾隆五十年(1785)，八世达赖与驻藏大臣尚保住令商上铸出了第二批西藏地方自铸币。
　　乾隆五十三年、五十六年(1788、1791)，廓尔喀两度寻衅入侵西藏，杀戮劫掠，断绝商路。乾隆帝震怒，调兵入藏驱逐。因银钱匮乏，有碍商贸，于军需补给亦有影响。乾隆五十六年(1791)，驻藏大臣奉谕监督商上铸出了第三批西藏地方自铸币。
　　尼泊尔银币在藏呈点状分布，几乎包括了卫藏的主要城镇，并在商贸领域有限流通。尼泊尔银币较之银两省去了称量之苦，加快了交易的速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贸经济发展。但由于银钱盈缺无常，人们在称便之时，也痛感银钱比价波动频繁之苦。更重要的是，尼泊尔商人掺杂使假，用低劣银币换取西藏白银，白银大量外流，使西藏蒙受经济损失。银钱贸易是尼泊尔重要的经济支柱，政府也极力维护这项贸易的利益。每当贸易受阻中断之时，政府都要出面干预。廓尔喀入侵西藏，根源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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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楼

　　廓尔喀入侵使朝廷意识到:西藏地方自铸币仅为权宜之计，若要彻底解决，必须在藏设局铸币。因西藏情况特殊，朝廷不拘旧制，破例允准宝藏局铸行银钱。银钱贸易最终导致了宝藏币的诞生。乾隆五十六年(1791)，乾隆帝谕:“我国家中外一统，同轨同文，官铸制钱通行无滞，区区藏地，何必转用外番币货。况伊将所铸之钱易回银两，又复搀铜铸钱向藏内交易，源源换给，是卫藏银两转被廓尔喀逐渐易换，尤属不成事体。……莫若于西藏地方照内地之例，安设炉座，拨派官匠，即在彼鼓铸。驻藏大臣督同员役监制经理，自可不虞缺乏。”同年十二月，乾隆帝另谕:“其将来在藏安设炉座、官铸钱文之处，统俟福康安于事竣后归入善后事宜内办理。”(16)
　　乾隆五十七年(1792)，廓尔喀降。驻藏大臣又奏呈应由商上鼓铸银钱原由:“臣等伏念卫藏久隶版图，原应通行制钱，以昭我国家同轨同文之盛。第该处素不产铜，若由滇省采办，相距遥远，长途运送，脚费不资，该处至打箭炉以外番民零星行用，均以碎银，其故实由于此，自应仰体我皇上爱民从俗之仁，准其铸用银钱，以便民用。”(17)
　　清朝大臣奉旨在藏立钱法、设宝藏局，禁用尼泊尔银钱，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断绝银钱贸易，“旧存廓尔喀钱文，概行销作银两，一律使用官钱”(18)。乾隆五十八年(1793)，宝藏局按钱法和部颁样钱鼓铸一钱五分、一钱、五分宝藏币。从此以后，西藏与尼泊尔两地商人皆用本国银钱，临行易银而往，两处银钱彼此皆不出境(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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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8 20:00

6 楼

二、银钱贸易中的衡制

　　中国历朝历代都强力推行钦定的度量衡制，以利于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元明清三朝也是如此，至今还有清朝颁往西藏的砝码存世。银两为称量货币，衡制的使用至关重要。其他省份除了使用中央颁行的库平衡制以外，还使用地方衡制。西藏则不然，惟有库平衡制通行。
　　库平制基本计量单位为两，一两约重37.78(笔者注:应约为37.3)克。两与小单位间皆为十进位制，即一两等于十钱、一钱等于十分、一分等于十厘、一厘等于十毫……尼泊尔银币所用的衡制为源于印度的托拉衡制，1托拉等于12玛什、1玛什等于8拉蒂。19世纪以前，尼泊尔每托拉重11.34克。摩哈尔银币相当于6玛什，合5.67克重。1560年，马亨德拉·末罗所铸的银币每玛什重0.946克，1摩哈尔合5.67克，与17世纪下半叶的重量相符。尼泊尔和印度都使用1托拉卢比为基础的小额币，西藏使用尼泊尔银币的时期也用。因为1卢比等于2摩哈尔、1摩哈尔等于8安那、1卢比等于16安那，所以这些银币都可以被2、8和16除(20)。早期重1托拉的坦卡(双摩哈尔)银币约合11.34克，约为库平衡制的三钱(11.19克)；后期重半托拉的摩哈尔银币约合5.67克，约为库平一钱五分(5.595克)。
　　早期输往西藏的尼泊尔银币重1托拉，后期成为主导币值的银币均重半托拉，约合库平衡制的一钱五分。西藏三次地方自铸的银币重一钱五分，首批宝藏币也有这档重量的货币。输往西藏的尼泊尔银币改用半托拉币值，有以西藏的实际情况作出调整的含义。半托拉币值的银币易于通行的原因，不外乎半托拉约合一钱五分，比1托拉轻了一半，既便于携带，也便于换算，辅币功能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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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楼

　　西藏地方自铸币为权宜之计，铸行与尼泊尔银币重量相同的一钱五分的地方自铸币有助于流通。鉴于西藏仍有重半托拉的尼泊尔银币流通，宝藏局特铸一钱五分宝藏币，意在便于取代。乾隆五十九年(1794)，清廷废一钱五分币，仅铸一钱与五分宝藏币，铸币衡制重归库平十进位制(21)。
　　乾隆二十八年至五十八年(1763—1793)，西藏仅铸行过四次重一钱五分的银币。基于托拉衡制的一钱五分币在藏行用的时间之短，足以证明托拉衡制对西藏货币的影响无足轻重。而且朝廷所定宝藏局钱法中的一应规范，均明文以库平衡制为依据。由于西藏同时还使用银锭，所以使用尼泊尔银币时须将托拉重量换算成库平两。
　　与此同时，西藏还有使用剪切银钱的习惯。有观点认为，流入西藏的尼泊尔摩哈尔和印度、尼泊尔银币一样，也可以被2、8和16相除，并按八瓣莲花图案分割钱币(22)。但笔者以为，尼泊尔剪切币分割方式十分复杂，重半托拉(一钱五分)的银币可分割为原币的2/3、1/2、2/5、1/3、1/4、1/5、1/6、3/20、2/15、1/10和1/30等多种碎块(23)。由此可见，剪切币皆以库平衡制十进位或以习惯剪切，托拉衡制的8进位制并未产生作用。
　　托拉衡制伴随着尼泊尔银币进入了西藏的货币领域，与库平衡制建立了联系。流通时，托拉衡制还需按库平衡制换算。因托拉衡制的作用极为有限，所以并未成为主导西藏货币的西藏地方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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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8 20:01

8 楼

三、宝藏币诞生的意义

　　宝藏币的诞生是清廷首次彻底击退外币入侵，维护国家铸币主权的盛举，成为一个世纪以后再次击退外币入侵的表率，其政治与经济意义不言而喻。
　　宝藏币的诞生也对中国币制的影响巨大，意义深远。按照彭信威先生的观点，“用现代的眼光来看，中国古代的货币，是没有制度可言的，不过假若放宽尺度来说，那么，历史上的各种措施，无论怎样混乱与不合理，都可以说是一种制度。我们说过去中国的货币制度，就是从这种意义上来看”(24)。笔者仅以彭先生所言，评价宝藏币的诞生对中国币制的影响。
　　明嘉靖中期以前，西藏使用单一的银两。银钱贸易的结果打破了西藏使用银两单一币制的封闭局面，使西藏的货币结构变为银两、尼泊尔货币并行的币制。作为宝藏币诞生的前因，银钱贸易使清廷对西藏原有的币制作出了调整，以适应新的货币金融形势。乾隆五十六年(1791)之前，清廷因俗而治，兼容并包，允许尼泊尔银币与银锭同时流通。乾隆五十八年(1793)宝藏币从银锭一变而成为圆形薄片银钱，与银锭分道扬镳，特有的西藏币制由此而生，成为中国近代币制改革的滥觞。
　　尼泊尔货币流入之前，清廷在地方设局，旨在铸行铜钱。但鉴于西藏无铜可用的实际，朝廷通权达变，借用内地制度，改铸银钱。清廷此举实际上已对国家币制做了调整，在西藏推行了特殊币制。清廷在西藏建立地方币制，利于完善国家币制。宝藏币的诞生为中国币制的组成增加了外来因素，确立了宝藏币在中国货币中的独特形象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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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8 20:02

9 楼

　　世界货币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以古希腊为主的西方货币文化和以中国为主的东方货币文化两大体系；阿拉伯货币和印度货币两大派系皆与古希腊货币文化密不可分，而印度货币还深受阿拉伯货币文化的影响(25)。尼泊尔货币脱胎于印度货币，自然就应从属于西方古代货币文化体系；西藏银锭当属古代中国东方货币文化体系。及至18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西方货币也从打制逐渐转化为机制。但是，远在南亚次大陆最北端的尼泊尔货币仍然停滞在西方古代货币阶段。西藏实行中央的货币金融政策，16世纪中叶之前用银锭，纯属东方货币文化体系；16世纪中叶之后行用银锭和尼泊尔银币。
　　外国货币开始流入中国西藏与沿海的时间大致相同，但西藏自铸银币在1763年即开始了，而在东南沿海，中国官方的早期新式自铸银元有铸于道光十七年(1837)的台湾寿星银饼和道光二十四年(1844)的福建漳州军饷银饼等(26)。但是，宝藏币何以独占鳌头，反而能比沿海早四十多年诞生呢？
　　笔者以为:1、两地虽然同为中华疆土，但货币制度存在地域差异。西藏单一行用银锭，没有正式辅币，故而民间有切割银锭使用碎银的习惯。2、沿海等内地主要行用银钱(银锭及铜钱)，铜制钱为辅币。3、不论是西方古代打制币，还是西方近代机制银元，除了其它种种优点以外，还都以枚计，币值有限，便于小额交易。因此，惯用碎银的西藏人当然乐于接受银币，形成了银钱贸易。沿海一带有铜钱为辅币，银钱、银元币值再小也小不过一文，两相比较，银钱、银币反而有些不便，自然最初不易为人使用。4、流入西藏的外国货币始终以西方古代打制币为主，而先期流入沿海的外币以西方打制币为主，后期则以西方近代机制银元为主。5、西方古代打制币较近代机制银元粗糙扁薄，而且前者的设备和工艺技术较后者原始简单。相比之下，前者制造技术简单，后者的机械设备难以购置，制造技术更难掌握。6、内地等到认为有必要仿造西方货币时，流入的外币已成为机制币，铸造难度加大，仿造效果自然不理想，进展更可想而知。7、内地历来产银有限，不具备以白银为主要币材的条件，而西藏虽然素不产银，但已自内地流入了大量白银，因此就不存在此问题。8、内地先期只是按重量使用外国货币，只有到了以枚使用银元时，才可能仿造。9、流入西藏的外币重量较轻，更适于代替西藏碎银，弥补缺乏辅币的状况。10、清廷审时度势，因地制宜，筹划、制定、推行了在西藏设局铸币的货币金融政策，而沿海一带形势则不同，清廷自然没有必要采取这种举措。凡此种种，都证明宝藏币得天独厚，占尽有利条件才得以提前于内地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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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8 20:02

10 楼

　　毋庸置疑，尼泊尔银币对西藏铸币的工艺和形制起了重要影响。古代东方货币文化秉承青铜浇铸工艺的传统，采用热浇铸工艺把银锭铸造成元宝形。古代西方货币文化则都以相对低温的锤打工艺打制成圆形薄的钱币。西藏地方自铸币和宝藏币皆以此法打造，即采用制钱模、作成银版、锤打、去边等打造工艺。
　　第一次地方自铸币两面均铸16个梵文“扎”字。当时西藏铸币技术落后，因此铸造工艺和形制完全仿照尼泊尔茂哈银币；第二次地方自铸币不仅图案已有地方特色，而且正面出现藏文“甘丹颇章·曲列朗杰”、背面有“吉祥如意”古藏文，较初次成熟多了；第三次地方自铸币正面铸藏历年号如久松西阿(1345)，意为第十三绕迥(甲子)四十五年，即乾隆五十六年(1791)。背面有佛教宝伞、双鱼、宝瓶、莲花、法螺、吉祥结、法幢、法轮等八种扎西达杰图案。
　　宝藏币两面中心有象征方孔钱穿形图案，边缘饰双环夹珠圈。正面方穿图案四周对读汉文“乾隆宝藏”，背面有相同内容的藏文。两面双环珠圈与钱文相应处还分别标有汉藏文对应的乾隆纪年。宝藏币的风格、样式与内容虽然还留有中国货币的特征，如不像西方以合金而用纹银打造，正面有象征铜钱的穿形图案和以铜钱模式布局钱文等，但在本质上它已由银两变成了银币。
　　由此西藏的部分货币开始了与西方古代打制币接轨的历史过渡。以尼泊尔货币为参照的宝藏币等于在世代行用东方货币体系的中国首先诞生了西方形制的货币。因此宝藏币诞生的意义就非同一般了。宝藏币的诞生是东西方货币文化接轨、融合的产物。尽管它还带有中国古代货币的痕迹，但也掩盖不住它已实现了从银两向银币的转型。
　　西藏地方自铸币和宝藏币都使用中央的库平衡制，与中国货币本质上仍保持一致(27)。三次西藏地方自铸币都有驻藏大臣的参与与监督，立钱法、设宝藏局和铸宝藏币更是中央的决策。这些措施不但消除了因银钱贸易引发的负面影响，而且更加强了西藏与祖国货币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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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8 20:03

11 楼

　　“我们只要看一看古代和近代各国的货币史，就可以知道:各国的货币很少是独立发展出来的，而是采用别国的制度”(28)。例如，古代中亚国家受中国元代纸币制度影响，也曾发行过纸币(29)。同样，中国新疆部分地区在后来也曾采用过西方货币的形制。银钱贸易诞生了宝藏币，证明中国货币虽以独特的东方货币文化自成一统而著称于世，但也不乏外来因素。
　　宝藏币是在直接受到西方古代货币文化影响的基础上率先与西方货币接轨。而此时的世界已处在了经济近代一体化的肇始期(30)，东西方古代货币也开始一并进入了世界近代货币的新时代。
　　(责任编辑　高聪明)

　　注释:
　　①清代文献对西藏管理库藏及财赋收支机构总称。商上即噶厦(西藏地方政府)相孜康(财务处)的汉语称谓。因蒙古人称该处的相孜巴(财务处长官)为商卓特巴，汉语简称商卓特巴为商。上为汉语的指示代词，商上是商卓特巴那儿的意思，也就是相孜康。
　　②虽然最初西藏地方自铸币铸造的时间要早于宝藏币，但前者属朝廷特许的地方政府权宜之计，后者为朝廷正式官方举措，因此宝藏币诞生的意义更为重大，也是本文以此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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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8 20:04

12 楼

　　③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3版78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
　　④(法)布尔努瓦著，耿昇译:《西藏的黄金和银币——历史、传说与演变·18世纪的西藏贸易》181—195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9月。
　　⑤《<清实录>藏族史料》一，322页。
　　⑥《<清实录>藏族史料》三，1153—1154页。
　　⑦《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453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⑧、⑩、(11)、(13)、(14)、(15)、(20)、(21)、(22)《西藏的黄金和银币》204，195，196，214，154，204，20—23、196，251，247、248页。
　　⑨谷地三国原住居民为信佛教的尼瓦尔人，但李查维和后来的玛拉王朝统治者却信印度教。虽经千余年民族融合，仍有相当尼瓦尔人信佛教。他们虽以农业为主，却善经商，自古与西藏商贸。17世纪尼泊尔依然土邦林立，攻战不息。1559年尼泊尔西部山区德拉夫亚·沙阿夺取廓尔喀地区，建立廓尔喀王国。1769年第十代君主普里特维·沙阿征服谷地。
　　(12)《西域遗文·物产》。
　　(16)《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八七、一三九二，引自西藏民族学院历史系:《<清实录>藏族历史资料汇编》三册1217、1244页，1981年。
　　(17)《西藏研究》编辑部编:《清代藏事辑要·卷四》326页，1983年10月。
　　(18)《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八七，《<清实录>藏族历史资料汇编》三册1217页。
　　(19)西藏自治区钱币学会:《中国西藏钱币》15页，中华书局2002年6月。
　　(20)王海燕:“清代在西藏流通的剪碎的尼泊尔银币”，《文物》1985年11期。
　　(24)、(28)《中国货币史·序言》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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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8 20:04

13 楼

　　(25)一般认为，世界钱币文化分为四大体系:以古希腊罗马为中心的地中海钱币文化，以印度为主的南亚次大陆钱币文化，阿拉伯即伊斯兰钱币文化，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钱币文化(李铁生:《古希腊罗马币鉴赏》1页，北京出版社2001年5月)。这种划分多以地域分布为依据。但是还有另一种现象:前三种钱币文化间联系更为密切、并且相互影响，唯独中国东方钱币文化与众不同，自成一统。因此有人认为:“在人类历史货币文化中，有两支流芳百世的奇葩，一是东方文明古国中国的货币文化，它曾经影响了亚洲许多国家的货币文化千余年；一是古希腊的货币文化，它是西方货币文化的发源地，而后又派生出阿拉伯和印度钱币两大体系。”(戴建兵、王晓岚、陈晓荣:《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研究·前言》1页，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3月)这一观点首先和传统的认识非但不矛盾，而且有从另一角度进一步阐发的作用；其次，它揭示了世界货币最真实的面貌:既看到了中国东方货币文化的独特性，又考虑到了阿拉伯、印度货币与希腊货币文化本质的联系。从构成货币文化中的最基本要素去考察应是最为客观合理的，而货币铸造的基本工艺无疑就是这种最基本要素。人所共知，希腊、阿拉伯与印度货币都共同采用打制工艺制造货币，并且它们之间还有明显的承袭与相互影响关系；而唯独中国东方货币是以热浇铸工艺来制造货币的，并与其它各种货币文化毫不相关。
　　(26)《中国货币史》786、787页；戴志强:“漳州军饷银饼年代考——兼论我国自铸银元的开始”，《文物》1981年10期。
　　(27)王海燕、朱进忠、次仁平措、张武一、王家凤:“从原西藏造币厂砝码看中国西藏地方钱币”，中国钱币学会编《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四辑367—381页，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9月。
　　(29)王永生:“论波斯伊利汗国仿行元朝钞法”，《中国钱币》1991年2期等。
　　(30)世界近代首次经济一体化以来，世界各国的货币也开始了近代化进程:脱胎于古代西方货币文化体系的欧洲国家的货币走向世界，铸币工艺由打制变为机制，古代西方与东方两大货币文化体系融合，产生了近代货币。

来源:www.artxun.com

[中国钱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