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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看法是“支那”为越南“日南”音译。“日南”（Jih－nan）使越南的一个郡，在汉唐时期是通向中国的海上交通重镇，所属来中国的船只都在此处停留。德国学着利克托分（Von Richthofen）提出这种说法，并且得到了西方汉学界不少学者的赞同。法国学着拉克伯尔（Lacouperie）对这种说法提出反驳，认为这种说法有不少漏洞。其一，汉代日南郡并不像利克托分所说是在越南东京，而是南部。其二，汉代日难的读音不是Jih－nan，其读音是nit－nam，在广东读音中是yat－nam，这就与日难的读音完全不同，所以不可能是日南。
第三种其实是一种古老说法，由古代希腊人提出，即支那之名可能来源于“赛里斯”国，而“赛里斯”国则与丝绸有关。但这种说法语焉不详，本身缺乏明晰论证，在伯希和之后就逐渐被人抛弃。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看法，我们不一一详述。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称名“支那”就是古希腊人所说的“赛里斯”，但是其形成“支那”一词，却另有一种语言传播的原因。由于中国与希腊之间没有直接商贸关系，经过梵语、叙利亚语、东伊朗语等古代语言的转译，形成了中国称名的不同读音。这一称名起源于中国的“丝”，语辞的意义就是“丝国”。比较文明学与世界文化交流史的新发现可以支持我们的看法。兹简单说明如下：
1、从时代来说，中国丝绸远在公元前6世纪之前就传到印度，随后道中东与希腊罗马，随之出现产地中国称名，这是世界贸易史上的必然过程。这在秦建国之前，而且与越南日南无关。日南只是罗马人来华所经过的港口，必然在此之前已经知道中国，才有罗马皇帝遣使来华之举。而且，日难这样的小地方不可能成为中国丝绸这样举世闻名产品的产地代表，这可以说是历史的常识了。简单说，就是西方先知“支那”而不会因日南而知中国，更不会把日南附会为中国。
2、最直接的证据是印度经典与文学中中国的梵文称名Cina，梵文经典《摩呵婆罗多》（Mahabharata）中已经提到了Cina （Mahabharata，Sabhaparvan，9，26，ed.by P.Edgerton.Poona,1943~1944）。《摩呵婆罗多》的成书年代为公元前4世纪，上文所提到的考铁利亚《政治论》的成书年代在公元前 3世纪，都远在秦国或者秦朝之前，而且，这一称名不会是从西方传入印度的，因为《摩呵婆罗多》中同时提到，与中国人相关的阿另一古代民族是基拉塔斯（Kiratas），这一民族应当是最早与印度产生交往的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民族。所以有的学者认为：“通过把基拉塔斯人和中国人联系在一起的情况来判断，古代印度人最早是直接通过东方路线来接触中国的。他们把中国人看成与基拉塔斯人一样的东方人。”（）Asthana，Shashi，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India’s Contact with other Countries－From Earlisest Times to 300 BC,P.154. Delhi B. R.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78）估计这个民族是古代居住在中国西藏或是云南的少数民族，他们最早于印度发生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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