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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西域文化与古代维吾尔文明的形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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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文化与古代维吾尔文明的形成

五、西域文化与古代维吾尔文明的形成

(一)回鹘汗国时代的西域文化

1．漠北回鹘汗国的社会生活

回鹘，唐代以前称作袁纥、韦纥、乌护、乌纥等。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始称回纥，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改称回鹘。回鹘在上述不同时代的名称以及后来元代的伟吾、畏兀儿、外五等，均为uyghur的汉语音译。关于回鹘早期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及兴起过程比较完整地见于我国古代的"正史"之中。据史书记载，它曾经是柔然汗国(464-552年)的属部；突厥称雄漠北后，又被纳入突厥汗国(552-582年)和东突厥汗国(583 630年)统治之下。

隋唐之际，当东突厥汗国渐趋衰落时，回鹘在薛延陀以北的娑陵水(今色楞格河)流域迅速崛起，开始了其独立发展的历史进程。

公元744年，骨力裴罗统一了"九姓乌古斯"诸部，漠北回鹘汗国得以确立，领地范围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中心地带除原有的色楞格河和土拉河流域之外，又囊括了鄂尔浑河流域，从而有可能立足三河，雄视四方，将北海以南、大漠以北、金山之东、室韦之西的辽阔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回鹘占领色楞格河、鄂尔浑河和土拉汗这三条河流域的上游地带后，以此为根据地一展英姿，雄踞漠北。回鹘汗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以游牧为主。他们"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其国人"善骑射"，其畜"多大足羊"，盛产马。后来在回鹘与唐朝的互市中，每岁动辄以马数万匹易绢帛。德宗时，武义成功可汗为迎娶咸安公主，"纳聘马二千匹"；穆宗时崇德可汗为迎娶太和公主"纳聘马二万匹，骆驼一千只"。这些足以说明回鹘社会畜牧业，特别是养马业之发达。此后，由于受隋唐内地农耕文明之影响，在一些河谷地带，灌溉农业已经发展起来。而灌溉农业的发展又势必导致相当一部分人由游牧转向定居，不少城镇犹如雨后春笋，在辽阔的漠北草原悄然兴起。史载：葛勒可汗在仙娥河(今色楞格河)畔建筑了富贵城，牟羽可汗在咀昆河(今鄂尔浑河)畔建筑城市和宫室@。宋人王延德说，在合罗川(今额济纳河)还有唐时回鹘公主城遗址∽。《辽史》也记下了唐代好几个回鹘城和回鹘可敦城(故址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布尔根省哈达桑之东，地名青托罗盖)。这些城市中不仅有宏伟的宫殿，还有大片的农业区。考古工作者对回鹘汗国都城哈喇巴喇哈孙及其他一些城市进行了考古调查，在哈喇巴喇哈孙城市周围发现了灌溉渠和灌溉田园的渠道网；主要农作物有黍和小麦。回鹘与突厥之间文化的渊源十分深厚。

首先，它们都拜狼纛，认同一祖先。

《周书·突厥传》："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谓附离，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旧。"

回鹘同样如此，《新唐书·回纥传》记载道："可汗恃其强，陈兵引郭子仪拜狼纛而后见。"《乌古斯可汗传说》对此也有记述，乌古斯可汗征战前下诏令说："让苍狼作为我的战斗口号。"他们在战斗中也总希望成为英武的苍狼。上引《周书》中出现的"附离"乃突厥语b6ri之音译，意为"狼"。这一传说虽属无稽，但却说明回鹘和突厥的先世有可能同出于一个以狼为图腾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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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其次，回鹘"官号皆如突厥故事"。关于突厥的官职，《周书》、《北史》、《隋书》、《通典》、《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等史籍均有较详细的记载。其中尤以《新唐书·突厥传》列举的比较全面和详细。其言："......可汗，犹单于也。妻日可敦......其别部典兵者日设，子弟日特勤，大臣日叶护、日屈律啜、日阿波、日俟利发、日吐屯、日俟斤、日阎洪达、日颉利发、日达干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无员限。"此外，还有零星地见于上述史籍中或者突厥碑铭中的匐和梅录等。核查上述史籍中的阐释以及后世学者的考证，这些官职的意义和使用范围是：可汗一汗国的元首，最高统治者；可敦可汗之妻，特勤一亲王；设一统领诸部军马的高级将领；叶护一副王，总督；啜--部落长官；阿波一一统兵马官；颉利发(俟利发)一一部落长官；吐屯--派往别部的监察，税收官；俟斤...部落长官；阎洪达

评议国事官；达干一领兵武官；匐一一王公、贵族；梅录一王室侍从。回鹘既然"官号皆如突厥故事"，也就意味着设有上面列举的属于突厥系列的官职。翻检《旧唐书·回纥传》、《新唐书·回鹘传》以及《旧唐书·张仲武传》等发现，上述官号除阎洪达外，均为漠北回鹘使用。

其三，回鹘的语言、文字以及礼仪亦皆与突厥相仿。回鹘建国之初，甚至西迁之前，本无文字，1890年芬兰学者海开勒(Heik日)发现之《九姓回鹘可汗碑》用突厥文、汉文和粟特文三种文字书写，回鹘西迁后采用中亚粟特文字母创造回鹘文，而最早使用粟特文字母拼写突厥语的可能是以七河流域为主要居留地的西突厥突骑施部。所以，回鹘文与突厥文本出一源，在回鹘还没有自己的文字的时候，有关回鹘的文献都是用突厥文写就的。

其四，回鹘和突厥一样实行收继婚。这种婚制，中国许多北方民族都曾实行，汉文文献中称之为"蒸母报嫂"。《周书·突厥传》言："父伯叔死，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及嫂，唯尊者不得下淫。"回鹘亦如此。《唐会要》卷98回纥条记载："咸安大长公主，德宗第八女也，本降天亲可汗。卒，子忠贞可汗立；忠贞可汗卒，子奉诚可汗立；奉诚可汗卒，国人立其相，是为怀信可汗。皆从胡法，继尚公主。"即便是在新婚仪式方面也类似突厥。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回鹘崇德可汗迎娶太和公主时，可汗先登楼东向坐，设毡帐于楼下以居公主，使人教公主习回鹘礼节。后来，公主脱去唐朝服装改穿回鹘服装，由一老妪陪伴。出楼前西向俯拜可汗。可汗坐而视，公主再拜讫，复入毡帐中，脱去原先所穿的回鹘服装改换可敦服。可敦服的样式是"通裾大襦，皆茜色，金饰冠如角前指"。然后再至楼前礼拜可汗如初，可汗事先准备一顶"大舆曲虔"(带屏风的大轿)，轿前设一小座，嫔相引公主上轿，回鹘宰相共同把轿抬起，在庭中向右旋转9次，公主乃下轿坐楼，与可汗俱东向坐，接受臣下对他们的朝谒，臣下并拜公主。

回鹘人死后，其子孙亲属都骜面而哭，即用刀划破面部以示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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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肃宗时，回鹘葛勒可汗(磨延啜)驾崩，其大臣、牙官、都督欲以宁国公主殉葬，公主坚辞说："我中原习惯，婿死持丧三年，此为终礼，回鹘万里结亲，原慕中国礼仪，今若依本国法，又何必如此，故不可以殉。""然公主亦依回纥法，赘面大哭。"嫠面之俗实非回鹘所固有，突厥人还将此俗用于丧葬和送行中。《新唐书·郭元振传》记载道，神龙(705-706年)中，元振任安西大都护时被朝廷召为太仆卿，"将行，时任安西酋长的突厥人，有赘面哭送者。后来，这种风俗传至中原，不少汉人以此表示请愿的诚心。代宗大历十年(775年)，安禄山旧将田承嗣并有相、卫、三名磁四州，欲为帅，乃阴令诸将至唐朝中使孙知古处，割耳骜面，请以田承嗣为帅，即为显例。

由于回鹘长期与毗邻的唐朝频繁交往，汉族先进的文化不断传入，推动了回鹘社会的向前发展，使得回鹘人的文化水平得到一定提高。史载："初，回鹘风俗仆厚，君臣之等不甚异。......及有功于唐，唐赠遗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室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

回鹘人出行使用毡车。所谓毡车，《通鉴》胡三省阐释为"以毡为车屋"，也就是用毛毡造成，可供人居住而又能移动的车辆。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春正月，唐将石雄在振武军登城，望见乌介可汗牙帐附近有供太和公主居住的回鹘毡车数十辆9。是为证。

2．回鹘西迁与高昌回鹘文化

(1)回鹘西迁

回鹘西迁乃是我国漠北地区游牧民族迁徙运动交响乐中最为悲壮的篇章，也是西域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9世纪中叶的漠北回鹘，岁久不稔，畜产大耗，国邑为虚。各种社会矛盾急剧恶化。《新唐书·回鹘传》、《旧唐书·回纥传》、《资治通鉴》卷246对回鹘西迁的原因及过程有着比较清楚的报道。"太和六年(832年)，可汗为其下所杀，从子胡特勒立，使者来告。明年，遣左骁卫将军唐弘实与嗣泽王溶持节册为爱登里罗泪没蜜施合句录毗伽彰信可汗。开成四年(839年)其相掘罗勿作难，引沙陀共攻可汗。可汗自杀，国人立靥圾特勒为可汗。方岁饥，遂疫，又大雪，羊、马多死，未及命。武宗即位，以嗣泽王溶临告，乃知其国乱。俄而渠长句录莫贺与黠戛斯合骑十万攻回鹘，杀可汗，诛掘罗勿，焚其牙，诸部溃，其相驭职与庞特勤十五部奔葛逻禄，残众入吐蕃、安西。于是，可汗牙部十三姓奉乌介特勤为可汗，南保错子山"。

西迁的回鹘分为三支开始了漫长的移徙。一支西奔葛逻禄，建立了喀喇汗王朝；一支投奔"安西"，以后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还有一支投奔"吐蕃"，成为以后"甘州回鹘"和"沙州回鹘"的主体。于此不难发现：公元840年回鹘的中心已从蒙古高原转移到了新疆。那么，840年以前，新疆是否分布有大批回鹘人，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研究者们认为：840年以前，新疆应该有回鹘人的活动，他们的足迹曾遍及北庭至西州一带。但是无论如何，回鹘成为新疆的主体民族，则是840年以后的事。既然如此，回鹘西迁以前塔里木盆地诸绿洲的古代土著居民极可能是操突厥语的民族。这一问题随着国际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开展，相信会得到甚为清晰而又比较接近当时历史实际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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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06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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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昌回鹘文化

吐鲁番盆地自古以来就是天山东部地区的政治中心。也是兵家必争之地。9世纪中叶，回鹘大规模西迁之前，吐鲁番盆地已归入漠北回鹘汗国的势力范围。公元795年，出身跌跌氏的骨咄禄取代药罗葛氏，成为回鹘可汗，唐朝封他为怀信可汗。据1890年在回鹘故都哈喇巴喇哈逊发现的《几姓回鹘毗伽可汗碑》的记载，怀信可汗即位前(即公元794年前后)，率军收复北庭，势力甚至到达南疆的龟兹以西，吐鲁番盆地，回鹘把这里叫做00S0，即吐鲁番的古名"高昌"的音译。

唐懿宗时(860 874年)，北庭出身的回鹘首领仆固俊击败吐蕃，斩论尚热，尽取西州、轮台等城。《资治通鉴》把这捂件定为咸通七年(866年)，此后，天山东部地区的回鹘就以西州、北庭为中心，形成一个统一的政体。史书上称之为"西州回鹘"或"高昌回鹘"。其疆域东过哈密，与四夏邻接；西过拜城，与喀喇汗王朝为邻；南至塔克拉玛干沙漠，其南为喀喇汗王朝辖地；北至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其北和西分辽朝和喀喇汗王朝所控制。起始，高昌回鹘采取北方民族常用的双都制，把西州作为首府，当地人称为"亦都护城"(Ydyqut--Sahri)。北庭是回鹘可汗的避暑地，可能是夏都。所以，当北宋使臣王延德在公元984年到达高昌时，回鹘狮子王正在北庭避暑，让舅舅阿多于越监国。据王延德的报告，当时的高昌回鹘统辖着南突厥、北突厥、大仲云、小仲云、样磨、葛逻禄、黠戛司、末蛮、格多族、预龙族等许多民族，势力强盛，国家富裕。

高昌回鹘王国最盛行的宗教是佛教。981年宋人王延德出使高昌，见到这里有"佛寺五十余区"；1221年长春真人一行路经别失八里时"王宫士庶，僧道数百，具威仪远迎僧皆赭衣"；元人欧阳玄的《高昌俣氏家传》说："其国俗重佛氏"。保存至今的许多佛教遗址更是明证。从回鹘文佛经残卷与史书记载的回鹘文佛教经典翻译情况来看，这一时期的回鹘文佛经主要有三个来源。

一、源于吐火罗语(古焉耆语)如《弥勒会见经》是由圣月大师从印度语译为吐火罗语，Prty-arakxit又从吐火罗语译成回鹘语。

二、来源于汉文，译自汉文的佛经有《金光明经》、《俱舍论安慧实义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玄奘传》、《妙法莲花经》等；

三、来源于藏文的有《四天王赞》、《胜军王问经》等。高昌回鹘王国时期还涌现一批著名的回鹘族佛学大师。他们甚至参加了汉文大藏经的整理工作，如《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及《元史》中就提及迦鲁纳答里、必兰纳识里、安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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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昌回鹘接受以佛教为主体信仰的原因。

学界一般认为，回鹘王室自9世纪后期皈依佛教，它之所以能成为高昌回鹘的主体信仰与该民族的文化取向、政治态度、经济发展诸因素有一定关系。

首先，回鹘在漠北时似曾接触过佛教。回鹘部首领歌楞俟斤死后，继位人是菩萨。关于此名多数人推断为佛教术语"Buddha"的汉语读音之转，波斯史家拉施都丁的《史集》考证认为与佛教术语"菩萨"的梵语读音略同。季羡林先生对此有过绵密的考察'，证实初期汉译佛典多半不是直接译自梵文或巴利文，因此，"佛"字不是梵语Buddha的对音，而是出自中亚和新疆一带今已不存在了的古代语言中表示"佛"的单词的对音。季先生指出，梵语的Buddha，到了龟兹文(即乙种吐火罗语)中变成Pad或pud，到了焉耆文(即甲种吐火罗语)中变成了pat，而汉文译经中的"佛"字就是从这一类西域语言的该词译过来的。季先生分析之精当亦为中亚和新疆的其他古代语言所证实。在粟特语中"佛"的名词作pwty-but，伊朗语作but、回鹘语亦作put，如此看来，在早期译经过程中，经西域中介后，"佛"字的译法并非采取梵语Buddha的对音，而是取西域语言的put或but的对音。Ⅲ立于公元820年左右的《九姓回鹘可汗碑》在叙述牟羽可汗接受牟尼教时说："往昔无识，谓鬼为佛，今已误真，不可复事......，有刻画魔形，悉令焚，祈神拜鬼，并......受明教。"由此可见，回鹘对于佛教并不陌生。

此外，在回鹘西迁之前，就已有一些回鹘部落长期在东部天山地区活动。《册府元龟》卷996记载道："玄宗开元中，安西都护盖嘉惠撰西域契弊、乌护、纥骨等，其契弊则契秘，乌护即乌纥，后为回鹘。"这一事实，《隋书》、《宋史》均有记载。

其次，佛教能为回鹘广为接受，还在于统治阶级的迫切需要。若将漠北回鹘与高昌回鹘相比，后者的实力远不如前者。虽然它也利用时代造就的某些条件，取得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优势。但是，在其内部和外部，仍然存在着各种敌对势力使其政治、军事实力受到抵消。显而易见，高昌回鹘政权要维持其长久统治，仅仅依靠他们有限的武力是相当困难的，那么借助精神手段就成了迫切的政治需要，而佛教在政治上支持与维护了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与高昌回鹘统治阶层的预期目的不谋而合。

摩尼教是高昌回鹘王国信奉的第二大宗教。一些穆斯林史料说，高昌回鹘可汗信奉摩尼教，每天有三四百人聚集在王宫周围，高声诵读摩尼经典。王延德亦云，在高昌除佛教外，"复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高昌的回鹘人是既信摩尼教又信佛教，以至于摩尼教的经典中有佛教的东西，佛教的经典中也有摩尼教的东西。日本学者羽田亨在《西域文明史概论》一书中曾具体谈过这些情况：

由高昌出现的摩尼教经典中，认知有佛教的经典混入，即系《释迦四门观》及《阿难答法问》等类书，或取其全部或稍变其形。此种吸收情形......就各种证据考察，恐系在摩尼教行于高昌时，始有此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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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06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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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一些摩尼教文书表明，其寺院占有大量的田产及葡萄园、牲畜。摩尼教经文《二宗经》、《摩尼教徒忏悔词》及一些历书、占卜词等亦多用摩尼文写就。高昌城中还发现有摩尼教寺院。

(3)高昌回鹘王国的寺院建筑

高昌回鹘阿斯兰汗的冬宫设在今吐鲁番的高昌故城，夏宫则在今新疆吉木萨尔的北庭故城；这里又称为"别失八里"，突厥语意为"五城"。近年来，考古人员在北庭故城的西郊发掘了一座高昌回鹘时期的大佛寺。面积约为3000平方米，地基为夯筑，寺院墙壁为土坯垒砌。整座佛寺建筑规模宏大，布局和谐，由山门、庭院正殿、配殿、僧房和库房构建而成。佛寺正殿的东、西、北三面墙的外部，还建有上、下两层窑洞式的洞窟。上层每面各有7个洞窟，每个洞窟中各有一个佛座；有的佛座上还保存着彩色壁画，下层每面各有八个洞窟，洞窟的券顶和窟壁上画有彩绘的千佛，存各配殿中还发现有壁画，保存最为完整的是一幅大型的《八国国王分舍利图》，在该图下方，还绘有一对身着回鹘装的男女供养人像。他们都为长圆脸形，弯眉鱼眼，高鼻小口，双耳垂环形耳趟，双手均持花合于胸前，此男女供养人应是高昌回鹘王和他的王妃。

(4)高昌回鹘服饰

(5)国王和王后的衣冠服饰

高昌回鹘王国国王和王后形象主要见于伯孜克里克石窟第20、22、34和39号诸窟中。此外在北庭护堡子故城一座佛教寺庙遗址内，也发现了高昌回鹘王和其妃子的形象Ⅲ。这些国王头戴高而尖的王冠，好似竖起的莲花瓣，又犹如一朵含苞欲放的花蕾，上贴金缕、刺绣图案，以红色丝带结于颚下，冠后垂带，身着红色圆领窄袖长袍，腰系镶有金饰的革带，衣料少用单色，多为大花的锦缎。单就衣服的式样而言为高昌回鹘所固有，但衣料花式则近于西北流行的大食、波斯式回鹘小花锦；不像一般唐式大小团科蜀锦串枝花或小簇花美绫。这一时期的波斯、阿拉伯文史料对此记载说："他们的国王身穿中国绸缎衣服，一般人则穿丝织的或棉布的衣服。衣服很宽大、遮盖全身，袖子宽，下摆长。"在谈到当时一般回鹘居民衣着时说："居民都系腰带，带上挂着刀或短剑以及其他必需的东西。"回鹘贵族腰间佩带的一些日常用物符合唐代武官的服饰制度。《唐会要》卷31有载：景云二年(711年)四月二十四日制："令内外官依上元元年(674年)敕，文武官咸带七事。"所谓七事指佩刀、砺石、契蕊真、哕厥针筒、火石袋等。其腰带，一品至五品并用金，六品至七品并用银，八品至九品并用谕石。回鹘王曾是唐廷重臣，自然要佩带这些东西，或许这些物品符合边疆少数民族生活的需要和习惯，所以这一制度在回鹘族生活中一直保持了很久。

(b)女服

高昌回鹘时期的女子服装极具特色。伯孜克里克千佛洞第20号窟中，被德人勒柯克窃掠而去的壁画中有高昌回鹘王后的形象，她头戴宝冠，冠形如角前指；身着茜色通裾大襦。大襦领呈"V"字形，露出里面的红色小方格圆领内衣；领口周围用红色丝线绣出一圈宽宽的卷草纹图案。领口、通褶、袖子上和膝盖线上，缝镶红地白色联珠纹条饰。袖端露出内衣的窄袖，一条红色长绢从头上飘下，中间打一花结。这与《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三》中"红绢束发"的记载相吻合。另在伯孜克里克编号为62号窟内，存留一贵族夫人形象。她身穿黑色通裾大襦、领口呈桃形，周围缝有较宽的边饰，上刺云纹图案；头施博鬓冠，总发为桃形髻、上插金钗，头后的红色绢带优美动人。其右侧小窟的女供养人像，身穿黑色圆领长袍、窄袖、发髻高耸、正面呈"山"字样；两侧博鬓冠后倾；红色结授绢带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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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一般劳动妇女的服装在伯孜克里克石窟内少有彩绘。不过在距此约3公里处的拜西哈尔石窟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形象资料。在编号为第3窟的西壁，残存一身模糊不清的女供养人像。她身穿绿色圆领窄袖长袍，头戴黑色圆帽、发辫下垂。这使得我们回想起王延德出使高昌时所留下的记载："妇人戴油帽，谓之苏幂遮。"上述供养人所戴帽子疑为油帽。

(c)高昌回鹘佛教人物服饰

在伯孜克里克第20窟内，以汉、回鹘文合壁题名的智通、进惠供养像均身着黄色圆领窄袖内衣，外披紫色袈裟；袈裟的披法也是搭双肩右交。如此看来，高昌回鹘地区的僧衣不仅保留了回鹘族窄袖的特点；同时也继承了唐代服紫色法衣的传统。第9窟供养法师也同样身穿圆领窄袖长袍，外披袈裟，露右手。袈裟系红色绛白边，这与契丹僧人"衣深红色""光泽鲜明"的记载相符。

伯孜克里克石窟还有不少菩萨形象。其服饰特征为胸颈袒露，两耳饰型i，项饰金环，锦巾斜披；腰围长裙，高髻宝冠，有臂钏手镯之饰。即古人诗中所谓"绕臂金条脱"、"皓腕约金环"。肩上披着透明的青纱，面作粉妆，朱唇翠眉，目光下视，绰约妩婉。

(5)高昌回鹘的语言文字

高昌回鹘王国民间和官方的语言主要是回鹘语。起初龟兹语、焉耆语、汉语、藏语与回鹘语同时使用，但以后随着民族的融合，不再通行。书写材料主要为纸，与汉族不同之处是书写前纸上涂上一层白浆，书写工具多用芦苇笔(qalam)，一般不重要的抄本、草稿、文书等也用汉族的毛笔书写。此外，高昌回鹘王国境内还有突厥文、回鹘文、叙利亚文、摩尼文、婆罗米文、藏文、汉文等。

(6)高昌回鹘王国的文学艺术

高昌回鹘王国的文学艺术与佛教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回鹘文本的《弥勒会见经》在文学上具有很高的价值，可谓戏剧艺术的雏形，哈密出土的该经写本即证明了这一推论。写本共293叶，每叶上标明幕次，每幕开头标明演出场地。该经共由1幕序文、25幕正文构成；主要讲述弥勒佛事迹及大小地狱情状。

《乌古斯可汗传说》是流传在回鹘人中间的一部散文体英雄史诗。在高昌回鹘王国晚期经文人加工定型。现存惟一回鹘文写本藏于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写本用草体回鹘文写就。首尾部分残缺不全。尽管如此，它对后人深入研究古代维吾尔的历史、文学和语言的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乌古斯可汗的传说》的主要故事情节是：乌古斯汗一生不同凡人，他相貌怪异，他的脸是青的，嘴和眼睛都是红的，全身长满了毛。他有公牛一般的腿，狼一般的腰，黑貂一般的肩，熊一般的胸，他不畏凶险，为民除害。先后娶两位妻子，生下6个儿子，分别取名日、月、星、天、山、海。英雄乌古斯做了可汗后，开始对外征伐。由于一只苍狼自愿为乌古斯大军带路，终在亦得勒河(伏尔加河)畔打败了东罗马皇帝。此后，他又次第征服了女真、身毒(印度)、唐古特(西夏)、沙木(叙利亚)、巴尔汗(西辽)，建立起辽阔的汗国。最后乌古斯可汗将其领地分封给6个儿子。3个儿子在东方，3个儿子在西方。并把前三子从东方拾来的金弓断成三截分给他们，把后三子从西方拾来的三只银箭分给他们。并告谕诸子："三兄长是弓，弓射箭"；"三弟弟是箭，箭要服从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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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喀喇汗朝时期的西域文化

公元9世纪中叶，曾左右中亚和东亚局势近百余年的回鹘汗国，在内乱迭起，天灾频仍的情况下，遭黠戛斯袭击而溃败。其部族分四支西迁。其中最大的一支在庞特勤的率领下西奔葛逻禄(在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喀喇汗王朝，一直存在到1 21 2年。庞特勤称可汗后，建牙帐于巴拉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托克马克以东)附近，号称为"虎思斡耳朵"不久，庞特勤迅速将领地扩大到现今的新疆北部和西部地区。根据喀喇汗王朝历史学家阿布杜·加费尔在11世纪写成的《喀什噶尔史》(此书已佚，只有一些片断保存在贾玛尔·喀尔希于l4世纪写成的《苏拉赫词典补编》(al--Surah fi al-Lugha)中记载的传说，喀喇汗王朝的创建者是萨图克·博格拉汗(Satuq Bughrakhan，? 955／956年)。公元10世纪他正式皈依伊斯÷皇教，可以说喀喇汗王朝是突厥一伊斯兰文化大放异彩的时代，涌现出一些优秀的回鹘作家和作品

1．马合木德·喀什噶里和《突厥语词典》

《突厥语词典》(原名《底完·路阿特·突尔克》)是由我国新疆人马合木德·喀什噶里在11世纪70年代编选的一部突厥语辞书。马合木德·喀什噶里大概生于11世纪20年代，曾在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受过良好的教育，为r撰写此书，作者游历了今新疆、中亚各地，亲自考察记录r从伊犁河流域到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突厥各部的分布情况及其语言上的差异。1074年他用阿拉伯语来注释突厥语词的大作终告完成，并献给当时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阿卜·哈希姆·阿l、都拉·伊本·穆罕默德·穆格塔迪(1075 1 094年在位)，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约死于11世纪70一80年代之交，其陵墓至今仍保留在新疆疏附县乌帕尔多。

《突厥语词典》是一部8卷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它结构完整、条理清晰，全面反映了11世纪突厥语各部族的物质文化、生活习惯以及族名、地名、氏族、部落的划分。内容包括天文、地理、身躯、饮食、衣服、器用、鸟兽、虫豸、草木、金石，乃至儿童游戏和娱乐，无不应有尽有，详细阐释。至于境域的变迁、民族的移徙、山川的脉络、关隘的形势、都邑的方位、道路的远近、各地的风土人情、轶闻掌故，作者就其见闻所及亦都广泛搜集，明其原委。此外本书抄本第21叶之后附有一幅圆形地图，作者称之为"达伊拉"，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圆形"，表现了当时伊斯兰学术界所了解到的世界，也是流传到今天最早而又最完整的中亚地图。此书原本佚失，现存惟一的抄本为波斯萨维地方的穆罕默德·本·阿布·柏克尔(Muhammad b．Abu Bakr)于1266年据原本所抄，现藏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民族图书馆，此抄本发现于1914年，先后被译成土耳其文、乌兹别克文译本，另有德文缩印本。中国新疆已出版维吾尔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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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和他的《福乐智慧》

玉素甫在1012-1017年之间出生于虎思斡尔朵(即巴拉沙衮)后，迁居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他于1069-1070年间完成了这部不朽之作。当他将其献给喀喇汗王朝的可汗时，大汗封其为"哈斯·哈吉甫"(Khgss h五jib，意为"侍从官")。是时，他年事已高，正如他在书中所写："五十岁已向我伸手，我像乌鸦一样的头变得像天鹅一样。""我的脚虽无脚镣已走不动，我的眼光变暗已模糊不清。快乐已消失，心火已熄灭，青春之名已远离了我"q，。

《福乐智慧》是一部劝诫性的长诗。中心内容正如书名所示，是教导人们如何得到"幸福的智慧"。全诗正文6520节双行诗，附录l25节双行诗，共计6645节；13290行，全诗共85章。长诗正文开始是对真主、先知及其四伴的一般赞词，之后是对博格拉汗的颂词(Kasida)。它以描写春天开始，继而谈到七行星及黄道带12星座，人类的尊严、语言的有益与无益以及善行、知识和智慧，本书的意义，人的衰老。之后为向真主致谢，并乞求宽恕。

从第l2章起转入故事的叙述和人物的对话。出场四个人物：国王、宰相、宰相之二子、宰相的族人，他们分别叫日出(kun tordi)，月圆(Ay toldi)、贤明(Qgdalmix)、觉醒(Odrurmyx)，并体现四种"珍贵的东西"：公正、幸福、智慧、知足。故事的梗概是：国王日出求贤，下臣月圆慕名谒见。月圆以其高尚的品德得到国王的信任，任为宰相。不久月圆染病而逝。死前给儿子贤明留下遗言和一封向国王推荐其子的书信。国王命贤明承袭父位，贤明励精图治，国泰民安。一天，国王又求贤，闻悉贤明的族人觉醒才识兼备，然此人久已隐居山林，过着苦修的生活。国王与宰相力邀其出山为仕，但觉醒坚辞不就。此后，随着时光的流逝，贤明因碌碌无为而懊悔，遂生厌世之念，也想隐遁，并与觉醒协商，后者劝其应知恩报恩，效忠国王、造福庶民百姓。为时未久，觉醒染病身亡，留下一手杖给国王，一钵给贤明。

长诗最后是作者哀叹青春已去，世风日下，这些虽与整部长诗的内容不甚协调，但却是玉素甫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福乐智慧》一书用纯正的突厥语写成，阿拉伯、波斯语词不超过一百个，但研究者们并不排除该书是先用回鹘文写成的可能性。尽管此书已受到阿拉伯、波斯文学及文化的影响，但依然可以看到突厥传统的表现。书中即提到突厥传统英雄通哈阿勒普艾尔的名字。此外，书中常引用突厥的格言、谚言以及属于草原贵族人士的名言(如伊犁河地区贵人的名言)。

《福乐智慧》虽然是一部论述哲学伦理的文学作品，但也是一部优秀的长诗，同时又是研究这一时期政治制度，道德观念和经济生活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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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作品还有阿赫马德·玉克乃克的哲学长诗《真理的入门》。所有这些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伊斯兰文化和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突厥一伊斯兰文化，开创了其文化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为绚丽多彩的现代维吾尔文化之先河。由于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许多突厥语的民族，如乌孜别克族、土库曼族、哈萨克族，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或开始形成。

(三)西辽王朝时期西域文化的特点

1．西辽王朝的创建

10世仂，契丹族在北中国建立了强大的辽王朝(9161 125年)，它雄踞于亚洲东部，其影响远及欧洲。这个疆域辽阔，深受汉文化影响的王朝同其他一切封建王朝一样，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进入l2世纪后，天祚皇帝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危机四伏之中。朝政败坏、党争不绝，大将拥兵自立，人民起义持续不断。这诸多因素致使大辽帝国逐渐走向它的末日。此时在新兴起的女真贵族建立的金国的打击下，显赫一时，威震八方的辽王朝土崩瓦解。

公元1124年，耶律大石与天祚帝在抗金问题上意见不和，耶律大石率铁骑二百，从夹山(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武川县附近)出发，北行三日，经过黑水(即今爱毕哈河)，见白达达详稳床古儿，床古儿献马、驼、羊等给军。大石一行由此西北行，到达可敦城，自立为王，置南、北官属，会七州十八部首领，得精兵万余。经过五年生聚，耶律大石所建西辽政权的实力已相当强盛。

公元1130年，耶律大石"整旅而西"，经过10余年的征战，建立起东自土拉河上游，西至咸海；北越巴尔喀什湖，南抵阿姆河的地域辽阔的西辽帝国(穆斯林史料和西方文献称其为"哈剌契丹"即Qara-khitay，kapa-kNTafl音译)。西辽帝国的疆域分直辖地和附庸国、部族的地面两大部分。直辖领地以王朝首都虎思斡耳朵(巴拉沙衮)为中心，包括锡尔河游、伊塞克湖周围以及七河地区南部。附庸国有东部喀喇汗王朝、西部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汗国和花剌子模。附属部族有粘拔恩部、康里部和葛逻禄部。

2．西辽王朝的衰亡

康国卜年(1)43年)耶律大石殁，享年57岁。其子夷列年幼，"遗命皇后权国"。皇后萧氏，名塔不烟，她不仅"称制"且改元"咸清"，号称"感天皇后"。她在位7年，于1150年把政权交给其子夷列。夷列即位后，改元"绍兴"。是年(1151年)，西辽王朝进行人口普查"籍民18岁以上，得户八万四千五百户"。这个数字可能只是帝国内畿，即巴拉沙衮内畿的数字。说明当时西辽帝国已具有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和兵源。

夷列在位13年，于1163年去世，庙号仁宗，其子年幼，"遗诏以妹普速完权国"号承天太后，改元崇福。

为了消除河中地区不安定的因素，菊儿汗于1164年命令西部喀喇汗王朝把在蒲华(今布哈拉)和萨末鞋两地的葛逻禄人迁往喀什噶尔地区，不准他们再携带武器，应从事农业或其他劳动。结果，引起葛逻禄人暴动，遭到喀喇汗朝军队毁灭性的打击。从此，葛逻禄人在河中地区的势力大衰。

后来，承天后普速完与驸马萧朵鲁不之弟朴古只沙里通奸，出驸马为东平王，又罗织罪名将其处死，驸马的父亲萧斡里剌，身为西辽三朝元老。崇福十五年(1178年)，承天后处死驸马后，萧斡里刺发动政变，带兵围攻皇室，射杀承天后普速完和萧朴古只沙里。立仁宗次子直鲁古为皇帝，改元"天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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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鲁古统治时期，西辽王朝的政治已经十分腐败，派往附庸国的督官或使臣作威作福，欺压当地统治者和掠夺人民财富。在短短的几年内先后失去花剌子模国、西部喀喇汗朝、高昌回鹘王国和葛逻禄部。

公元l211年秋，西辽末主直鲁古出猎，"乃蛮王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据其位"。屈出律攫取政权后，"尊直鲁古为太上皇，皇后为皇太后，朝夕问起居"。实际上则是以此为稳固自己统治的手段。l213年，直鲁古在忧郁悲恚中死去。

屈出律取代菊儿汗直鲁古的统治后，其野蛮残暴的统治，激起广大民众的愤恨。喀什噶尔、和田以及葛逻禄人纷纷起义，均惨遭失败。

1217年，蒙古大军进入楚河地区，原来的西辽官员起兵响应，屈出律离开巴拉沙衮南逃。1218年，屈出律在蒙古军队的追逐下逃向帕米尔，在瓦罕走廊东部的达拉兹山谷被杀。喀什噶尔、羌、斡端诸城纷纷降附。至此，西辽境土遂尽归蒙古。

3．西辽时期的文化特点

首先，西辽时期汉文化对西域、中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是继汉、唐之后汉文化向中亚传播的又一高峰。西辽王朝的创建者耶律大石本身就是一位具有高度汉文化修养的契丹贵族，史称其"通辽、汉字"w，天庆五年(1115年)考中进士，"擢翰林应奉"。不久，又迁升翰林承旨。

由于统治者的倡导，西辽王朝的官方语言应当是汉语。对此，《伊斯兰百科全书》中的"哈剌契丹"记述甚明。我国学者陈垣先生也研究指出："西辽五主，凡八十八年，皆有汉文年号，可知其在西域曾有行使汉文。"(《励耘书屋丛刻》上册《元西域人华化考》卷1)但是在使用汉文的同时，契丹语言文字与其并行。西辽末年的宰相李世昌身为汉人却深谙契丹语文，耶律楚材曾随其研习经史，"期年颇习"，把辽朝寺公大师的以"辽文"撰写的《醉义歌》译为汉文，李世昌，其祖为耶律大石的宰相，他本人是西辽末代皇帝的宰相，并爵封郡王，表明汉人在西辽政权中处于重要地位，他们通汉文和辽文，在沟通契丹与汉人文化交流中扮演了极为特殊的角色。

西辽王朝境内通行汉文绝非偶然。因为耶律大石的西征军中就有大批汉人。《永乐大典》卷10876虏字《张魏公奏议》，载张浚《奏虏中事宜状》说："臣近据曲端申，契丹大石林牙自招州遣人持国书赴朝廷，为夏人截留。有元送文字汉儿走透过泾源，供析到上件事理......"这里提到，耶律大石从招州派出的信使为"汉儿"，即汉人。

刘郁《西使记》说："过龙骨河，复西北行，与别失八里南已相直，近五百里，多汉民。""阿里麻里城......回纥与汉民杂居"。"又南有赤木儿城，居民多并，汾人"。张星娘先生认为，"常德听见汉民与并，汾人，杂居于回纥之中，不足为异。此辈汉人皆耶律大石所统汉军之后也。"这样多的汉人涌入西域、中亚诸地，如果不对当地文化产生影响，是不可能的。正如陈垣先生所说"当元人未据西域之先，大石林牙已将汉族文炫耀于中亚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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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耶律夫Zi建立西辽政权后，在，活俗方面仍保留着原仃传统。穆斯林史料说，他"除中国丝绸外，不穿别的"。末代公三浑忽出嫁时依然坚持按照汉女的习惯"梳妆"。常德出使西域见列，阿里麻里城"回纥与汉民杂居，其俗渐染，颇似中国。"0

再次。在建筑和造型艺术方面，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更为明显。前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历吏研究所编写的《吉尔吉斯地区史》做了如下描述："除巴拉沙衮外，在斯莱坚卡镇附近、在列别季诺夫卡镇地区、在亚历I_L1大古城也发现了哈剌契丹(即西辽)居民点的遗址。它们在建筑装饰方面，总的说来J"泛地表现出汉艺术和汉文化的影响。它在这里已同中亚文化融合。无论汉族匠人，还是当地建筑工匠，都首先利用了汉人的建筑技术和材料一瓦、泥塑、炕式的取暖系统。

最后，由于西辽王朝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因此在帝国境内各种宗教都很活跃。

佛教：四辽初建时期，其附庸国中只有高昌回鹘王国崇信佛教，直至蒙古崛兴，此地佛教盛况依然不衰。《高昌锲氏家传》记云："其国俗重佛氏。"契丹族在建立辽朝的过程中，已逐渐接受厂佛教。辽亡，耶律大石又将佛教带至中亚诸地。据《吉尔吉斯地区史》的考古资料证实，屈出律娶的西辽公主不仅A己信佛，还要求屈出律放弃原来信奉的基督教，皈依佛。

萤《国维遗棒》第13册《古西行记四种校录》第10页。雪欧阳玄：《圭斋集》卷11。

当时西辽境内居民还信奉萨满教、摩尼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

(四)蒙古文化与西域社会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从此蒙古族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在漠北游牧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至为重要的角色。它们正是从这里发出了震动世界的号令，马蹄所至之处，灰飞烟灭，无所不克，从而迅速征服了自华北经内陆亚洲，西至南俄草原及美索不达米亚的广大地区。

随着蒙古军事征服的完成，畏兀儿地区变成元朝中央政府统治下的一个特殊政区。这里须予说明的一点是，12、13世纪时的畏兀儿地面的分布范围要远远小于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当时的"畏兀儿人"这个概念，仅指素居于今天山东段地区从漠北迁徙而来的回鹘人后裔。畏兀儿人的居地以"五城"为中心，五城指别失八里、火州、彰八里、仰吉八里和唆里迷。畏兀儿人在当时是一个文化很高的民族，其文明对周围诸族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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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征服畏兀儿地面后，将其原有的社会制度移植此地。就元代畏兀儿地区的政治体制而言，一方面沿用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体制；另一方面元代在畏兀儿地区设立行政机构实施有效统辖；再次以亦都护为首的地方政权在管理畏兀儿事务中起着重要作用。因之三元一体的复合行政体制颇具特色。

1．大蒙古国和元廷对畏兀儿地区的经略

蒙古在畏兀儿地区行施主权的历史始于仳俚伽帖木儿袭杀西辽少监的l209年。是后，畏兀儿首领亦都护遣使成吉思汗向其表示臣服。l211年巴而术应召携贡物至漠北朝觐蒙古大汗，成吉思汗许以女也立合敦嫁之，并允其享有"第五子"的优遇，"使与诸皇子约为兄弟，宠异于诸国"。这样，畏兀儿地区成了蒙古的封地，亦都护是元朝皇帝所封的国主。他作为元朝汗廷的藩臣，对上须履行纳质、纳贡、从征等藩的义务，但对自己的领地和属民则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基于"国家是整个汗族的财产"这一观念。畏兀儿地区自然是蒙元帝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当地畏兀儿人用突厥语"大军"(ulugh S11U)一词来称呼元朝皇帝。还有不少畏兀儿语民事契约文书在其认罚的套语中，均把ulugh SLIU放在首位，如一件"解决纠纷的契约文书"规定，"如果谁制造纠纷，将受到向皇帝交纳两锭金的处罚"，由此说明，蒙古皇帝在畏兀儿人心目中居于最高地位。

元朝政府先后在畏兀儿地区设立了提刑按察司、宣慰司和都护府等机构，在西部的斡端、曲先等地设置了宣慰使元帅府、都元帅府等机构。畏兀儿地区还设有交钞提举司。忽必烈还派遣自己的儿子那木罕和丞相安童出镇阿力麻里。忽必烈统治时期，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的后裔诸王曾起兵反抗，阴山(天山)地区成了双方交战的主要场所。13世纪后半期叛乱的西北诸王一度夺取了阴山一带大部分地区。l4世纪上半叶，随着窝阔台势力的衰落，领地为察合台后王吞并。察合台系诸王重新承认元朝的宗主地位，遣使来朝。此时阴山东南的哈剌火州(今吐鲁番)等地归元朝直接管辖，至顺元年(1330年)设立了哈剌火州总管府。

蒙元汗廷对畏兀儿地区的统治还表现在设官分职和置驿两方面。

畏兀儿地区归顺蒙古后，成为蒙古大汗的直接统辖之地，成吉思汗保留亦都护对畏兀儿本土的管辖权，同时在畏兀儿人集中聚居的火州城、坤闾城(新疆库尔勒地区)和独山城(新疆木垒县东部的破城子)设置达鲁花赤，担任达鲁花赤者多为畏兀儿人。蒙古国初期，置札鲁忽赤(汉译断事官)治天下刑政，在断事官机构中协助札鲁忽赤草拟文书，计点财赋，校阅户口青册的则称为必阁赤(bichikchi，意为书吏)。这种"断事官制度"亦曾在畏兀儿地区实施。史载："至元十一年(1274年)初置畏兀儿断事官，秩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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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政府为了"通达边情布宣政令，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周密的站赤制度。因西域位居欧亚交通枢纽，自成吉思汗时代起即已修建了由中原地区通往西域的道路。至窝阔台时期，西域地区的驿传制度得以完善。忽必烈即位后，多次在阴山地区立站，他所着意经营的路线有两条，一条由太和岭(山西朔县东)到别失八里，一条由罗不(新疆罗布淖尔)经阁郾(且末)、斡端到鸦儿看(叶尔羌)等地。前一条路线和北道相联接，后一条路线就是历史上的南道。站赤的普遍建立，不仅加强了阴山地区和中原的联系，而且有利于我国和中亚以及西方其他地区的交通。

2．叶儿羌汗国时期的西域文化

叶儿羌汗国是东察合台汗国秃黑鲁帖木儿汗的后商萨亦德汗于1514年创建的一个国家，汗国的疆域东至嘉峪荚前，与明朝邻接，南面以昆仑山、阿尔金山为界，与乌思藏、蒙古属部相邻，与月即别以阿赖山为界；北面则以天山山脉为界，与哈萨克、与尔吉斯、瓦剌相邻。l。由此看来，叶儿羌汗国的疆域包括我国新疆大部及其邻接地区，1680年，准噶尔汗国统一天山南北，叶儿羌汗国并入其版图。

叶儿羌汗国时期，汗国的统治民族蒙古人完成了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的过程，最后基本上都融合入维吾尔族中。也jE是在这一时期，在维吾尔族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两个文化政治区，即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伊斯兰教文化政治区和以吐鲁番为中心的佛教文化政治区，统一起来，最终完成了全民族的伊斯兰化过程。正是在这种文化、政治的统一过程中，维吾尔族不断地融合其他民族的成员，增添新的血液，发展、壮大、形成为多重来源融为一体的维吾尔族。这一过程到公元15世纪末16世纪上半期，由于天山南路整个塔里木盆地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统一，才得以完成蟛。

羌汗国时期，是西域文化的复兴发展时期，这明显地表现在史学和文学两个方面。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撰写的《拉失德史》(Tarikh-i-Rashidi)是一部关于东察合台汗国和叶儿羌汗国的重要史书。此书由两编组成。第一编为东部察合台汗国的编年史，这一编于1544年开始编写，l547年完成；第二编开始写作于1541年，完成于1544年，此编保存着许多社会生活、政治斗争、军事活动的生动画面。原书用波斯语撰就，曾先后两次被译成东部突厥语言，后来由罗斯译为英文；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根据英译本译为汉文，书名为《中亚蒙兀儿史一拉失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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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专门写叶儿羌汗国的史书是《编年史》，作者是沙·马合木·本·米儿咱·法齐勒·楚剌思。《编年史》约于1672-1676年用波斯文写成。

《寻求真理者之友》(Anis al--Talibin)是沙·马合木·楚剌思留存下来的另一部著作，于1696年左右用波斯文写成，这是一部圣者传，记述了叶儿羌汗国的一些伊斯兰教宗教首领的业绩，以及黑山派与白山派斗争的情况。这部著作以后在叶儿羌由阿布·满速儿译为维吾儿语，书名为Rafiqal-Talibin(其意仍为《寻求真理者之友》)。

叶儿羌汗国文化上的最大成就是《十二木卡姆》的整理与定型。木卡姆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表现形式，集音乐、舞蹈、文学为一体，渊源于西域土著民族文化，深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据19世纪中期成书的《乐师史》记载，拉失德汗的妻子阿曼尼莎汗是一位音乐大师。她不但会演奏木卡姆，还会编写优美的歌词，她还是一位诗人，著有诗集《精美的诗篇》和《美丽的情操》，阿曼尼莎汗对《十二木卡姆》的定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准噶尔汗国的建立与喇嘛教传入西域

1．准噶尔汗国的建立

准噶尔是我国西北厄鲁特蒙古族的一部。厄鲁特(即卫拉特)在明代称为瓦剌，是一个"逐水草，无城郭"的游牧民族。明末清初，厄鲁特蒙古分为绰罗斯特即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和土尔扈特四大部，游牧于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厄鲁特四部"虽各有牧地，而皆以伊犁为会宗处"。伊犁地区为准噶尔游牧之地，因水草丰美，"实擅其利，以故最强"≮。因而使准噶尔部雄踞西北，统一了厄鲁特各部以及一些突厥部落的广大区域，故清人把居住新疆地区的厄鲁特各部称之为"准噶尔"。

1644年，清入关建立起以满族封建贵族和汉族封建地主联合的中央政权。准噶尔部自首领巴图尔珲台吉(1634-1665年)时起，即向清政府称臣纳贡。以后到僧格(1665-1671年)和噶尔丹开始执政时，这种隶属关系一直没有中断。然而，正是在噶尔丹统治时，由于他逐渐占据了整个天山南北，势力急剧膨胀，向清政府提出了"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的分裂割据要求。自康熙十九年(1680年)，噶尔丹集中大批骑兵南下，经乌什、阿克苏，攻陷喀什噶尔。自此，天山南路完全处于准噶尔部控制之下。准噶尔部贵族对维吾尔族的统治，主要通过扶植代理人进行。准噶尔贵族每到一地，维吾尔族人民必须"日奉以酒肉、妇女，去仍多索赆遗；少不如意，辄纵其从人，恣行抢掠"。更有甚者，他们三五成群，或数十为伍，到处抢夺牲畜，奸淫妇女，掠夺财物。据《和卓传》记载："有一次，策妄阿拉布坦的女儿要和土尔扈特部长的儿子结婚，他邀请丹尼尔和卓为首的维吾尔族达官贵人参加婚礼。丹尼尔和卓等人屈服于准噶尔部贵族淫威，无可奈何来到伊犁。策妄阿拉布坦责令他们交纳印度宝石、珍珠、金刚钻和金项链等珍贵物品作为礼品，否则，生命难保。"她'准噶尔贵族统治者从天山南路各族人民身上搜刮来的财富，大部分为伊犁的少数特权人物包括上层喇嘛所占有。史载："达官贵人，夏日食酪、酸乳、麦饭，冬日食牛、羊肉，谷饭；贫人但饮乳茶。"@贵族们穿的是绫罗锦缎，饰以文绣，而贫苦牧民则御冬无棉，仅能衣羊皮。噶尔丹策零时，在伊犁河西岸建立的固尔孔庙和海努克庙，供养喇嘛六千多人，庙之雄壮，超过漠北蒙古地区之寺庙。每逢"岁首，盛夏，其膜拜顶礼远近咸集，往往捐珍宝，施金银以事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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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喇嘛教传人西域

喇嘛教亦称"西藏佛教"或"藏传佛教"。"喇嘛"为藏语，是"上师"的意思。公元7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在他的两个妻子尼泊尔公主墀尊公主和唐文成公主的影响之下，皈依佛教。公元8世纪时，古印度僧人寂护、莲花生等前往西藏传播娃、密两系佛教。9世纪，赞普郎达玛禁止佛教流传。迨至10 f址纪后半期，佛教在吐蕃新兴封建领主阶级的扶植以喇嘛敦的形式得以复兴。

喇嘛教是佛教与西藏固有的苯教长期相互影响、相互斗争的产物。13世纪末期，山于蒙元统治者的火力扶植，上层喇嘛开始步入政坛，参与朝政，并将该教传入蒙古族聚居地区。喇嘛教教义的特点是大小乘兼容而尤以大乘为尊；大乘中显密俱备，尤重密宗，且以无上瑜伽密为最高修行次第。主要教派有格鲁派(黄教)、宁玛派(红教)、噶奉派(白教)、萨迦派(花教)等。

西域最早信仰喇嘛教的民族是清代的厄倍特蒙古。厄鲁特蒙古原本信仰萨满教，大约在明朝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土尔扈特部首领赛英台奈思麦根台曼奈诺颜向厄饵特四部盟主拜巴噶斯提出信奉格鲁派喇嘛教的建议，拜巴噶斯欣然同意并派人越昆仑山赴拉萨与格僻派首领取得联系，格鲁派应邀派彻甘诺门汗为代表前往厄僻特蒙古地区传教，所到之处，受到各部首领的欢迎。研究者认为，喇嘛教正式传入厄鲁特蒙古是在1615年H，。其实，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宗教信仰传播并非是在一朝一夕之内所能完成的。17世纪初，喇嘛教确曾在准噶尔上层统治者中间传播，并力禁萨满教的活动。当时，"土尔扈特有个亲王喇嘛命令把翁衮(偶像)搜集起来，并当着众人的面投入火里烧毁。但是蒙古人又做了新的翁衮以替代被烧掉的"芒。从而说明，尽管喇嘛教在准噶尔部；扶持卜势焰日炽，但萨满教仍在民间流行不绝。厄鲁特人称萨满教为"哈喇夏琴"(意为黑教)，称喇嘛教为"希喇夏琴"(意为黄教)；并且他们把喇嘛们从西藏带来的佛像同萨满教信徒们所做的翁衮并排放在同一寺庙内。

值得一提的是，和硕特部的喇嘛僧咱雅班第达为喇嘛教传入厄鲁特蒙古做了大量工作。

咱雅班第达(1599-1662年)，原名纳姆哈嘉木措，l599年生于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古鲁青鄂拓克的桑噶斯家族。16岁时拜满珠习礼呼图克图为师，受了沙弥戒。公元1616年途经青海湖赴西藏游学，翌年(1617年)抵达西藏。1639年，咱雅班第达返回厄鲁特蒙古。自此开始了他传播黄教的教务活动。他在1641年问先后亲至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土谢图和车臣等部讲经传教，弘扬佛法，终使三部首领成为喇嘛。《咱雅班第达传》的作者拉德纳巴德拉说：咱雅班第达弘扬佛法，"犹如久旱之地遇甘露滋润，积善种子深入人心"。其言未免有些夸张溢美之辞，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一定的真实性。

格鲁派喇嘛教在厄鲁特蒙古得以广为传播与当地贵族的支持有关。1640年制定的《蒙古卫拉特法典》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喇嘛教在当地的支配地位，并对萨满教加以排斥。《法典》规定，十人中必有一人出家为僧，献身于佛，于是，送子为僧成为普遍现象，"人生六七岁即会识喇嘛字，诵喇嘛经"。《法典》还赋予喇嘛僧侣种种特权。如规定，为了宗教事务或行政公差而出发的使者，在运输赋役的征用方面，比别的使者优先(第16条)。向喇嘛及班第征用大车者，处以母牛一头的财产刑，将献佛之马用于运输赋役者，处以马一匹的财产刑(第19条)。同时还规定，以言词及行动侮辱僧侣者，处以重的财产刑(第17条)。如此，喇嘛教在卫拉特蒙古社会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准噶尔人民和西藏的文化接触。通过后者又了解了印度文化的种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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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50年，咱雅班第达以托忒文专为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准噶尔等部首领翻译了《金光明经》、《金刚经》等佛教经典。据不完全统计，1650年至1662年问，咱雅班第达用托忒文翻译了170余种藏文著述，大部分为宗教典籍，还包括伦理、历史、文学、医学作品，如《明鉴》、《贤去刃经》等。他还用托忒文记录了厄鲁特蒙古英雄史诗《江格尔》。

又，《居悉j》(又称《四部医典》)是公元8世纪由著名藏族医学家妥宁玛·云旦贡布在博采民间藏医之经验，并吸收印度、尼泊尔和汉地医学之精华的基础上，集几十年之功撰就的一部藏族医书，咱雅班第达将其由藏文译成托忒文介绍给西域地区的!拉特民族，丰富了祖国的医学宝库。

除卫拉特外，信奉喇嘛教的西域民族还有察哈尔蒙古、锡伯族等。察哈尔蒙古是在乾隆年间从张家口迁至伊犁波罗塔拉等处驻牧的。东蒙古接受喇嘛教颇早，元朝初立时，喇嘛教与蒙古族已接触，及至明代以后，喇嘛教在蒙古族地区逐渐传播开来。自1576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在青海会见西藏喇嘛教黄教领袖索南嘉措并皈依该教，自此后，黄教在俺答汗的倡导下，在蒙古地区广为传播。既然如此，察哈尔蒙古在迁居伊犁之前就已经信奉了格鲁派喇嘛教。

锡伯族自称鲜卑人遗民，清代以前，繁衍生息在以伯都讷(今吉林扶余县)为中心的东自吉林，西至呼伦贝尔，北起嫩江，南抵辽河流域的广阔地区。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锡伯族被满洲统治者编入了八旗蒙古和八旗满洲，1764年有1016人被征调入新疆戍边；1767年，移居新疆的锡伯族被清皇室编为八个牛录(旗)，于伊犁河流域屯田驻守。由于伊犁是西域喇嘛教的中心，因此，锡伯族受其影响，在以往信奉萨满教的基础上，又信奉了喇嘛教。光绪十七年(1837年)，在锡伯营中部修建的五牛录喇嘛苏木叫"靖远寺"，是当时伊犁九大佛寺中规模较大的一座，也是锡伯人宗教活动场所之一。

(六)清朝统一新疆后的文化发展与走向

1．清朝统一新疆

明末清初，新疆地区居住着蒙古、维吾尔、柯尔克孜、塔吉克、哈萨克诸族。其时天山以北，由厄鲁特蒙古贵族统辖；天山以南由察合台系的蒙古贵族统治。17世纪30年代，游牧于天山以北的厄鲁特蒙古中的准噶尔部迅速强大起来，统一了其他部族。公元1678年(清康熙十七年)，准噶尔部将其势力扩展至天山南路，取代了察合台系蒙古贵族在此的统治。从此新疆天山南北两路完全被准噶尔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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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部初盛时，仍向清朝中央政府称臣为藩，进贡不绝。但这种臣属关系，因缺乏中央政权的直接管辖和有力的约束，极不稳固，致使准噶尔部阳奉阴违、时叛时服。

1671年(康熙十年)噶尔丹上台后，准噶尔社会经济有r发展、实力增强，遂称霸于我国西部边疆一带，与清政府分庭抗礼，直接威胁着中央政权的稳固。康熙、雍正两朝，对这股割据叛乱势力多次征讨。康熙帝还三次亲征，击退噶尔丹的疯狂进攻，使之走投无路，服毒自尽。噶尔丹的势力虽被打垮，但清军并未深入准噶尔部腹地，彻底捣毁其统治集团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地。故而余部犹如死灰复燃，东山再起。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引兵占据了伊犁，自立为准噶尔部首领。是时，沙俄觊觎我国西北，多次派"远征队"沿额尔齐斯河两岸构筑堡垒要塞，向准噶尔地区步步紧逼过来。策妄阿拉布坦对此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却于1716年率兵占据了西藏。然最终于1720年被清军驱逐出藏。1727年(雍正五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去，子噶尔丹策零嗣位，同样步其先祖后尘，继续背离清朝，雍正皇帝两次出兵讨伐噶尔丹策零的叛乱，并于1731年(雍正九年)大败噶尔丹策零于光显寺(额尔德尼召)。此战使噶尔丹策零蒙受重创，自此一蹶不振。1745年(乾隆十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病死，统治集团内部为继承汗位，彼此混战，长达10年之久，依照噶尔丹策零遗嘱，由其第二个儿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继承首领宝位，5年后，即1750年，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被其异母兄喇嘛达尔扎篡位。1752年上台不久的喇嘛达尔扎又被辉特部酋阿睦尔撒纳谋杀，拥立准噶尔部另一贵族达瓦齐为汗。如此，新疆地区陷于动乱不宁、民生凋敝的残破境地。

乾隆皇帝为了彻底平定准噶尔的割据势力，完成统一大业，力排众议，决计出兵。

1755年(乾隆二十年)二月，清军分两路向伊犁推进。两路军各备兵2500名，马7万匹，班第为定北将军、永常为定西将军。两路兵约定于博罗塔拉河会师后向伊犁挺进。

当清军进入新疆地区，厄鲁特各部民众"大者数千户，小者数百户，携酮酩，献羊马，络绎道左，行师数千里，无一抗颜行者"u一。清军遂得以长驱直入，军通达瓦齐大营。达瓦齐惊慌无措，遁走格登山，企图倚山仗水，负险顽抗。清军派准噶尔部降将喀喇巴图阿玉锡等3人领兵20余人，夜袭达瓦齐营帐。达瓦齐战败，仅率几名亲信翻越奎鲁克岭，奔命南疆，后被乌什城的阿奇木伯克霍吉斯擒俘，献与清军，押送京师，清军进驻伊犁行使防务主权，割据西北一隅的准噶尔政权至此告终。

清军进驻伊犁不久，仅留500余名官兵防守，其余部队撤回内地。此时，厄鲁特另一辉特部酋阿睦尔撒纳，在沙俄的策动与支持下发动了叛乱。清军重振旗鼓，于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分兵两路合击阿睦尔撒纳叛军。至1757年7月在清军猛烈的攻击下，阿睦尔撒纳众叛亲离，全军溃败，仓皇投靠沙俄。是年9月阿睦尔撒纳染病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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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睦尔撒纳叛乱平定不久，天山南路的回人(即维吾尔)头目博罗尼都(大和卓木)和霍集占(小和卓木)兄弟二人再次发动叛乱。大、小和卓是维吾尔族封建主玛罕木特的两个儿子。准噶尔部控制天山南路时，曾将其二人囚禁在伊犁。清军平定准噶尔叛乱时，大、小和卓"迎降献款，意甚恭"。遂将其释放，并派兵把大和卓送回南疆喀什噶尔(今喀什)，管辖天山南路回部事务；让小和卓留驻伊犁，"抚其在伊犁之众"。但是，大、小和卓却从维吾尔族上层分裂分子遥相呼应，"欲窃据回疆以自雄"。1756年，小和卓霍集占乘清军与阿睦尔撒纳作战之机，．窜往南疆，煽惑其兄大和卓木及其他一部分头目叛乱，图谋自立。1758一1759年，乾隆皇帝再次发兵挺进天山南路平叛。清军接连击败大小和卓木叛军，克复库车、阿克苏、叶尔羌、喀什噶尔诸地，大、小和卓木退至帕米尔地区，1759年8月，清军乘胜追击，抵达伊西洱库尔淖尔(即叶什勒池)。叛军凭险力守，被清兵彻底击溃，夫、小和卓携少数人马越出国界，被巴达克山汗素尔坦沙擒获，"函首以献"。至此，清政府的军队遍布天南北两路，东起哈密，西至巴尔喀什湖在内的包括楚河、塔拉斯河流域以及帕米尔等广大新疆地区置于清朝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

清王朝为了确保新疆不再受分裂之苦，除在各地长期驻军加强防务外，在新瓤地区进行了'系列重大的政治改革和恢复发展经济、文化的措施。

首先，清王朝在新疆地区实行的是军府制统治。新疆推行军府制度，始于1762年。这是一种多元化的行政体制。最高统治荇是将军，设于伊犁，即称伊犁将军，统辖全檀的军政事务，集军政大权十一身。下设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或领队大臣，分驻全疆各地，负责分管各地军政事务，他们统属于伊犁将军，这样一来，不仅消除了长时期内南北两路行政管理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的分散局面，而且把新疆地区层层辖制纳入清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

其次，改革了南疆地区原有的伯克制度。所谓伯克制，是同当时南疆农村中的徭役制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行政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土地全部归各级伯克所有，农奴(qul)没有人身自由，他和他的全家都依附于伯克，用自己简陋的生产工具无偿地为伯克耕种土地和从事家内服役，称之日"燕齐"。清朝统一新疆后，实行政教分离，取消了伯克的封建世袭权，各地伯克的任免升迁均由清政府委派，他们直接成为清政府的官员。按照清王朝的官制制定了伯克的品级，对伯克的土地与"燕齐"户的数量给予一定的限制。此外，在巴里坤及乌鲁木齐地区因为回、汉人民众多，实行郡县制，设立镇西府和迪化州，各辖几个县，上设镇迪道，隶属于甘肃省。在南北疆游牧地区，则推行扎萨克制，立当地头人为王、公、台吉，以统治蒙古族和哈萨克族民众。

其三，清朝政府在加强对新疆实施行政管理制度的同时，也强化了新疆地区的军队驻防和军事管理，并在全疆各重要地区，边防地带及重要的山川隘口、交通要道设置了卡伦(哨所)、台站，在国界处设置了鄂博(石碣标记)，加强了巡边制度。

其四，乾隆皇帝在整顿新疆政局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的措施。首先，安定人民生活，以保存劳动生产力。在短短的l5年(乾隆二十五年至四十年)内，全疆兵屯、犯屯土地达288100多亩。户屯土地达70余万亩，各类屯丁人数70余万人。出现了"农桑辐辏、阡陌成群"的兴旺景象。其次，"薄取其赋，除去准噶尔一切苛政"。再次，清政府统一了新疆的币制，实行奖励贸易等政策，促进了采矿冶炼业、手工业、商业贸易的发展。以致"诸物辐辏，贸易倍增，其牲畜车辆之凑集，与内地无异"。乌鲁木齐贸易人等。"计开设市肆五百余间"～。吐鲁番"内地商民环肆而居者数户"也'，哈密"商贾云集，百货俱备"，阿克苏"内地商民，外番贸易，鳞集星萃，街市纷纭，每逢八栅尔㈨会期，肩摩雨汗，货如云雾"，叶尔羌"山陕江浙之人，不辞险远，货贩其地。而外藩之人，如安集延、退摆特、郭酣、克什米尔等处，皆来贸易。八栅尔街长十里，每当会期，货若云屯，人如蜂聚，奇珍异宝，往往有之，牲畜果品，尤不可枚举"。其繁荣之贸易于此可见一斑。由于经济的发展，以天山北路为中心的新兴城镇如雨后春笋迅速崛起。原来荒凉沉寂的伊犁、乌鲁木齐出现了许多城镇。新建的伊犁八城之一的惠远城，是伊犁将军府所在地，也是全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伊犁、塔城、乌鲁木齐、喀什噶尔成为全疆经济、贸易集散的四大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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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发展与走势

清朝统一新疆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决中华传统文化与回辐地区固有制度、宗教、习俗等自身文化的相互冲突。清统。。一之前，回疆旧部互不统属，制度各异，其社会文化受到来自东西向和南北向的双向影响。南北向影响的直接结果使得回疆社会文化形成一种介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的复合文化；而东西向的影响使之极易蒙上一层外来文化的色彩，尤其是公元10世纪回疆地区逐步接受伊斯兰教后，回疆社会文化更多地打上了伊斯兰的烙印。面对这样的现实，如果强行将中原内地的制度、价值观制不加改变地全盘移入，势必引起回疆旧地本土文化的碰撞。两种不同质的文化或价值观的冲突，不可能产生一种文化将另一种文化完全"吞并"掉，或者一种文化自行废止，全盘引入另一种文化的结果，事实上，文化碰撞的双方都是以我为本兼取所需的，经过调适，两种文化在新的基础上走向新的整合。清朝政府征服回疆后，摒弃中国中央王朝以羁縻方式统治边疆地区的传统模式。作为中央政府，清朝在回疆地区驻军、设官、征收赋税、颁行法律，行使中央对地方的权力，所谓"迩今各部归一，自应遵我朝之律"，但同时又对回疆社会文化表示出极大的宽容，并不触动回疆社会结构，有条件沿用回疆旧制，在政教分离的原则下尊重和保护伊斯兰教，即"办理回众事务，宜因其性情风俗而利导之，非可尽以内地之法治也"。清朝在回疆铸币，采用回疆旧有的方式以红铜铸就，但形式却是中原地区通行的圆形方孔式；币面既铸有清帝年号、又用回文铸上铸地名；币制单位同时使用"文"和"普尔"，正如乾隆帝所言："形犹腾格因其俗、宝铸乾隆奉我同。"在法律制度方面，回疆地区的法律文化(Legal culture)兼有二者性质，它既是中华法律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即以大清法律为主体，但同时又同中华法律文化的主体部分--中原地区法律文化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集中体现在对回疆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伊斯兰教法上。具体到刑法方面，清政府予以区别对待，对危及清朝统治、破坏封建秩序，违反儒家伦理道德的严重刑事犯罪，依照大清法律予以严惩，而对于一般刑事犯罪则可交与伯克衙门按回疆旧例惩处。从回疆法律典章制度来看，清政府颁行的法律主要覆盖行政、经济、刑事、军事管理等领域，而回疆地区的伊斯兰教经典则涉及宗教、婚姻、民事等方面。

1884年，清末新疆建省后，中央政府在回疆设置道府州县，废除伯克制度，推行保甲制度。从此内地政治制度文化大规模移入新疆。

3．新疆建省

清光绪十年(1884年)，清廷任命刘锦棠为新疆首任巡抚，宣告了新疆省的正式建立。这是新疆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从建省问题的提出到新疆建省变成事实，其间经历了长久计议。

新疆最早设置行省应上溯至公元13世纪的蒙元王朝，蒙古黄金家族为了有效地辖制西域，于宪宗元年(1251年)在今天的吉木萨尔建立别失八里行尚书省。1271年，元朝建立后，又在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县西北)设立行中书省；同时又设立北庭都护府(驻别失八里)、斡端(今和田)宣慰使元帅府等机构，统治西域各地。行省制度首始于元代，但西域建立的行省与内地不同，它缺乏郡县制的基础，难以全面准确地行使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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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文化与古代维吾尔文明的形成 （2）

西域文化与古代维吾尔文明的形成（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