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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9 09:13

[楼主]

新寫西域文化界說

新疆經濟報

西域文化既是個歷史文化概念又是個地域文化概念。在歷時性態，西域文化包括其史前文化以及自先秦、兩漢以來至清光緒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前的文化）。在共時性態，它涵蓋了狩獵採集文化、綠洲農耕文化、草原遊牧文化和屯墾文化諸文化類型。以往論及西域這一概念時常以狹義、廣義劃分：狹義指現今新疆，廣義指玉門關以西廣大地區，包括新疆、中亞、印度、波斯、西亞、北非、歐洲東部等。若以狹義界定西域文化，失之過窄，在歷時性和共時性態都不能涵蓋西域文化的全部內容；若以廣義界說，有失之過寬，許多單元的文化並不包括在西域文化範圍內，充其量是文化交流與影響的問題。那麼，如何界定西域文化更為準確呢？

雖然，“西域”這一稱謂晚見於《漢書》，但中原人對西域在此之前就早有認識了，《山海經》、《竹書紀年》、《穆天子傳》都反映了這種認識。就地理概念而言，《漢書西域傳》認為：“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為五十余，皆在匈奴以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余裏，南北千余裏。東側接漢，厄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蔥嶺。”這個地理範圍大致包括了天山以南諸綠洲城郭國，這指的是西漢統一西域前的情況。西漢神爵三年（前59），漢王朝在西域設立西域都護府統轄範圍，“包有今天山南麓全部；山北自鎮西縣以西至伊犁河流域；蔥嶺之西北有費爾幹，西南有拔達克山諸地。”自此，“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從西漢到東漢，中央王朝經營西域的範圍大致形成。這個範圍不僅包括天山以南綠洲農耕諸城郭國，以及天山以北草原遊牧諸郭落，還遠至費爾幹納盆地。唐朝統一西域，其統轄地域遠超過漢晉時期。唐朝經營西域的基本政策有二：其一是設立府州，據可考有四十五府，一百一十五州，分為普通州和羈縻州，絕大多數為羈縻州：其二是建立安西、北庭兩都護府，節制天山南北軍政事務。就地理範圍而言，天山以南、以北、以東地區，以及蔥嶺以西，波斯以東，印度河以北，鐵門關以南地區和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的廣大地區均應在統轄之列。清乾隆年間，清政府在平定大小和卓和準噶爾叛亂後統一西域，按《皇輿西域圖志》記載，清乾隆年間，西域地域範圍為：“其地在肅州嘉峪關外，東南接肅州，東北直達喀爾喀，西接蔥嶺，北抵俄羅斯，南接番藏，輪廣兩萬餘裏。天山以北準噶爾部居之……天山以南回部居之，今回部諸城為古西域有城郭之三十六國，確然無疑，至準夷在天山北，以及併為烏孫地，其東境猶匈奴地，故古之稱西域者，指南北兩大山內之諸國言之。而新辟皇輿之西域，兼及北山之北古烏孫，匈奴故境，招地尤廣”。伊犁將軍府統轄的正是這片廣袤的領土。只是到了1864年，沙俄用武力割去了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44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才形成了近代以後中國新疆的疆域格局。這裡列舉的僅僅是有代表性的漢、唐、清三個時期，魏晉時期，宋元明時期其西域地域概念雖有消長，但大致情況與漢、唐、清三朝相倣。故我們必須在這樣一個歷史氛圍中去界定西域文化，才能還原它的本來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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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9 09:14

1 楼

在比較文化學視野中，一般把文化表示為：民族精神與思維模式——語言符號系統、社會關係——社會生產與個體行為方式：

這其實是三種不同層次的結構，民族精神與思維方式是意識形態的層次，它是人類精神活動的主要構成，可以說是文化的內在要求，是文化的心理與意識層次。……第二個層次是人類活動的語言和社會關係，屬於社會生活的上層。第三個層次是社會生產與個體行為方式，是人類活動的最基本層次。

對西域文化的界說，不能不考慮這三個層次。這三個層次既有差異，又互為因果。作為深層次的文化結構，諸如民族精神，民族心理素質、民族思維方式又往往與民族的語言、風俗以及社會生產和個體行為方式融為一體的，也就是說離開了一個民族的語言、風俗、社會生產和個體行為方式，也就談不上民族精神與思維方式。不過，個體行為方式又往往受一個民族的民族精神、思維方式、語言、風俗等因素制約。

當我們把西域文化視為一個整體時，它是中國的地域文化之一：而我們將西域文化作歷時性態比較時，則發現它是一個多元的複合型文化。正因為如此，西域文化的同質異構或異質同構現象都是存在的。為界說西域文化，對此稍做些分析。

從考古學和文化人類學材料得知，史前人類的巫術思維早在舊石器時代已存在，但就西域而言，能佐證的材料則晚至新石器時代乃至青銅時代。出土的彩陶和史前岩畫表明，製作、刻繪、使用彩陶、岩畫的先民都有共同的巫術思維。但製造，使用彩陶的是史前農耕民製造，使用彩陶是一種巫術行為，對巫術的信仰是出於豐產巫術思維的動機；而刻繪岩畫的是史前獵牧民，刻繪過程就是巫術操作過程，其思維方式是狩獵巫術思維。

西域進入有史時期以來，就是一個多種部落、部族、民族共存，多種語言、文字同在，多種宗教並列的多元文化的區域。從先秦開始至清代，西域生活和活動過眾多部落、部族和民族。它們主要是：古代的塞人、漢人、匈奴人、羌人、烏孫人、大月氏人、吐火羅人、鮮卑人、柔然人、突厥人、回鶻人、吐蕃人、蒙古人以及清代以來形成的維吾爾、漢、哈薩克、柯爾克孜等民族。古代的遊牧部落、部族進入天山以南綠洲農耕區後，轉變成了農耕定居民，其生產生活方式及習俗都發生了根本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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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9 09:15

2 楼

有史以來的綠洲農耕民和草原遊牧民操著不同的語言，使用不同的文字。從出土文獻，可知，自西漢時期始，于闐國使用塞語塞文，龜茲國使用吐火羅語文，鄯善國使用漢語文和佉盧文。自魏晉以後，高昌國先是使用漢語文，後又使用回鶻語文。6世紀中葉以後，由於西突厥勢力進入西域。突厥語文開始流行起來。成吉思汗西征後，蒙古語也成為西域的語種之一。自清乾隆年間起，奠定了西域諸多民族分屬漢藏語系，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滿—通古斯語族、蒙古語族和印歐語系的語言文化格局。兩千多年間，語言的融合現象時時在發生，同時某一個民族的人們通曉數種語言的情形也十分普遍，否則就談不上族際間的交流。

西域宗教文化是多元的，有兩重含義：一是指西域自史前的原生性宗教到文明時代的創生性宗教都存在過。在史前，人們由普遍相信神秘的力再轉而構建自己的萬神殿——自然萬物的神聖化經過了漫長階段，而薩滿教則成了最具象徵意味的西域原生性宗教。文明時期的創生性宗教諸形態，如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都流行過。二是指某一民族歷史上的宗教信仰也並非單一，如回鶻人就曾信奉過薩滿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等。歷史上，西域諸多部族宗教信仰改宗的事情不斷在發生，改宗本身就表明，西域諸多部落、部族、民族的宗教信仰是多元而非一元。

前述西域文化在共時性態分為狩獵採集文化、綠洲農耕文化、草原遊牧文化和屯墾文化，著眼于環境、生產生活方式，本身是多元的。但這並不意味著，環境決定文化或環境可能決定文化，而是文化更多的是適應環境而發生的。“適應是通過行為、生理和遺傳的變遷方式產生與環境有利關係的過程”，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一些遊牧部族為適應綠洲農耕環境，轉而變成了農耕定居民；同時，在綠洲農耕區，農耕定居民除從事稼穡勞作外，還適應環境，在易於放牧的地方進行畜牧業生產。無論是綠洲農耕民，還是草原遊牧民，在適應環境的過程中，產生了不同的習俗，思維模式等深層心理結構也各有差異。從這點說，西域文化的複合型多元特徵是顯而易見的。

由此，我們可以這樣界說西域文化：它是東西方文化交匯處的富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中國地域文化之一，由於它的多民族性、多語種性、多宗教性和多元文化形態性，它是一種多源發生、多維發展的多元複合型文化。由於西域文化兩千多年來，已成為中華民族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西域文化理應納入中華民族文化多元一體的格局中去審視。(仲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