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ard Franklin BowkerBiography中英双语版北京发行
本帖被 完美 设置为精华(2014-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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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24日，北京国际钱币博览会上，全面记述世界著名钱币收藏家Howard Franklin Bowker（霍华德?富兰克林?包克）先生生平及其收藏的权威书籍Howard Franklin Bowker Biography将举行发行活动。本书由周迈可先生及其爱秀集团出资赞助发行，周迈可先生任项目总策划，Ron Guth和Bruce Smith以及包克孙儿孙女撰稿编辑，曾泽禄医师（Dr. TsengChe-lu，网名gogolf）和王海敏、朱巧英翻译。详情请洽周迈可先生championghka@gmail.com。
霍华德?富兰克林?包克先生（1889.1.3-1970.7.8），一位伟大的钱币学者和收藏家，与伍德华是好友，曾协助耿爱德编译1954年出版的《中国币图说汇考》，与邱文明共同完成《远东钱币书目》一书，并发表过70多篇学术文章。藏品丰富，其中不乏珍品，如铜元大珍原伍德华旧藏1904年江南甲辰二十文铜质样币，存世仅知两枚；仿俄罗斯风格的原耿爱德旧藏两枚中的一枚1901年吉林辛丑三钱六分银币样币，存世仅知三枚；1954年关平中外一两银币样币、1932年孙中山金本位一圆铜质样币、原Keefer旧藏1916年中华帝国洪宪纪元拾圆单面金币铜样（孤品）等。
Howard Franklin Bowker Biography中英双语版约200页，210mmX285mm，四色印刷。内容主要包括：Howard Franklin Bowker（霍华德?富兰克林?包克）先生生平简介、包克先生所著钱币学研究文章以及Bruce Smith撰写的有关包克藏品的研究文章、包克先生藏品亮点目录约250枚。其中，书中有关钱币学研究的文章有：
上海銀餅百年記
1916年袁世凱像中華帝國洪憲元年飛龍單面銅幣樣幣（Keefer舊藏）
光緒二十二年北洋龍紋銀幣
拉姆斯登藏集
1868年關平壹兩
參觀杭州造幣廠
郭植芳及其中國金幣收藏
民國二十五年和二十六年之中國銀元
Luigi Giorgi和天津造幣總廠
明朝vs清朝
漢立克納浦廠制中國錢幣
徐世昌紀念章
江南甲辰飛龍二十文
辛丑年吉林雙旗幣
1936年南北內亂時期錢幣
北洋機器局制代幣
1856年上海銀餅
太平天國銀幣
臺灣龍銀
附书中《上海银饼百年记》一文，由史博禄于2014年编辑并注解如下：
编辑注：本文最初发表于1956年9月刊和10月刊的《钱币学家》杂志。正面和背面钢模照片由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提供，发表在10月刊，但没有上海银饼的真实照片。可以说，这是包克先生最重要的一篇著作。值得注意的是，银饼上的“朱源裕”（耿爱德错写为周源裕）不是当时的上海道台，只是监督铸造银币之人。1855-1857年间代理道台蓝蔚雯(Lan Wei-wen)（暂时代理赵德辙(Chao Te-ch'e)的职务，赵德辙当时害怕小刀会起义而不愿履职）。1856年11月29日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刊发了一篇关于上海银饼的文章，并配有插图（即耿爱德书中的编号900）。这篇文章确认了上海道台授权铸造银饼，并指出由于设备粗糙，一个月仅能铸造3000枚银币。毫无疑问，林国明称所有类型的壹两银币铸造量都是3000枚，可能也是来源于此。然而，我们不知道上海银饼流通了多久，但至少有3000枚。中国的一些藏家认为所有的五钱银币都是臆造币，因为1937年伍德华发表相关文章之前对此无任何记录。【史博禄】
《上海银饼百年记》正文内容如下：
为与西方国家钱币制度接轨而努力调整为同一系列，中国政府于1856年发行了上海银饼，至今（1956年）已是百年岁月。上海银饼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钱币系列，而且为人所知甚少。因而，值上海银饼诞辰百年之际，特为文志之。其实早在95年前就已出版，只是从未引起对1856年上海壹两和五钱颇感兴趣的几位钱币学家的注意。作者经过过去十年的收集，以备注的形式对上海银饼做了注解。
1856年上海银饼系列首次公布于世,源于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发表在上海文理学会(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上的一篇文章。上海文理学会于1857年11月17日改为亚洲文会北华分会(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随后于1858年6月出版了支会的第一期刊物。伟烈亚力当时住在上海，积极收藏钱币，不过据他所知上海壹两仅壹两面值，且只有一个版式。伟烈亚力关于上海壹两的信息后又被骆克(J.H.S.Lockhart)在其目录中引用，并称之为Glover Collection（1895年），并配有编号为1237的样币插图。目前这枚样品并不存在这收藏品中，Glover Collection收藏的大部分藏品现存放在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
伍德华(A.M.Tracey Woodward)曾撰文《上海银币：远东之都不为人知的历史》(The Coins of Shanghai, an Unwritten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Capital of the Far East')，最初载于1937年8月刊的《中国评论》(The China Journal)，随后重印为中国钱币协会的目录3号，文中伍德华谴责当代出版刊物对早期发行的上海银饼的关注不多。不过伍德华好像忽略了有位敏锐观察家一直密切注视着19世纪50年代晚期上海的情景，那就是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威廉.洛克哈特博士[雒魏林博士](William Lockhart)。威廉.洛克哈特博士的著作《在华行医传教二十年经验的记叙》（The Medical Missionary of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Experience，伦敦，1861年）是上海银饼现场实际铸造的见证人。只不过之前好像无人注意，故在此整段引用：
“上海铸造银圆是有特殊目的的。当时，西班牙银圆逐渐稀少，为保证贸易如常进行，当地政府决定铸造银圆，重一两，约一盎司又1/3白银，为纯银，或称无合金之银，因硬度过软而不适宜长久使用。上海银饼发行初期，人们还能接受，不过由于铸造麻烦和成本过高，一旦大量铸造就难以承受，因此上海银饼也难逃被融化的命运，而被铸造了银锭，随后上海银饼就停铸了。”
“为铸造上海壹两，首先要将银在铁板上碾压成平模即银坯片。铁板开合与弹丸模类似，每组铁板有三个模制作这些银坯。银片称重（过重或过轻都会立即回炉）后，再经捶打平整、锉平等工序抛光，最终表面光滑，大小统一。然后在银片上压印汉字、重量、商号、铸造单位、银行名称或化验机构名称、当地长官姓名、皇帝年号和纪年。”
“压印模具分为两部分，正面模及背面模，是由两块比银饼胚略大的方形钢被剪切雕刻而成。背面模边缘有凸出的钢模边，有如盖子打开的方盒，在拐角处是凹下开放的，这样可将正面模塞入并由模边来固定之。离压床的垂直高度十英尺处有一横木，横木上吊着冲压的工具，就是一块巨大的花岗石。横木上好油，在不远处有个强大绞盘。花岗石约重200磅，其顶部成斜角并有个钻孔。再用结实绳索牢牢的绑在石块顶部并固定位置，直到它被要求弦轴下滑为止。
“石头底下置放着厚厚一迭折过的纸，并对正已放入银饼胚的盒状币模（背面模）。之后放入正面模，再在顶部或外围覆盖另一迭厚纸。当一切准备妥当后，拔出弦轴而让它滑拉下来，巨石就滑落下压在模具上而很有效地印出银币来。之后，再举起石块等待另一银饼胚放入，压印银币之工作就如此继续进行。”
“这些银币的边道是一种非常简单方式作成的交叉型花纹。这种花样雕刻在一个长八英寸的窄钢条上，固定在一个长度相同的角铁槽的底部，以便银币能顺着槽边滑动运行。工匠用拇指和手指捏住压印完成的银币，在其沿着滑槽滚动时，使用一个很轻的木槌敲打银币高处的边道。通过这种方式，就将钢条上的花纹印到银币的边道上，铸造银币就这样完成了，再被送去化验办公室检验并进行分发。”
毫无疑问，雒魏林其实亲眼目睹了咸丰（1856年2月6日至1857年1月25日）六年上海银饼的铸造过程。在1867年上海美国长老教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of Shanghai)出版的《在华行医传教二十年》(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中记述：“1857年12月初，雒魏林离开上海返回故乡，于1858年1月29日抵达英格兰。”不过遗憾的是，即使细心如雒魏林也没有精确记录铸造上海壹两的确切地址，若能确定商号是在上海租界内还是上海县城老城墙内，定有重大的历史参考价值。伍德华认为，商号位于老城墙内。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因1853年9月4日，太平天国起义军占领了上海，直到1855年2月17日统治才结束。中国海关位于租界内，于1853年9月7日被洗劫一空，最后在大火中化为灰烬。随后海关暂移至一艘停泊在租界对面的帆船上办公，直到1854年2月9日，移至苏州河附近的公共租界内。因而，很有可能是当时中国当局设立的炉房奉命铸币，在清军占领后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后迅速迁址老城墙内，仍在上海辖区铸币。太平天国起义军占领上海后，缴获了约50万银两，清廷国库不可能再返回上海，此时的上海也不再太平，欧洲列强驻扎的军舰和部队已无法保证安全。
感兴趣的读者可能不是人人都读过上文提到的伍德华原文，因而在此引用主旨部分，只在拼写上略作修改。若是想参考他的原文，请留意一点：此处汉字的罗马拼法与他原文中不尽相同。伍德华的汉字（主要来自银币双面）罗马拼法似乎是上海方言而不是普通话，这可能与他当时雇佣的抄写员普通话不标准有关。本文中的所有汉字已根据韦式拼音(Wade system)中翟理斯拼法做了修改。
“发行当地银币是接近在1856年底。然而可惜的是，伟烈亚力在1857年年中就此发表文章，却对此关注甚少。请恕我在80年后引用他的文章，很明显他是唯一可靠的提供铸币信息的外国权威者。不过，他只是将币称为“类型A”，也就是雒魏林所说的Glover collection，意大利外交官罗斯(Giuseppe Ros)1921年12月3日在汉口演讲时也使用了同一说法。参与发行1929年10月刊《北华捷报》(North-China Daily News)的每位作者虽有争议，但却都是参考了同一枚银币。伟烈亚力如此描述此币：币重一两，上海铸造，道台督办，时间约是1856年底。采用不锈钢钢模，铸造精良，但却鲜见于市，当时还有大量贱金属模仿铸造的伪造币流通于市，信用全失,因而上海壹两很快消失踪迹，现仅能找到几枚钱币之样品。”
上文引用的伍德华文章因不是完全转述“伟烈亚力对币的描述”，难免会令人误解。伟烈亚力继续全部引用币正背两面的文字，翻译如下：
正面文字是“咸丰六年上海县号商王永盛足纹银鉼”（意为：咸丰六年银饼，王永盛商号，上海铸造）；背面则是“朱源裕监倾曹平实重壹两银匠万全造”（意为：实重一两银，朱源裕监造，银匠万全）。
我擅自更改了伟烈亚力对汉字的罗马拼法，根据韦氏拼法重新拼写。98年前伟烈亚力写这篇文章时，韦氏拼法还未创立。我对中国钱币感兴趣，所以才对此有所记录，作这件事对我来讲是无怨无悔。伍德华曾提及过1921年12月3日罗斯(Giuseppe Ros)在汉口协和公共礼拜堂(Union Church Literary Guild)发表演讲，主题是《中国近代钱币》(Modern Chinese Coinage)。这篇文章可能在当地出版社或综合性刊物上发表过，在当时的中国文学界是非常热门，不过经过对这篇文章的仔细研究后却无效果。我曾在1923-24年间在汉口住过，如果这篇文章能印刷的话我绝对能很快拿到一份。
下面继续引用伍德华的文章：
“早期当权者提及的这枚币仅是咸丰六年所铸钱币中的一枚。尽管所有版式均是在朱源裕（位至道台、造币厂长或甚至财务长）监管督导下铸造，但由于不是出自一家商号，亦不是出自同一雕刻银匠之手，因而还是有版式之分。我查阅了当地地方年志没有任何收获，也没有找到这些银币的相关记录。铸造的银币数量更是无迹可寻，为何铸造这些钱币（我们只知道它们大多用于军用）、商号位于上海的精确地址也不得而知（普遍认为是位于上海老城厢内，现城墙已废弃）。好像时间擦除了所有的线索，而这些线索是如此珍贵。我们手头仅有区区几枚币，这主要源于三十年来银炉不断地把它熔化改造为银锭。”
“银币由三家商号发行，钢模的准备工作也是由三位银匠完成的，不过没有证据证明每家商号都有自己的专用银匠。（作者注：作者指出有三家商号，是根据银币上所披露的信息所得。不过中国钱币界向来不乏惊奇。很有可能商号太多也有问题，很有可能是同一标记用于不同的银匠）。据观察两家商号经正记和郁森盛雇用了相同的银匠丰年和王寿。至于使用的钢模，据说（有一定可信度）壹两银币的多个版式共享一块钢模，不同的在于雕刻标记，正如伟烈亚力所述伪造雕刻的区别。”
“品相精美的银币上的汉字区域光滑平整，无压印花边。币的边缘是镶嵌图案，简单素朴中透着一丝高贵气质。这是典型的东方钱币风格。类型A是目前为止写文章时作者提及之币，在伍德华文章中的插图实为已故的S. W. Bushell(布歇尔)藏品的亮点，多年来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币重563.3格令，我曾称过一些重达566.24格令的币。《近代世界金银币》(The Current Gold and Silver Coins of All Countries)书中有一枚此币的插图，该币为机制币，蓄电池提供能源动力铸造，并在银片上压印，重量是565格令，成色990毫克银，比英国标准银币（重528格令，成色925毫克银）成色超过标准的纯度15-5/8。”
之前的出版刊物中对上海五钱的版式论述,似乎是不够的。除了币文不同之外（之前的评论者中鲜有提及），上海壹两与五钱有着显著的不同。壹两银币均有外郭，而大部分五钱银币则是缺乏外郭而呈现钱文之凸显。壹两银币币文尺寸面积是25x25 mm大小，而五钱银币币文周围只有21x21 mm大小。可见上海壹两是用了同一个正面币模，而背面币模则有两个版式：一个是银匠万全，币值字体为小楷；另一个是银匠王寿，币值字体为大楷。上海壹两和五钱所用的坯饼比有类似币文的银币略薄、直径稍大。很有可能这是最早的上海五钱，只是与同时流通的壹两银币相比，五钱银币图案设计不得人心，再加上没有外郭，使得汉字铭文易被过度磨损。其他正面和背面币模都是出于同一银匠之手，币文类似，大小为21x21 mm。
上海五钱中写有“商郁森盛”的币被伍德华称为“类型G”（图2第3列）。伍德华当年手中的样币现在已是我的藏品。伍德华还刊出过一幅照片，照片中的币称之为“类型F”，但他未明确该币的齿边类型，只是在其文章中称“ZA类型”齿边，不过从他表格中使用短划号解释来看，伍德华也不确定该币为哪种齿边类型。后来他又称“类型F”样币插图来自“一张清晰的拓印”。
然而，仔细核对后却发现非然。种种迹象表明，该插图不是拓印而是用毛刷手工复制的图片。或者是拓印模糊、汉字用毛刷润色，这种情况也有可能，但仍有疑点。因而，可以推断伍德华从未亲眼见过这枚样币，而是依靠一些收藏家的声明,可能是中国人,而称他有枚这样的币，这在事物的本质上来讲，或许是世上最糟糕的证据，是不值得考虑。
至于“商王永盛”的无齿边半两银币（图2第1列），施嘉干(Kalgan Shih)在1947年访问美国时曾给我看过此枚样币的图片（他藏有一枚样币）。值得注意的是，施嘉干虽然将“商郁森盛”的样币编号为C10-4，但却未将此枚样币收录在他的《中国近代铸币汇考》（Modern Coins of China ，1949年第一版；1951年第二版）书中。
不过，理论上的研究有了进展，这些银币由三家商号铸造：王永盛（图2第1列）、郁森盛（图2第3列）和经正记（图2第5列），均是在币的背面。综合考虑以下因素：雒魏林详细描述的工序精细、价格昂贵的造币机器（尽管有些简陋）和配件以及中国当时各个贸易行会的各自为政，然而上海银币应是合作项目。因此可以断定，所有银币是在一家银铺店或造币厂铸造的，币上的不同商号则是明确铸造银币的商号应负起应有的责任。这也证明了三家商号在铸造时随意使用了不同的背面币模，只有在同一个地方铸造银币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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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重倾朱
万壹曹源
全两平裕
造银寅监
二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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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商上咸
纹王海丰
银永县六
饼盛号年
一正面
2 4 6 8 1 3 5 g1 g2
匠匠匠匠商商商重重
万丰平王王郁经伍五
全年正寿永森正钱钱
造造造造盛盛记银银
雕刻师……商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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