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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05 22:07

[楼主]

汉文化和西域文化的交流（1）

转帖《西域文化》第四章

汉文化和西域文化的交流

(一)汉文化对西域文化的影响

黄河流域形成的汉文明对西域地区的影响至为重要。目前学术界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仅指"华夏文化"或者"汉文化"。汉文化实指在黄河流域形成的以汉族为代表的一种古老而又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文化。在历史上，它对周邻民族产生过很大影响，不断地扩大着文化圈。有的地区或民族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促进了本民族的发展与兴盛，如日本、朝鲜、越南；有的民族深受汉文化影响，其大部分成员被融入汉民族中，如鲜卑、百越、契丹。当然，与此同时汉民族也受到周邻民族文化的影响，从而不断地丰富着自己的文化。所以，当我们论述历史上汉文化的影响时，不仅要看到汉族人民在传播这种文化中所起的作用，而且还要看到深受汉文化影响或已汉化的周邻各族人民所起的作用，而后者的作用有时甚至更大。这里我们所说的汉文化不仅包括语言文字、儒家思想、典章制度，而且包括生产技术、社会习尚等诸方面。

1．西域原始文化中的汉风剪影

西域原始文化极具地域特色。但在许多方面与中原内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考古工作者在新疆众多地区发现过不少细石器遗址，经研究认为，它们的造型特征明显与我国华北地区相同，而在石器的选料、制造、加工、合成的一系列过程中，在西域和中原汉地不同地区显示出相类似的共同点。这当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只能是同一种文化、技术影响下的产物，是西域地区在距今一万年前后即与黄河流域存在文化交流的明证。

十分有意思的是，在西域地区发现的环刃石器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环刃器，通常由石料制成，故而又称之为"环刃石器"。在考古学术语中，其别名甚多，诸如"环状石器"、"环状石斧"、"石环"、"盘状器"、"穿孔锄形石器"等等。其形制为圆盘状，中央穿一圆孔，孔一般较小，周缘打磨成刃，十分锋利。这种石器最初发现于辽宁省貔子窝高丽寨皑。，继而在我国东北的辽河流域、辽东半岛、沈阳、内蒙古东部陆续出土，日本、朝鲜近年来也时有发现。考古工作者研究认为，环刃石器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起源于辽东半岛。这种环刃石器在西域境内共发现9件，分别出自5个文化遗址，即伊吾卡尔桑遗址、奇台半截沟遗址、和硕曲惠遗址、和硕新塔拉遗址、疏附阿克塔拉遗址。研究结果表明，卡尔桑遗址、半截沟遗址的年代最早，约有公元前2000一1800年间。其余3个遗址的时代稍晚，约在公元前1600-1300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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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05 22:08

1 楼

若把西域出土的环刃石器与东北等地的环刃石器略事比较，不难发现，西域境内的环刃石器与公元前2000年前后流布于中国东北地区的环刃石器不仅形制相似，而且大小、厚薄、穿孔、磨制技术都极为相同。西域出土的环刃石器表明，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西域东疆原始文化圈的居民就已经与东北地区的临海居民发生过密切联系。东北与西域遥遥相对，直线距离约5000公里，在交通阻绝与信息闭塞的古代社会，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相隔千山万水的两地居民几乎同时期使用同种类型的生产工具，这不能不使我们追想到民族迁徙运动。

大约在公元前2400--2000年左右，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分别为几个大的部落联盟所控制。黄帝部族据黄河流域北部地区。黄河流域南部则是炎帝部落的势力范围。东方靠海的是九黎部族；靠近南方的是三苗部族。靠近黄河东河曲的是共工氏部族。诸部中以炎帝、九黎两部为强。其时炎帝部落首领控制着炎帝、黄帝、共工氏三大部落集团。统有现今陕西、河南、山西大部地区。九黎部族控制着太吴、少吴、三苗四大部落，领有今辽宁、河北、山东、安徽、湖北诸地，从而双方形成了东西对抗、南北对峙的局面。

炎帝部族为了占有土地肥沃的河北地区，率先向九黎部族发动进攻。九黎部族共举蚩尤为尊，领兵迎战，双方在今河北省官厅水库一带展开殊死的争夺战。炎帝部落远非九黎部的对手，几次交手，炎帝部族败阵，士气锐减。蚩尤乘机扩充地盘，数年问兼并21个诸侯国，由是声威大震。

蚩尤的扩张引起中原炎黄部族的恐慌，黄帝部族借口炎帝"德衰"，废炎帝而立黄帝。黄帝新立，"内行刀锯，外用甲兵""。遂决意先兼并不服从其领导的炎帝部众，与其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尔后，又将兵锋指向蚩尤，蚩尤所领导的九黎部众势力殷实，黄帝九战不胜，"军人皆惑"''。黄帝被迫起用"应龙""女魃"与蚩尤战于"冀州之野"。结果蚩尤战败被杀。黄帝遂有冀州之地。为保境安民、长治久安，黄帝乃移炎、黄之遗民居此并于此地建都。由于"秸乏"被杀，土地蒙掠，部分九黎人被迫远离故乡，南迁太吴之地，被收纳为附庸。黄帝闻讯，沿途追击，马不停蹄。此后．因人吴氏降附黄帝，九黎部众无法继续留居，往奔西南，投奔一三苗。

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实力颇强，故敢收纳九黎部族之余众，并与其结为盟友。至此九黎与三苗杂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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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05 22:08

2 楼

至尧、舜时，三苗与九黎"数为乱"，对尧、舜政权构成威胁。为此，尧舜发兵南下，进攻三苗。三苗、九黎部众在"丹水之浦"迎战，却以失败告终。舜乃将三苗、九黎余部析分为二，一部分投之于"崇山"(即两汉时期的西南夹一带)，一部分"窜之于三危(现今敦煌一带)"。后因敦煌地狭沙广，九黎部众继续西迁，遂定居于伊吾、奇台、木垒等地。由于九黎人原在东北旧地即已制造和使用环刃石器、半月形石刀。移居西域后仍依旧法重制，自属可能。故而在伊吾、奇台等地出现了公元前1600年的环刃石器遗物。据现有资料，我们有理由推知：九黎人是西域古代史上有稽可考的最早的一批蒙古利亚人种居民。其后，约在公元前1800年前后，北亚先后有两支古欧罗巴人种的居民由北而南进入东疆地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与西迁九黎人杂居、融合，同时也有一部分九黎人南迁塔里木盆地北沿，故使罗布泊人、五堡人的颅首有着强烈的古欧罗巴人种特征，又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

西域地区的彩陶遗址遍及西域东部、中部、昆仑山北麓和天山北麓四个区域。而尤以东部地区分布密集。其他三个区，越往西进，彩陶分布点越少，迨邻近帕米尔地区时，彩陶竞杳无踪影了。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内地彩陶由东至西传入西域。据考古学家推定，西域地区出现彩陶的时间距今约3500 2000年间，明显晚于东边的甘青地区及中原河南等地的彩陶文化的年代。

早在公元前5000年以前，中国黄河流域的农业地区就产生了彩陶文化，它不可能不对西域地区产生影响。由于缺乏文字材料，我们无法确考彩陶传入西域的时间。但内地彩陶文化对西域的影响，考古发掘能够提供颇为令人信服的依据。首先，西域彩陶的器形一般都是带耳器，不见小陶妇女像伴出，这一特点与我国甘青地区的彩陶是一致的。

其次，再就西域彩陶的制法、陶衣和彩绘颜色与甘、青地区加以比较，不仅二者都有内彩，就连饰彩部位与纹饰也基本相同；西域彩陶的花纹一般比较简单，主要有三角纹、网格纹、曲线纹、棋格纹、涡纹、S形纹、树枝纹、折线纹、竖条纹等，其中尤以实体倒三角、内填网格或平行短斜线的大倒三角，以及由倒三角变形而成的涡纹和竖线纹最为常见，这与我国甘、青地区的彩陶风格颇为相似。从而表明，西域彩陶源于甘青，并是祖国西北彩陶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此外，考古学家在西域境内还发现不少随葬物，当产于中原汉地，借此也可以透视早期汉地文化对西域之影响。漆器在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阿拉沟18号、30号墓葬中，曾出土一件漆盘和多件漆器。仔细端详就会发现，这些漆器的木胎已经朽烂，但朱红色的漆皮，鲜艳如新，其上绘有流利的云纹、鱼纹图案，清晰可辨。这种图案，正是战国至汉代时期，在中原内地十分风行的形象。此类漆器应来自黄河流域，说明这一文化的主人与内地之间确已存在着密切的物资交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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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05 22:09

3 楼

海贝

解放前，考古工作者曾在罗布淖尔地区的原始社会阶段的墓地中，发现过海菊贝制成的珠饰。建国后他们又在哈密五堡、吐鲁番盆地西缘、阿拉沟两处墓地发现不少海贝。五堡墓地距今3000年左右，为西域原始文化遗存。这里所见贝类标本主要用于装饰品，品种主要为"货贝"(Mon日aria、Mon日a)，阿拉沟发现的货贝数量较五堡墓地稍多。经鉴定，除货贝外还有环纹货贝(Mon日aria Annulus)。

货贝、环纹货贝的产地十分广泛。我国东部渤海、黄海乃至南海均有出产；西南亚的印度洋、波斯湾、阿拉伯海亦见。考古学家研究认为，西域所见海贝来自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可能性更大。

铜镜

1963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阿勒泰县克尔木齐公社石人、石棺墓葬中发现铜镜一件。直径约6厘米，平素无纹，弓纽无座。其形制大小与河南陕县上村岭虢国墓出土的铜镜基本一致。这面铜镜当属中原战国时期的产品，它的出土说明西域，包括北疆在内的古代少数民族在久远的历史时期，已经和中原的汉族文化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类似的铜镜在前苏联阿勒泰巴泽雷克墓地也有所见。它们分别出自巴泽雷克6号墓和阿尔泰山西麓的一个墓葬中。这两面铜镜，质地薄脆，镜面甚为光滑。边缘为素卷边，在镜背稍凸起的方形纽座中心，置一小弦纽。据考古学家研究认为，此物属于公元前4至3世纪，是我国战国阶段十分流行的山字纹铜镜，是典型的中原地区产品。

丝

丝是中国古代人民最伟大的发现之一。相传，公元前2000多年黄帝的妃子螺祖已发现了丝的价值。但这毕竟是传说，难以成为信史。中国考古工作者在西阴村曾发掘出一个蚕茧，足证中国在距今十分久远的石器时代已有蚕丝了。《书经·禹贡》也记载着许多州都产丝，可见蚕丝在中国流布范围之广。

如此奇妙的东西传出国门是很自然的事。公元前400年左右，一位希腊作家名叫Ctesias，在其著述中曾谈到Seres人。据学者们的意见，这个字的来源就是汉文的"丝"字。因此许多罗马诗人和作家以此来称呼中国人。中国的丝传入罗马帝国，在那里为朝廷和贵族所珍视，而反映丝绢贸运信息的情报也屡有所见。公元2世纪托利买的《地理志》转录了时代较早的推罗城(Tyre)地理学者马里努斯(Marinus)的记述，马里努斯曾向商人搜集资料。其中包括马其顿的贩运彩缯的商人马埃斯·提提安努斯(M aes Titianus)，后者曾在公元100年前后派出人员到帕米尔以东的塔里木甚至到丝国京城从事贸易。，于此可见，西方东来贸丝，大概当以马埃斯·提提安努斯的派遣人员为先驱。中国的丝既然能够传入万里以外的罗马帝国，必然也会输入中国的邻国印度。Kautalya写就于公元前4世纪的一部印度古书《政事论》(Arthasastra)对此记载说："丝(侨奢耶)及丝衣产于支那国。"至于"侨奢耶"一词，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二记曰："侨奢耶者，野蚕丝也。"此字往往泛指蚕丝，不一定就是野蚕丝。不管怎样的情况，公元前4世纪中国丝已经传至印度。以下资料足以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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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05 22:09

4 楼

其一，玄奘又言："其所服者，谓侨奢耶衣及氍布"于此可见中国丝衣在印度居民的服饰中居于重要地位。

其二，丝在梵文中有多种表示方法，如Ki!aja，K rmija，ki t．asutra，kitajasfltra，k r mijasfltra，kitatantra，ki r akosa，ki rakose，kirak0；aja，k[mik0；aja，kauseya，kauseya等。kit．a和krmi的意思是"虫子"，ja的意思是"产生"，可见印度人民知道丝是虫子产生出来的。关于我国古代与印度联系的途径，据季羡林先生比较全面的分析，可能有"南海道"、"西藏道"、"缅甸道"、"安南道"、"西域道"五条途径。而在这五条干线中，"西域道"作为我国古代丝及丝织物西传印度的通路，有其特殊便利的条件。

既然如此，中国蚕丝传入罗马、印度，必先传至西域。这一结论为考古资料中所见实物所证实。

1976 1978年间，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盆地西缘、天山阿拉沟东口、鱼儿沟车站地段发掘了一大批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之间的墓葬。在测定为春秋阶段的第28号墓(C"测定结论为距今2620±165年)中，出土了一件凤鸟纹刺绣。在长、宽均20多厘米的素色绢地上，用绿色丝线锁绣出凤鸟图案。由于：年久日深，原件已残破不全，完整的图案形象难以明辨。但余部所绣凤鸟的躯体，以及微曲的腿、爪依然清晰可见。若从丝绢本身和其上的凤鸟图案判断，此物属于中原地区的产品。

在另一战国至汉代的第30号古墓中发现一块包袱泥饼的丝罗，虽然已朽烂成灰。但泥饼的质地十分细腻，清清楚楚的菱格形罗纹印痕，仍完好地保留在泥饼上，其细密的组织非丝莫属。

阿拉沟是沟通吐鲁番盆地和尤勒都斯草原的天然孔道，并非由比较大的绿洲构建而成的古代重要经济、文化中心。即便在这甚为偏僻的山区古墓葬中同样见到来自中原的菱纹罗风鸟纹刺绣。说明春秋战国时期丝织物已传至西域。

又如，前苏联阿尔泰山区一些公元前5-4世纪的巴泽雷克古墓出土物中，也有不少中原汉地所生产的丝织品刺绣。这些织物有小块的，也有整幅的。其中有一块花纹丝织物的图案和制作技术都相当高。一平方厘米就有18×24支纱，由一经两纬织就，红绿相间，且上下相反，斜纹交织，相映成趣。还有一块茧绸，特别精致。每平方厘米竞达40×52支纱，上面的刺绣是用彩色丝线以链环状的线脚绣成，有凤、有凰，赋有极强的表现力和优美的色调。此外，还发掘了据考确定为春秋战国时期内地制造的山字纹残铜镜、马车和漆器等物。由此，可以证明中国内地的著名特产丝绸从公元前6-5世纪左右开始，向中亚、西亚传播，并远达欧洲各地。

2．西域汉人的足迹

汉人究竟何时入居西域?由于资料限制已无从详考。但根据各类材料所提供的情报看，汉族人入居西域当始于西汉初年，即公元前2世纪末。由于古代交通信息闭塞，中原与西域远隔千山万水。西域人对中原汉地缺乏应有的认识。他们常把汉人称之为"秦人"或"桃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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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05 22:10

5 楼

有学者认为，"秦人"曾是战国、秦王朝时期西域广大地区对中原秦王朝统治下人民的称呼。两汉时期他们仍以此称呼两汉王朝统治下的人民。此说甚有道理。其实，域外史料同样将"中国人"称为"秦"。在成书年代已有六七百年历史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摩奴法论》中，很多地方提到Cina一词。该字的汉译很多，其中最流行的为大家所熟知的是"支那"。中外著名的东方学家对此都作了研究。认为这个字来自中国的"秦"字，但是比秦始皇统一中国时间要早一些，即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以前。成书于1 070年代的《突厥语大词典》(Diwan lughfit-al-Turk)中出现"摩秦"一词。张广达教授指出："《词汇》(指《突厥语人词典》)的引文和地图(指圆形地图)中凡出现秦与摩秦之处，自可直接译为中国。"2我国古代汉籍有多处提及"秦人"。如《史记·大宛列传》记述李广利伐夫宛时说："贰师与赵始成、李哆等计，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同一件事，在《汉书·李广利传》中，"秦人"一词又记作"汉人"。汉武帝刘彻在一件罪己诏中称："......曩者朕之不明，以军侯弘书言，匈奴傅马前后足铣城下，驰言秦人我丐若马，又汉使久留不还，故兴师遣贰师将军......。"09这些资料表明，所谓"秦人"明显指"汉人"。除上引资料外，拜城县境内东汉时期的刘平国摩岩刻石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刻石中有"从秦人孟伯山"一词。此处的秦人实指汉人

占代西域人：还把"汉人"或"中国"称为"桃花石"。元朝长春真人邱处机在今新疆霍城县克干山南麓的阿里马城亲眼见到，"农者亦决渠灌田。土人(当地人)唯以瓶取水，载(裁)及见中原汲器(从井中提水的水桶引者)，喜曰:'桃花石诸缸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桃花石"'词乃"拓跋"的音变。由于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在中外历史上极具影响，因而在突厥语世界中，"拓跋"一词成了汉地的通称，远传波斯、阿拉伯和拜占廷。"拓跋"这个音译汉名是入声字。汉魏之际，"拓跋"的汉语发音为tak bat。公元8世纪，虽然拓跋魏已不复存在，但周边许多操突厥语的民族仍把中国称作Tabqaci(拓跋)。金元之际，中亚及西域人将汉人称为桃花石(tabhghash)。宋代立国于西域的突厥语族建立的喀喇汗王朝的可汗就喜欢在他们的名字前面加上桃花石一词。如阿里特勤在发行的钱币上铸有自己的称号"桃花石·博格拉汗"。在其后统治河中地区的伊卜拉欣·伊本·纳赛尔也称为桃花石·博格拉汗。玉素甫在1069年写成的《福乐智慧》的《散文体序言》中提到当时喀什噶尔的统治者哈桑·伊本·苏来曼的称号为桃花石布格拉汗。塞尔柱王朝的宰相尼扎姆·穆尔克在《治国策》中说，一些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经常有"东方与中国之王"的称号。据维吾尔族学者阿不都秀库尔·吐尔地先生言，在《突厥语大词典》中还有"塔特(Tat)桃花石"一词，意为中国境内的维吾尔族。1218年，当成吉思汗的一支商队抵达花剌子模国不花刺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时，花剌子模算端把金朝称为Taugha(桃花石)。14世纪初，西班牙国王使臣克拉维约出使帖木儿帝国时，还提到当地的察合台蒙古人把中国皇帝称为Tan-gus，即拓跋一桃花石。此称谓沿用时间之长，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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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楼

那么，汉人究竟是通过何种渠道进入西域的呢?首先，他们以政治联姻的方式入居西域。

西汉时期，汉武帝为统一西域欲联乌孙以断匈奴右臂，采用联姻的方式争取乌孙的支持。汉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武帝遣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出嫁乌孙昆莫猎骄靡，细君出行时随身带去大批侍卫工匠，史载武帝"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虽然细君公主(又称江都公主)在乌孙只生活了5年就去世了，但此后汉政府又以楚王刘戍的孙女刘解忧为公主下嫁乌孙军须靡。解忧出嫁乌孙所带各种役使人员不应少于细君公主。随解忧公主赴西域的汉族侍女冯嫁为解忧公主排忧解难，使其在乌孙生活长达50年之久。冯嫁因此受到西域各族的崇敬，号为"冯夫人"。

其次，汉朝政府有目的移民实边，在西域设置屯田点，从而使不少汉人入居西域。两汉屯田的遗址至今还有残迹可寻，主要见于今轮台、沙雅、若羌等县境和罗布淖尔古代遗址地区。如轮台县克孜尔河畔汉代故城附近的红泥滩上，仍可见到古时沟渠田界的痕迹。罗布淖尔屯田遗址尤其重要。遗址在该湖西北岸，即一般通称之"楼兰遗址"。可以肯定这里是两汉以来的一个重要屯田区。而见于史书记载的屯田点有轮台、渠犁、伊循、赤谷、交河、焉耆、高昌、姑墨、精绝、金满城、柳中城、且末、伊吾庐等。屯田人员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1)少则数十不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之后，数百名士兵首先在轮台、渠犁屯田；地节二年(前68年)在车师屯田的军队达300多人，楼兰地区的军屯人数最多时有15000人，而元凤四年(前77年)在伊循屯田的士兵仅40余人。此后，历代统治者经营西域，无不采取军屯措施。

(2)征募来的大批犯人。他们大多被编入部队，从事屯田。地节二年(前68年)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在渠犁屯田时所属1500人基本上是免刑罪人。东汉延光年间，西域长史班勇在柳中屯田，使用的500余人也属此类。

(3)应募士、良家子自愿赴西域屯田者。

(4)上述各类人员的家属及其子女。

据罗布淖尔出土的一条汉晋时期的汉简记载："(上文缺)里公乘史隆家属畜产衣器物籍。"还有一条记载说，"(上文缺)士南阳郡涅阳石里宋钧亲雾哥差卅同县籍同里交上口口口"上引简文表明汉代屯田士卒是携带家属共同在边疆地区从事劳动的。他们实际上已从内地迁到这里长期定居了。第三，汉朝政府向西域各国统治者赠送的歌舞之人。汉元康年间，龟兹王绛宾和夫人弟史来朝，汉室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以这种方式入居西域的汉族人人数不多，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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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楼

第四，由匈奴贵族和羌族贵族掠夺转卖来的汉人。由于入居西域的汉族人与当地居民相比，人数较少，他们在与土著民族长期杂居中逐渐被同化。

这些入居西域的汉族人的情状，在后世的历代史文中多有载述。(北魏)熙平(51 6 517年)年问，高昌赢遗使朝献．孝明帝诏曰:"卿地隔关山．境接荒漠、频请朝援、徙国内迁。......彼之田亡庶，是汉魏遣黎，自晋氏不纲，闽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恶徙重迁，人怀恋旧，今若动之，恐异同之变，爰在肘腋，不得便如来表。"d。正因如此，高昌"国有几城，皆有华人"《隋书·西域传》也保存不少关于高昌汉族移民的情报，"本自诸华，历祚西壤，昔因多难，沦迫獯戎，数穷毁冕，翦为胡服"高昌是汉族移民聚居相对集中之地，"胡化"尚且如此，西域地区其他地方散居的汉族人的情况可想而知。自东汉后期起开始在西域流行的怯卢文文书中有几条涉及到塔里木盆地汉族人的材料。如[255]条"苏笈多申称，在蹉伽属于汉人阿罗耶沙之地[．．...·]余现听该汉人阿罗耶沙亲口如此说：此时，没有买地。......[324]条......兹于伟大国王，上天之子迈利陛下在位之4年3月13日，鲜卑人到达且末，劫掠国王，抢走居民。鲜卑人曾抢走Vasu瑜纽之名为僧罗必那之男奴一名，并将彼作为礼物送给支那色伽尸(即汉人色伽尸一汉译者注)。支那色伽尸由此处(给予)金币二枚和德拉克马二枚，作为对该人之答谢。......[686]条，A......之母牛一头跑至奥毕设多之汉人处。......"m由以上征引的怯声文资料足以说明，汉族人的足迹遍及塔里木盆地南沿。这时的汉族人已改用当地民族姓氏，与当地民族通婚，说当地民族语言，使用当地民族文字，风俗习尚相差无几，俨然是当地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惟一的区别就是他们依然被称为汉人。

蒙古西征以及蒙元明代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可以视为自汉唐以后，历史上出现的新的民族迁徙浪潮的复现和继续。13世纪20年代，长春真人邱处机，作为当年道教的领袖人物，以70多岁的高龄，腰悬成吉思汗亲赐的虎头金牌，跋涉在漫漫的草原之路上。他在天山北道西行时，在别失八里看到当地从事音乐伎艺的都是"中州人"。在轮台他还遇见一位来自中原的书生。30余年后，常德奉使西行时，在别失八里看到不少汉民。在天池(今新疆赛里木湖)附近，有关曰:"铁木儿忏察，守关者皆汉民"。阿力麻里城中，回纥与汉民杂居。"阿力麻里以南的赤木儿域，居民很多是从山西并、汾迁来"。

到元世祖忽必烈时期，自中原内地移居西域的汉族人民日益增多。大量的汉军、农民签发至此，在别失八里、斡端、哈建里(今新疆哈密)等处屯田，并于别失八里设立冶场，鼓铸农器，同时还从内地迁来一批汉族工匠。河南密县人陈福生在山西平阳入职工籍，后被徙至哈剌火州，在那里劳动了15年之久。在不少畏兀儿文奴隶买卖契约文书中，被转卖的奴隶多是汉族。

迁居西域的汉人除从事屯田、传授技艺外，他们中间有行政官员，如波斯文《瓦撒夫史》中多次提到一位"丞相大夫"，他与后来蒙哥朝的执掌"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事务的花剌子模人麻速忽共同统治撒麻耳干城。这位"丞相大夫"显然是一位来自汉地的官员。汉人入居西域对于汉文化的传播无疑起到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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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楼

3．两汉时期西域人对汉文化的吸收

两汉时期是中原汉文化向西域传播的一个重要阶段。西域人对汉文化的吸收也是随着两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开始的。自汉武帝刘彻开始，汉廷为了全面征服西域，建立强盛的统一帝国，与匈奴展开了长达70余年的拉锯战。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日逐王率部降汉。至此汉朝正式设置西域都护，作为统辖西域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其治所设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境)。西域都护所管辖的范围包括全部天山南路、天北路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的乌孙，葱岭地区的无雷、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等地。至甘露元年(前5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与郅至单于同时称臣于汉，且遣子入侍。从此西域地区全部归于汉朝中央政权的统辖之下。汉朝政府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开垦屯田，兴修水利，建筑烽燧驿站，从而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促进了西域与内地经济文化的交流。

承担这种文化交流的人主要是中央王朝派驻西域的各级官员、屯戍将士和屯田民众，还有那些到过内地又返回西域的少数民族。他们亲眼目睹了汉地文化的繁荣，亦成为汉文化的追随者。"质子"是这类人中的重要成分，他们中往往是西域诸国的王子，从小国寡民的西域来到富庶、繁华的京都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刺激与熏陶，对汉文化由羡慕、模仿直至接受，回国后便成为汉政府在西域的代表，若承继王位后，更坚定地以汉朝为靠山，把在中原学到的文化推行于本民族中。这样，先进的汉文化对于西域诸国人民起着一种看不见却胜似武力征服的作用。

西汉时期，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得以在西域全面实施。西域都护是西域最高长官，一般由中央委派骑都尉或谏大夫充任。其职责除监督各地行政外，还统帅中央政府在西域的驻防部队。自汉宣帝至新莽时期，先后任西域都护的凡18人，其姓名见于史册者有郑吉、韩宣、甘延寿、段会宗、韩立、廉褒、郭舜、孙建、但钦、李崇等10人。都护以下分设副校尉、丞、司马、侯、干长等。同时还在西域设立伊循都尉、戊己校尉等。《汉书·西域传》云："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干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其中有些官职保留了当地原有的名称，如大禄、且渠之类；有些官职显然为汉朝中央政府所增置，如都尉之官。东汉时期，又见到有主簿等职。

此外，汉朝政府还授予西域各君长以节传。节是奉皇帝命令以传达号令赏罚的标志，以竹杖为之，长八尺，上悬旄牛尾，亦称节传。节传是各级官吏行使职权的凭证。汉亡以后一百多年，至前秦苻坚时，将军吕光出兵至龟兹，西域各君长纷纷拿出汉朝时代中央政府所颁赐的节传，可见他们对汉节十分重视，说明在他们的意识中一直保持着身为汉朝臣属身份的观念。

其次，内地的文化艺术也随着汉人入居西域人数的增加而传至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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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05 22:13

9 楼

西域人仰慕汉文化由来已久，这种趋向自汉朝统一西域后，表现得更为充分。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远嫁乌孙的解忧公卜派她的女儿来京师长安学鼓琴，途经龟兹，因龟兹王绛宾意欲结好于汉朝，乃娶公主的女史为妻。此'每《汉书·西域传：》有载："时乌孙公主遣女来京师学鼓琴，汉遗侍郎乐奉送主女过龟兹，龟兹前遣人至乌孙求公主女未还，会女过龟兹，龟兹留彳：遣，复使使报公主，主许之。后公主卜书，愿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龟兹王绛宾亦爱其夫人，上书言得尚汉外孙为昆弟，愿与公主女来朝。元康元年(前65年)遂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从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罗杂缯奇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绛宾死，其子丞德胃汉外孙，成、哀帝时往来尤数，汉遇之亦甚亲密。"引史料揭示：绛宾以汉外孙女婿的身份与其妻子在京师居住过一年，深受汉文化影响。回到龟兹后，仿照汉家礼仪制定龟兹的文物制度，受到西域胡人的讥笑，认为他这种做法非n5非驴，不伦不类，好比驴马杂交而生出的骡子一样，说明了、时龟兹文化和汉文化相融合的事实。绛宾死后，他和弟史乍的儿子丞德自称"汉外孙"，与汉中央朝廷仍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而"丞德"显系汉名，"丞"与"承"通，"丞德"义为继其父之德业，于此亦可见汉化之深。诚然，两汉时期的西域人改用汉名绝非龟兹一国。疏勒王忠本名榆勒，"榆勒"是音译，"忠"是改用的汉名(8。位居塔里木盆地南沿的民县尼雅遗址即汉代精绝国废墟，此国人物名号有"君

至于西域少数民族学习和使用汉语文之事例，更是不胜枚举。在尼雅和楼兰两地曾出土大量汉文木简，从字体来看至迟也是东汉之物。有几枚尼雅出土的木简记载道：

以上汉文木简收录在《楼兰尼雅出土文书》中。它们有一些是赠送礼物的函札，在简的一端左右各刻一凹缺，以便缚绳。简文系隶书字体。简文中所载送礼人"休乌宋耶"和接受礼物的"大王"、"小太子九健持"等人都是兄弟民族中的贵族，他们使用汉文和这种形制的简牍，显然是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汉族语文被西域诸国通用的事实还表现在"汉龟二体钱"上。

新疆库车地区出土了一种"汉龟二体铜币"，其形制与中原地区的东汉五铢钱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汉文与龟兹文均铸于正面，穿上为"9"，穿下为"0"，穿右和穿左为篆字"五铢"。学者们认为此钱币上的"9""0"是"五铢"重量的龟兹文表示法，也有人认为此乃龟兹地名的缩写。关于这两个字母的识读尚待古文字专家做进一步的鉴定。单就汉龟二体钱本身而言，它确实是在吸收了汉地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货币形态。

内地的风俗习惯也对西域产生影响，这是汉族人民和西域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结果。共同生活首先表现在长期杂居相处、互通婚姻方面。张骞曾娶"胡妇"，冯燎亦曾为"乌孙右大将妻"。这一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有助于消除民族间的隔阂，打破了诸民族问生活习俗的此疆彼界，促进了文化的交流。

就居住而言，起初西域盛行建造一种平顶屋。罗布泊和尼雅遗址的房屋的墙是以柳枝、芦苇编成篱笆，外敷泥土，顶部虽已不存，但似乎仍可看出原作平顶的迹象。《梁书·西北诸戎传》说高昌地区也是"架木为屋、覆土其上"。今天新疆许多地区仍有这种以土坯砌垒，顶覆泥土的平顶房屋。平顶屋在我国藏、羌、彝等族中亦有之，俗称"土掌房"或"土固房"。据此我们可以看到我国从西北到西南少数民族之间存在一些共同的文化因素。自汉朝辖领西域后，居住环境及房屋建造多有变化。史载下嫁乌孙的公主细君"自治宫室居"，表明纯汉式房屋已在西域营建。龟兹"俗有城郭，其城三重......王宫壮丽，焕若神居"，"外城与长安城等"。内地汉人目睹后叹为奢华，曾有《龟兹宫赋》之作。这再一次证实西域城市建设的确受到内地影响，今库车东郊仍遗有皮朗古城，此乃汉晋龟兹都城之遗迹。城作方形，周约7公里。城中有巨大土台，多用夯土筑成，这种建筑方法本身也反映了内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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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先进的科学技术也陆续传入西域。

首先是掘井技术的传入。可以说打井取水是古代中原汉地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汲埭周书》说："黄帝作井。"《吕氏春秋·勿躬篇》说："伯益作井。"《玉篇》亦言："穿地取水，伯益造之。"由此看来，伯益造井的传说，甚为可信。据《孟子》和《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伯益是一位随大禹治水的人。若然，说明早在4000--5000年前，凿井文明犹如一颗稚嫩的幼苗已在中原大地破土发芽。学者们研究认为，中国使用掘井技术最早的地区大致在今天陕西省关中一带，以后才逐渐传播到其他地区。掘井技术何时从内地传到西域乃至中亚诸地?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公元前103年，汉朝名将李广利征大宛，包围大宛王城，当时，"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李广利"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欲以切断水源迫使大宛人投降，可"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这段叙述清楚地说明"秦人"将打井技术传入大宛的事实。既然汉人能够经过西域把掘井技术传到了更远的地方，那么他们在当时或者更早一些时候把掘井技术传入西域自属可能。凿井技术同弹也传入匈奴人的社会生活。《汉书·匈奴传》载．"秦人(即汉人)守之，汉兵至，无奈我何。即穿井数伐材数"。公元前177前176年匈奴在西域设置"俺仆部尉"，他们若从汉人处学得掘井技术，自会将其带入西域，这种推测不无理由。

其次是犁耕技术的传入。

从现已刊布的考古资料分析，西域地区的犁耕始}二西汉，大约到魏晋时期，犁耕技术才开始在屯田地区广为推。考古作者在新疆伊犁地区昭苏县境内一座相当于西汉时期的鸟孙古墓葬中发现一件铁铧犁遵，舌形，两面凸起，通体厚重、粗糙．且形制具有浓郁的汉风，与陕西关中陇县出士的汉代铁铧形制相同。西汉王朝曾派常惠率士卒在乌孙境内一电垦，汉代铁铧在此地出土应当与屯田直接有关嚏'魏晋时期，西域部分地区已开始推广牛耕技术。罗布淖尔地区楼兰遗址出土的简牍资料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信息：主簿奉谨遣大侯究犁与牛诣营下受试。"尽管简文不甚完樱，但文意基本清楚。"大侯"为官称，极可能是西域长史府10的属吏；"谨遣大侯究犁与牛"之"究"有"穷尽"之意。也就是说，命令大侯率属下的全部犁、牛到长电营下"受试"。综观全简文意，明显与推行牛耕技术有关。对此，公元3至4世纪的怯卢文资料中明确使用了"犁地"的概念。如"......关于犁地，大麦小麦......由汝仔细......照拂。并且来伐罗色摩，无论如何对此事一定非常热心......"。这显然与前述汉文简牍资料互为印证。当时西域地区犁地的有关形象资料至今仍保留在新疆拜城县克孜尔干佛洞第175号窟中，该窟壁画时代经阎文儒先生断定为两晋时期。壁画上绘有"二牛抬扛"的耕作图，劳动者手扶犁架驱牛耕作，宽大的铁铧犁头呈三角形，这种铁犁形制及耕作方法与陕北出土东汉牛耕画像石、江苏睢宁出土的东汉牛耕画像石、陕西米脂出土东汉牛耕画像石及山西平陆枣园东汉墓壁画、甘肃省酒泉嘉峪关汉魏壁画墓所见图像基本相同，以上材料说明，伊犁昭苏、罗布淖尔、楼兰、库车、拜城在汉晋时期是西域地区比较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又是屯田集中区域，铁铧的形制，二牛抬扛的牛耕图又与内地相同。从而证实，西域古代犁耕技术深受我国内地影响，它们曾给西域古代农业生产以有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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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楼

再次，中原内地的冶铁技术也对西域产生影响。

中国冶铁术究竟在什么时候发明，学术界一般意见认为，远在公元前6-7世纪的春秋时代，内地人民已经创造了规模较大的冶铁鼓风炉，发明了冶铸生铁的技术，使得铁的生产率有了提高，使得铁器的应用逐渐推广，而且大型的铁器也已能铸造了、到了战国时代(公元前476一前221年)已经有了钢，迨至西汉时期，中国的炼钢技术大有提高，且传至国外。季羡林先生指出，梵文中的cinaja有两种含义，其一是"中国产"，其二是"钢"。说明"中国产的钢确已输入印度"。中国古代著名史学大师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说："自大宛以西至：交息......其他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西方学者白里内(Pliny，公元2379年)在其《博物志》(Historial Naturalis)一书中也提及"中国的铁(Serice ferro)"。可见公元l世纪时，中国的钢铁已经传入罗马。这与《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相合。既然中国的钢铁能传至罗马、大宛(Farghana，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境内)、印度诸地，必先传至西域。西汉时期，西域地区已有自己的冶铁业，汉文史籍多所载录。《汉书·西域传》云：若羌"山有铁，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剑、甲"；鄯善"能作兵，与若羌同"。自且末以西"作兵略与汉同"；莎车"有铁山"；龟兹"能铸冶，有铅"；足见西域的冶炼业已初具规模。但是，若与中原相比技艺略逊。反映在兵器制造上是"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知汉巧，然犹三而当一"，表明西域人民还从内地移民学得一些制作兵器的技术和经验。此外，在去卢文书中曾提及铁工、箭工、弓匠的活动：......你从我们农庄派一人来此工作，他现在此工作。但听说疏勒官吏们要他再从事打铁工作者。

伟大之王、阿缚迦陛下在位之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这里有两个人：父亲莫迦多·锡莫罗及其子箭工莫吉耶·莫绰，他们出卖可种三个"米立马"籽种之熟地，收到代价是九岁之老骆驼一匹。......

这些材料反映西汉晚期以后西域地区已有自己的冶金业和专业的工匠。

考古工作者还在库车、民丰、洛甫等地发现西汉时期的冶铁遗址。

北山冶炼遗址位于新疆库车县西北阿艾河和库车河交汇处之两岸。此地是既炼铁又冶铜的冶铸场所。冶炼所需矿石和燃煤可就地取材，附近山梁岩壁上裸露的赤铁矿层和煤层清晰可见。至于龟兹古代冶炼活动，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河水篇》引《释化西域记》中记载说，"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可见库车冶炼生产自古有之，且规模甚巨。北山古城是龟兹古代冶铸中心，其北沿阿艾河西溯有阿艾冶铁遗存，东有库车河北岸的可可沙一苏布依炼铁遗存规模可观，矿渣堆积，占地数十亩，绵延一公里左右。从考古工作者在此地拾取的一些石磨盘、半石球、石磨片、翻釉红陶片、灰陶片、粗砂黑陶片、瓦钵等文物推断，汉代以前这里就应有冶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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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楼

再者，在民丰县精绝遗址内也发现一处冶铁遗址，出土物有矿石、烧结铁、矿渣、石凿石球、砺石及残铁铲等物。此后，冶铁业在西域地区逐渐成为手二业中的一个重要分艾。M鹘手中就保留着铁匠(t mirci)一一词。铁器的使用对j二增进西域社会迈向新的文明阶梯具有十l分重要的意义。

4．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原内地战乱频仍，政权更迭。虽然政治上动荡不已，却未能隔绝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中原地区各割据政权纷纷凭借自己的实力向西域地区渗透。公元221年，曹魏政权在罗布泊边的海头城设'谚西域长吏．在高昌设立戍已校尉．管理西域诸国。这一时期由于受内地战乱影响，大量汉族人民迁往西域。高昌是当时汉人最集中的地区。对此，《魏持·高昌传》己载说，孝明帝诏云："彼之叮亡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民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居已久。"从人蛙电文记载看，自汉至唐中期吐鲁番地区的主要居民成分是从内地迁来的汉人。公元327年．前凉在吐鲁番设立了高昌郡，从而使高昌在政治制度上与中原统一起来。此后(公元499年)高昌又为汉人中的大姓阚氏、张氏、马氏、麴氏统治长达140年之久。北魏时高昌派往内地的使者次数最多，域人民也不断到中原去，北魏政府专门在都城设"慕义里"，为西域商人设证商业街区。这种过从甚密的关系，使中原史化不断输入西域诸地。

片先西域地区政治体制出现了同中原地区更多的·致性。327年，前凉政权在高昌设立了郡县，张骏把自己的地盘划分为凉、河、沙三州，高昌郡、两域都护、戍己校尉属沙州管理，此乃郡县制度第一次在西域出现。此后。高昌地区出现的高昌王朝，更与内地封建王朝相似。麴氏王朝制定的年号，有重光、章和、永和、建昌、延昌、延和、延寿等。其典章制度杂采汉、晋、北魏、北凉诸建制，稍有改异。但从出土文书所显示的麴氏王朝的门下和诸曹情况看，实为汉魏以来州、郡地方机构的沿袭和发展。

魏晋以来，中原内地门阀之风盛行，对西域高昌地区的影响十分久远。高昌的阚、张、马、麴等大姓，实为当地门阀地主。麴氏王朝时期，高级官吏几乎都由麴氏、张、马、索、阳、汜、高这些大姓豪门担任；这些豪宗强族基本上控制了麴氏高昌王朝的各级统治机构。而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麴氏高昌王朝受汉文化影响甚深。《周书·高昌传》："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隋书·高昌传》亦记："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

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文书基本上都是用汉文写成的。罗布泊周围的楼兰、海头、尼雅所出土的汉文简牍可为明证。在楼兰遗址中发现了《战国策·楚策》的抄本，鄯善地区则发现了晋人抄写的《三国志》，此乃全国发现的《三国志》最早抄本。出土木简中还有"九九八十一"字样的九九乘法日诀。这些情况表明，当时罗布泊地区的官吏和屯田将士及子女时常学习汉文经典著作。即便是不熟谂汉语的高昌胡僧亦"多学汉言"‰除高昌、罗布泊外，西域其他地区也广泛使用汉文。日本探险家橘瑞超从罗布泊海头遗址中曾盗走晋代"西域长史"李柏信稿三纸。李柏是汉人，他写给焉耆王龙会的信就使用汉文，说明在焉耆至少统治阶级中通汉文，不然无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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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楼

尽管汉语在麴氏高昌王国占据主导地位，但并非排斥其他语言通行的可能性。《北史·高昌传》载，高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经常阅读的典籍有《毛诗》、《论语》、《孝经》等，还"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麴氏高昌王国，设有太学，太学中有博士、祭酒、司成等官员，学生多是贵族子弟，学的是儒家经典。高昌还不断派人到内地加强文化联系。北魏时，高昌王麴嘉派人去北魏求派学官和借用儒家经典，北魏则选派刘燮为博士到高昌主持太学。

在姓氏上，西域高昌也逐渐接受以国名、族名、王名作为姓氏的汉译习惯，诸如康、安、史、曹、穆、白、浑、车、龙、竺等。他们尽量取与汉姓近音的姓氏，有的干脆直接改为汉姓，如匡丘(龟)兹之类。

产于内地的宗教也对西域产生影响。在这一时期高昌地区的墓葬中，发现了道教的符篆，联系到其他考古及文献材料可以断定，道教开始传入西域。道教创立于东汉末年，西晋时传至河西，又由敦煌传到吐鲁番和罗布泊地区。

5．隋唐时期汉文化在西域的流布

公元581年，隋朝统一中原地区。当时统治西域等地的突厥汗国表示臣属于隋，为了接待西域使者、商人，处理日常繁多的事务，隋朝设立了西域校尉。隋朝灭亡后，全国又陷入混战割据、分崩离析的局面。东、西突厥可汗也乘机各霸一方，整个西域地区再度沦为西突厥可汗的势力范围。唐朝完成了统一内地的大业后，开始致力于对边疆地区行使主权的艰苦征战。首先使割据漠北的东突厥、薛延陀等部落重新归属于中央政权之下。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出兵平定高昌麴氏王朝，又置安西都护府于高昌；贞观十六年(642年)西突厥归附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天山南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完全统一于唐朝政权之下。唐代在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是一个繁荣鼎盛的王朝，唐代汉文化对西域乃至世界文化都具有很大的影响。

为了有效地对西域实施主权和进行行政管理，唐朝在天山以北突厥旧部设立了6个都督府，分别隶属于昆陵都护府和蒙池都护府；在天山以南及帕米尔以西设立4个军镇、16个都督府、80个州、110个县、126个军府，分由安西都护府管辖。公元702年，撤销昆陵、蒙池两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地区。都护下属官吏均由唐中央政府任命各国国王或部落首领充任。而在汉人相对集中的西域东部地区，实行同内地完全一样的州县制；州有刺史；州以下为县，县有县令；县以下为乡，乡以下为里。城市中没有乡而只有里，或称坊。重要的州，设都督府以统领军政。唐朝在西域设立的重要的州有：伊州(今哈密)、西州(今吐鲁番)、庭州(今吉木萨尔)等。州刺史一般由中央政府任命。

唐朝在中原地区广为推行的经济制度诸如"均田制"、"租庸调制"同样在西域地区得以实施。在吐鲁番出土的户籍册、地亩帐上，多注有"永业田""口分田""已受田""死退"等字样，这是当地通行均田制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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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05 22:17

14 楼

府兵制度也传入西域，依照规定，成年人必须在军中服役3年，充作卫士。唐朝在都护府下设置镇、军和守捉，龟兹、于阗、疏勒、碎叶是著名的"安西四镇"，驻兵3万余人。唐朝实行节度使制以后，西域也设立了安西四镇节度使和伊西北庭节度使。

又，从吐锣．番地区上的晋唐时期的文书表明：这一时期当地的法律制度与内地是一脉相承的，属于中国古代法制系统。本世纪以来，各国探险家在西域地区发掘不少文书，其中有一部分唐代刑法法典残篇。如阿斯塔那532号墓出的《唐律疏议·名例》(涉及"称日年及众谋"条及"称加减"条D，大谷8098号《唐律·擅兴律残卷》涉及《唐律》卷6《擅兴律》密有征讨条及主将守城条各一部分)皑+；大谷5098、8099号《唐律·贼盗律残卷》(涉及《唐律》卷7《贼盗律》之知略和诱和同相卖条之一部分)@；大谷4491、4452号《唐律·诈伪律》残卷共存三行，均不完整。据刘俊文同志考订，此件所载乃《永徽律》㈨；TlVK70-71《唐律·擅兴律》残卷，乃本世纪初为德国勒柯克等人从吐鲁番地区盗走，其内容涉及《唐律》卷6《擅兴律》之征讨告消息条、主将守城条、主持以下临阵先退条、私放征防人还条；临军征讨巧诈避征役条、镇戍有犯条以及戎仗非公文出给条各一部分。唐代的刑罚条文主要反映在《唐律》中。所以，这些法律残卷的出土，为我们研究唐代刑罚在西域地区之实施提供了十分珍贵的一手资料。唐代吐鲁番出土文书法律残卷就涉及唐《名例律》、《擅兴律》、《贼盗律》、《诈伪律》、《户婚律》、《斗讼律》、《杂律》、《卫禁律》、《厩库律》等有关条文。从而表明，唐之法

2，此件现藏日本龙谷大学冬1书馆．乃奉世纪初本夫谷探险队新疆吐峪沟地区发掘盗走。1 915年．香默识在《两域考古图谱(下帙)》中曾公布原件照片；1928年泷川政次郎在《阿域出律断片¨就孙二》中发表·世义。见《律令研究》。

律已渗透到高昌地区。

如果我们再从司法官员的名称考察，就会发现西域和内地多有相同之处。

晋、唐时期西域出现了"判长""判官"等主管审判的官吏。

判长在怯卢文中表示为Sur日ha、Su'resta、Sp日ha；而在新疆和田出土的汉文、于阗文双语文书Hl5、22中，有汉文"判官"二字，而于阗文部分残缺。该名称还见于H16、7、12、15、20、22和24号文书中，于阗文作Phan：i--hvana，林梅村先生经缜密考证，认为Phanji--hvanii当是汉语"判官"之音译。《新唐书·百官志》节度使属官中有"判官"；汉文、于阗文双语简牍中也多次出现"判官富惟谨萨波深莫抄行"之载。可见，这位名目富惟谨的判官应是驻守于阗某节度使之属下。

凡发遣流囚、官司皆具录罪犯姓名，年纪，罪罚，发遣日月及随流之家口，指定专使部领，专人解送，其部领者为吏人，称为"纲"；解送者为卒役，称为"典"。长孙无忌撰《唐律疏议》卷11"奉使部送雇寄人条"疏议略云：奉使有所部送，谓差为纲、典，部送官物及囚徒、畜产之属。皆以纲为首，典为从。刘俊文同志在其《唐代狱讼制度考析》一文中指出，唐代流犯一般配往三地，即西北之西州、伊州、剑南之姚州、崔州，以及岭南之远恶州。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新唐书》卷221《高昌传》记载："贞观十四年(640年)八月癸巳，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岁调干兵，谪罪人以戍"。这表明早在唐代西域即是遣犯之地，因而解送流囚之卒役即"典"必定在西域留下活动的足迹。在汉文、于阗文双语文书H24中有"口口午年闰四月四日辰时典史怀(保)牒"。"典"除了充任解送流囚之卒役的角色外，还应承担着掌管文书，为判官助手之职责。《唐六典》卷26："凡别敕差使，事务繁剧要重者给判官二人，每判官并使及副使各给典二人。而非繁剧者，判官一人，典二人，使及副使各给典一人。"据此而知，典是判官的属官，掌管文书。新疆出土唐代牒文大都由典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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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05 22:18

15 楼

萨波，出现在汉文于阗文双语简牍H16、7、8号文书中。萨波一词，于阗：史表示为Spata，怯卢文作Sp日ha，吐蕃文作Spa，当是于阗国官职。在怯卢文文书中萨波为税务官之一，亦主司法。

上引史料充分表明，唐代西域的法律以及司法官吏的设置与汉地相同之处甚多，这说明西域法律制度同样受到中原汉地的影响。

张广达先生在论及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特点时指出，"这里(指西域)受着中原文明的强烈影响，同时又向中原输送来自印度、西亚、中亚的宗教、艺术和某些科学技艺。"

所谓中原文明是以汉字为特征的一种古老文化。有唐代，这种文明对西域的影响极为强烈。首先表现在西域少数民族研习汉文化已蔚然成风。《新唐书》中记有哥舒翰的情况，其父是突骑施哥舒部落的后裔，母乃于阗王家尉迟氏之女，世居安西。"翰好读《左氏春秋》及《汉书》"。唐代边塞诗人岑参也遗有"叶河(今称锡尔河)蕃王能汉语"的诗作。唐朝名将封常清外祖父流放安西，守胡城南门，喜读书，常率常清坐在城门楼上，教其读书。流人子弟尚能读书求识，官吏、平民子弟读书者更多。本世纪初在今新疆库车附近的库土吐拉出土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汉书·张良传》写本残卷皆为唐代抄本。吐鲁番阿那塔那唐墓中也出土有《论语》、《干字文》等汉文典籍。可见汉文化在西域地区的普及。盛唐时期，不少内地的僧侣、工匠、画师前往西域，帮助修建寺院、墓葬，遂将唐代中原地区的雕刻、绘画艺术带到西域。吐鲁番阿斯塔那张氏墓葬出土的绢画中，妇女体形丰满，衣着华丽，完全是唐人风采。

此外，在公元8世纪末叶以前，西域存在不少汉僧汉寺。仅汉寺而言，安西有大云寺、龙兴寺、莲花寺等。碎叶及疏勒有大云寺；于阗、北庭、高昌有龙兴寺。这些寺院成为蕃汉从事译经和活动的重要基地。或许正是因为西域有不少汉寺的存在，那里出土的唐代绘在纸、绢、麻布、木板上的佛画和寺院壁画往往添加上了汉式风景树木。西域文化中的汉风影响自然与入居西域的汉人有关。唐朝宰相杜佑的族子杜环，天宝末年随高仙芝西行，被大食人俘虏。流落大食10余年，后乘船东归。回国后，著《经行记》。书。此书称，他在大食时，曾经看到唐朝原地l式的画匠、金银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眦，织络背，河东人乐5曩、吕礼"1。他们在传播汉地生产技术过程中无疑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厢。

张怀寂为张雄之F，是西州张氏豪族的主要人物。墓志说，他"雅善书剑亡精草隶"。称赞他的书法"落纸l毛毫，行惊返鹊"。开元一年(715年)昭武校尉沙州小亭镇将张某之妻麴仙妃墓志记录张怀寂说"晨摇采笔，鹤态生于绿笺，晚弄琼梭，鸳纹出于红缕"；"裂素图巧，飞梭阐功"。这砦具有高度水平，而且与中原绘画具有共同时代风格的艺术作品，使人们明显感到，初唐西州地区中原文化的影响是很深的。西域的一些唐代墓葬中，反映出的葬俗同中原地区大体一致。如吐鲁番地区墓葬中出土有大量寓意招魂的剪纸图案、纸钱、纸鞋、纸腰带、纸冠等，还有随葬木鸡、五谷袋，毛笔等，死者口中含有临终前放入的铜钱，这些都是中原地区典型的葬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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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05 22:18

16 楼

6．元代内迁畏兀儿人对汉文化的吸收

(1)元代内迁畏兀儿人的分布

元代畏兀儿人宅要聚居于以哈剃火州(今新疆吐鲁番)和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为中心的今新疆东部地区，此乃高吕M鹘所在地，元代把这带称为畏兀儿地面，序；民则称为艮圯儿人。13世纪时。由于元朝西北诸蒙占藩王叛乱，哼领新疆不少地区，许多当地的畏兀人不愿受其统治．纷纷

内徙。他们的分布遍及今中原和东南各地。

大都(今北京)是元代全国的政治中心，不少畏兀儿人聚集在这里。他们中有在元朝中央机构担任职务的上层人物，也有出入宫廷和贵族府第的"高昌僧"。元代诗人张昱在描写大都城市生活的《辇下曲》中，有一首描述高昌即畏兀儿人的风俗和宗教信仰的诗作，"高昌之神戴羧首，仗剑骑羊势猛烈；十月十三彼国人，萝卜面饼贺神节"。另一位诗人欧阳玄在分别描写大都十二个月民问生活习俗的《渔家傲南词》中写道："十月都人家百蓄，......燔獐鹿，高昌家赛羊头福。"2 7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政府迁移一批畏兀儿工匠至大都，设别失八里诸色人匠局，专门织造御用领袖纳失失等。总之，元朝时期畏兀儿人移居大都者颇多，以至留下一些美好的传说。《析津志辑佚》载："万岁山土，乃畏兀儿之天山，又名金山。山中有泉若乳，彼中名日孙脑儿。金章宗与畏兀儿结姻，移北山并泉来燕，成此山；压其王气也。"反映了畏兀儿人与内地汉族之间友好的渊源关系。据考今北京的魏公村即元代畏兀儿人的主要聚居地。乔松年《萝蘑亭札记》卷6载："李西涯或自署畏吾，盖京师西直门外村名。本西域畏兀部落，元太祖时来归，聚处于此，以称村焉；盖与回部相似，今则不复知此族矣。廉希宪、小云石海涯皆畏兀人，西涯则以居址相近而署号，非畏兀人也。"西涯，明大学士李东阳之号。两涯居址是否近此难以考知，而墓则在焉。小云石海涯即贯云石乃阿里海涯之后，据"阿里海涯神道碑"0称，其祖葬都城西高粱河，与乔松年所记相合。

今陕西凤翔有不少来自"高昌"(畏兀儿)的人户在此地定居，他们带来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建立了祀奉山神雅腊蛮的庙宇害。此外，来中原屯田者亦为数甚多。大德五年(1301年)畏兀儿人在南阳屯种"。。还有一些内迁畏7C儿人在云南乌蒙与汉军一起屯田'。这些因服军役来内地屯田的畏兀儿人，对发展内地的农业生产做出了贡献。

在不断内迁中，数量最大的一次发生在1 3世纪后期，畏兀儿人在其首领亦都护率领下在今甘肃永昌地区落户。刻有两种文字(汉、畏兀JL)的《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是畏兀儿人在这一带活动的实物证据。由于畏兀儿人内迁数量很大、分布很广，为便于管理，元政府曾规定："畏兀儿、哈密里每自己其间里公尊有呵，委付来的头目每断者。若与百姓每有相争的公事呵，委付来的头目每与各城子里官人每一同判断者。若无畏兀儿、哈密里头目每呵，管民官依例断者。"这一规定曾多次莺申，反映出新疆各族移居内地和民族杂居现象不断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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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05 22:19

17 楼

今江浙一带在我同历史上一直属于经济发达、文繁荣之地，不少畏兀儿人移居此。高昌人馔哲笃先居龙兴(今江西南昌)，后寓溧阳(今江苏溧阳)。三宝柱居平江(今江苏苏州)。寓居镇江路(今江苏镇江)的畏兀儿仕宦有14人-3。在义乌县(今浙江金华)先后供职的畏兀儿人有帖木儿不花、也都古帖木儿、蒙述思不花、斡罗思、爱颜不花、小云失帖木儿㈤。高昌人左答纳失里至正十年(1350年)在今温州地区为官。这些材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内迁畏兀儿人在今江浙一带分居各处的情况。

还有一些畏兀儿人移居今湖南地区。高昌人本牙失里至元四年(1338年)任宝庆路(今湖南邵阳)总管；小云失海牙至正十一年(1351年)为湖南元帅副使。此后，这些内迁畏兀儿人的后裔世代生息于此。据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统计，今湖南省的维吾尔族共4446人，主要聚居常德地区，其中尤以桃源县最为集中，有3666人，占全省维吾尔族人口的82．5 V0，分别居住在枫树、二里岗、陬郊、茅草街、语溪河、八字路等处@。此外，在今江西、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亦定居着数量不等的畏兀儿人够。在这些内迁的畏兀儿人中一部分是中小贵族，他们来到内地当上路、府、州、县的长官，任满之后，大多不返原籍。而更多的是随镇戎军到内地来的平民，他们在各地屯田农耕，向汉族学习先进的农耕技术。同时，他们也把故乡的农作物(如葡萄、棉花)带到内地来，并加以栽培推广。因而彼此间结下深厚的友谊。这些内迁的畏亡儿人在内地安家落户后，长期与汉人杂居相处，为双方之间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2)内迁畏兀儿人对汉文化的吸收

移居内地的畏兀儿人长期与汉族人民生活在一起，在高度发达的汉文化影响F，他们中许多人成为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翻译大师，对祖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众所周知，欲研习汉学必先熟谙汉语。由于畏兀儿等族"地与西域接，故其声音文字详于诸国"元代涌现出不少精通两种甚至多种语言文字的学者，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内对外的政治活动和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其中著名的有：别失八里人全普庵撒里，他是元朝帝师、蒙古新字创造者八思巴的弟子，"尽通其书，旁达诸国及汉语"。别失八里人安藏因其通"孔、释之书"，曾译《尚书·无逸篇》和《贞观政要·申鉴篇》进呈忽必烈，后又奉命译《尚书》、《资治通鉴》、《难经》、《本草》吲。元朝皇帝较纯熟地掌握汉语和汉文，仁宗为第一一人。从忽必烈自称"不识字粗人"，可知他不能识读汉文。他或许粗通汉语，但程度绝不会很高。但忽必烈能识读、书写畏兀字，故命畏兀儿人为其译释汉籍。

曲先(今新疆库车)人盛熙明，不仅"工翰墨，亦能通六国之书"。他的著作《法书考》流传至今，全书8卷，主要研究汉字书法，同时亦对蒙古新字(八思巴字)和梵文作了介绍。另一些内迁畏兀儿人直接用汉文著书立说。14世纪上半期，畏兀儿人鲁明善编纂了农业生产的专门著作《农桑衣食撮要》，按月份叙述农事活动。此书以介绍汉地农业生产经验为主，同时也吸收了晒干酪、收羊种等显然来自兄弟民族的经验。可以说此书正是内迁畏兀儿人吸收汉文化的结果。还有不少畏兀儿人因久居汉地，娴习华言、博综汉典，用汉文从事文学创作。畏兀儿人袁州海牙是至正年间进士，他"善属文"并用汉文写成《进贤县题名记》，其文因语言流畅，文笔优美生动，被明人范涞收入《新修南昌府志·艺文志》中。高昌人贯子索"有文学治行"。俣氏家族成员的文学活动更引人注目，顾嗣立的《元诗选》收有俟玉立的《世玉集》。另据《干顷堂书目》记云，楔哲笃之子锲伯僚逊著有诗集《近思斋逸稿》行于世。至正十年(1350年)，楔玉立游瑞像岩，俯视城郭，漫成一律，题于石壁。诗曰:"口口深口九日峰，洞门不锁与天通。石塘冷印菩提月，庭树寒迎柏子风......。"至正八年(1348年)，俣世玉与同好游蒙岩，时值山桃烂漫，烟雨冥蒙，诗兴大作，遂吟"菩萨蛮"一阕："蒙岩几日桃花雨，依稀流水章桥去。只恐到天台，误通刘阮来。玉堂开绮户，不隔尘寰路，休认避秦人，壶中别有春。"俣玉立曾任泉州路迭鲁花赤，汉文功底极厚，不少士大夫以诗相赠。如"老夫欲起犹便睡，侯吏频催却治行。万里烟云随骥足，五更风雨杂鸡声。乾隆笑我应无补，江海逢君倍有情。且解金鱼沽别酒，洛阳桥下正潮平"。若俣玉立不熟识汉文，岂能领悟诗中真情。侯朝吾亦是受汉文化影响很深的畏兀儿文人，他崇尚"圣人之教"且"妙龄好学"。畏兀儿人贯云石海涯(贯酸斋)既是诗人又是散曲家，"其古文峭厉有法，及歌行古乐府慷慨激烈"。一日，酸斋赴所亲某官宴，时正立春，座客以《清江引》清赋，且限金、木、水、火、土五字冠于每句之首，句备用春字。酸斋即题云："金钗影摇春燕斜，木杪生生春叶。水塘春始波，火侯春初热。土牛儿载将春到也。"赋毕，满座为之绝倒，被誉为一时之捷才。在他的影响下，"海盐腔"自成一派，并于元明时期广泛流传于浙东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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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05 22:20

18 楼

在史学编纂方面，内迁畏兀儿人也花费了不少功力。我国现存的正史中的《辽史》、《金史》、《宋史》三部巨著的编纂工作就有一批畏兀儿人参加。《辽史》纂修官四人中的第一个即畏兀儿人廉惠山海牙；提调官中有畏兀儿人俣哲笃。《金史》的纂修官六人，第一个是畏兀儿人沙剌班。《宋史》提调官中有畏兀儿人岳柱和全庵撒里二人。他们对祖国史学发展是有贡献的。

儒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在中原地区一直居于主导支配地位。上起统治者的治国思想，下至民间的婚丧仪礼，无一不在儒家理论的制约之中。儒学的这种社会功能迫使缺乏统治理论，而又极欲要在儒学占绝对优势地位的中原地区尽快立稳脚跟的内迁畏兀儿人，别无选择地走上了研习儒家文化的道路。有不少内迁畏兀儿人接受了汉族儒学家的影响，变成了儒者。著名的"笃好经史，手不释卷"的畏兀儿人廉希宪有"廉孟子"之誉。"世祖一日命廉文正王受戒于国师。对曰:'臣已受孔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对曰: '为臣当忠、为子当孝，孑L门之戒，如是而已。'上喜"。由此看来，尽管廉希宪承袭祖风，能挽强弓校射，但他最自负的，还是明经读史。其先居北庭的家铉翁乃脱脱太师宁国公之裔孙，"幼颖悟，自命不凡，脱去纨绔习，修孔氏之业，读文公之书，应江浙进士举及格"。江西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高昌人普达实立(字仲温)潜心研习儒学，"其夜半犹篝灯读书，人讶而问曰:'岂欲穷经作博士耶?'仲温谓：'益人神智，无如读书，纵纷冗犹当学，况兹事简不委己于学，异时悔何及乎?'由是才识与学俱进"。北庭人洁实弥尔常教育诸子说："兄弟宜和睦，永毋分异也。儒书宜习读，财利毋耽嗜也。"另有不少畏兀儿人为了弘扬儒学积极创办学校、发展教育。畏兀儿人鲁明善任安丰路达鲁花赤时"修学校，亲率弟子，为之讲明修农书，亲劝耕稼"。后至元元年(1235年)高昌人元童任长洲(今江苏苏州)达鲁花赤，建议劝徽州路儒学教授、郡人陆德源创建礼殿讲堂，并募民捐田，以缮学君"。袁州海牙因新建学校为士民仰戴。三宝柱历瑞安州知州期间，"兴学校、均役赋"。畏兀儿人也先脱因任休宁县达鲁花赤时主张"兴建学校，暇则就学，宫进学者，谈经论史，以明为治之本"。内迁畏兀儿人崇奉儒学风气之盛由此可见一斑。他们之所以重视教育，是因为已经认识到士人对治国安邦的重要性。为此他们发奋治学，并涌现出一批学而有成的士人。他们在路、县两级地方行政部门兴建学校，发展教育，必定会为元代地方政权机构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士人。他们作为活的文化载体以及由他们所造成的文化风气，不仅对元代而且对元代以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会起着推动作用。

元代中后期以来，入居汉地的色目人用汉名、汉字的逐渐增多(见下表)。元人安熙说："近世种人居中国者，类以华言译其旧名而称之，且或因名而命字焉。"如畏兀儿人小云石海涯，因父名贯只哥，遂以贯为氏，名云石，号酸斋；回回人萨都剌、以萨为氏，名都剌，字天锡，号直斋。至明初，"蒙古色目之人，多改汉姓，与华人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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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楼

姓名

族属或籍贯

字号

资料出处廉希宪

畏兀儿人

字善甫

《元朝名臣事略》卷7《平章廉文正

王》

也先海牙

高昌人

号野云

《隆庆岳州府志》卷10《名宦》续表

姓名

族属或籍贯

字号

资料出处

贯云石

北庭人

号酸斋

《万历杭州府志》卷60《名宦》

八资剌

畏兀儿人

字思斋

《至正昆山郡志》卷2《名宦》

也的术

畏吾氏

字本然

《正德松江府志》卷23《宦绩》

伯家奴

畏吾氏

字景玉

《正德松江府志》卷23《宦绩》

文殊奴

北庭人

字仲彬

《正德松江府志》卷23《宦绩》

高岳

畏吾氏

字彦高

《万历嘉兴府志》卷22《流寓》

三宝柱

畏兀儿人

字廷硅

《弘洽温州府志》卷8《名宦》

袁卅l海牙

高昌人

字伯源

《嘉靖袁州府志》卷8《人物》

世家宝

北庭人

字观益

《正德琼台志》卷34《流寓》

答澜

畏兀儿人

字天章

《至顺镇江志》卷17《司属》

鲁铁柱

畏兀儿人

字明善

《重修太平府志》卷3《职官志》普达实立

高昌人

字仲温

《侨吴集》卷l2《江西行中书省左右

司郎中高昌普达实立公墓志铭》

纳怜普华

北庭人

字文王粲

《至正集》卷40《静纲斋记》

唐仁祖

畏兀儿人

字寿卿

《归田类稿》卷11《唐学士哀词》

拜住

高昌人

字太古

《夷白斋稿外集·书太古字说后》便哲笃

高昌人

字世南

《宝铁斋金石文跋尾》卷下《句容县

儒学重修记》善宝

畏吾人

字庆之

《永乐大典》卷2342《梧州府志·宦

绩》

续表

姓名

族属或籍贯

字号

资料出处斡栾海牙

高昌人

字德弘

《永乐大典》卷2342《梧州府志·宦

绩》

廉阿年八哈

北庭人

字景渊

《两浙金石志》卷18《待制柳公》

蒙速海牙

高昌人

字养正

《吴兴金石记》卷l5《溪光亭碑》火鲁忽达

北庭人

字得之

《吴兴金石记》卷l5《长兴重修学宫

碑》左答纳实里

高昌人

字迁献

《台州金石录》卷l2《台州路重建天

妃庙碑》帖里帖穆尔

高昌人

字文彬

《台州金石录》卷l2《台州路重建天

妃庙碑》斡罗思

高昌人

字谦斋

《括苍金石志》卷10《重修通济堰

碑》

廉末知

儿海牙

畏兀儿人

汉名廉恂

《江苏通志稿》卷19《松江宝云寺

记》

亦怜真

畏兀儿人

字毅斋

(明)《义乌县志》卷10《名宦》

俟文质

高昌人

字孟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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