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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7 21:52

20 楼

　　正因为灵魂或绝对实体具有如上性质，所以尽管各项二元对立都曾遭到苏格拉底或柏拉图的怀疑，但在始源的层面上，他们始终倾向于认为，它们是成立的。不过，正如《巴门尼得篇》所最终证明的那样，前述二元对立的论断最终是无法证明的，那么，绝对的本质同一性、从不在场的价值的始源、纯全的美和善究竟是如何起源的，又是如何书写进可朽的、不统一的、无理智的、可分解的、从来都不可能保持自身一致的凡人的心灵的呢？——解构的建树性就恰恰表现在此处：

　　在德里达看来，尽管所有的二元对立都是虚假的，尽管意义的踪迹由差异和差异的差异构成，但世界的原初起源仍然是可能的。这一可能性就是：在意义这一绝对的他者、书写者与书写的接受者之间，存在着某种“本质”的反复。如果没有了这种反复，意义如何能一再地自我显现并与意义的领会者一再地照面？如果没有了这种反复，任何单个的书写行为如何可能被书写的接受者认可为书写行为？因此，如果存在着边界，那么任何边界都不发生在灵魂/肉体、神圣/凡俗、不朽/可朽、理智/情感、统一/分解、单一/复杂、善/恶、回忆/想起、言说/书写等等的“二元对立”之处，而只能发生在“绝对实体”自身之中，意义的重复显现本身之中。因而，所谓世界的原初起源，所谓存在的普全意义，就只能存在于世界、意义、自我与他者交互领会的时刻。不仅如此，连世界、意义、自我与他者自身也只能存在于彼此的交互发生之中。如是，所谓柏拉图文本的署名难题就得到了裁决；当代社会文本隐秘的构织原理和游戏规则也有了解读的可能。

　　然而，如果说意义的绝对始源本身是交互发生的，如果书写本质上具有一种话语间性沟通式的处境，如何才能判定当代书写的有效性呢？在当代现实中，苏格拉底和德里达所梦想的那种写作是否还具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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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7 21:53

21 楼

　　首先，由于当代书写所具有的跨媒介、跨虚实、跨文化、跨历史的特性，很容易使“书写者”在跨媒介的身份转换中一方面体会到并释放出某种媒介杂交式的能量和魔力，并让人们领会到书写就是某种神秘的社会群体交往的本质意义；另一方面也可能体会到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剧烈冲突，从而使自己的精神向度内战频仍。因为一套话语有一套话语的感知强度和功能，对一套话语的功能强度的适应在另一套话语中将转化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因此，在当代现实中，什么样的书写姿态才可能是恰当的呢？

　　其次，由于当代社会文本弥漫着的虚拟—现实的本体效应，或许表明文明史家埃利亚斯的预言已完全成了现实。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埃利亚斯就认为，文明的进程或许确实没有什么终极目的，但它却有着某种确定的趋势：文明的进程取决于特定时代人类生存的极限空间的拓展和具体的历史机制的交互运动本身。大体而言，人类文明越向前发展，社会控制机制和自我内心控制机制就倾向于越来越分化、越来越细腻和严密。同时，文明的进程也是一种“脱离化”的过程，文明越进步，人类就越脱离某种具体关系的束缚，而更多地陷入种种存在的抽象关系。〔46〕因此，按埃利亚斯的观点，当代写作如何还能触及某种活生生的真实？

　　第三，如果意义的原初始源果真是交互发生的，如果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话语间性沟通式的处境，那么，这必然会意味着，在当代社会现实中，有更多的人有了参与命名世界、命名自我这一事情的可能。如是，每个人便相应地具有了独自面对整个历史、整个文化传统的压力。每个人都面对着要在全球范围内追溯自己的文化身份传承、亦即在文化上追溯自己多重父亲或父亲谱系的难题。然而，对于如此单薄和脆弱的个人来讲，这样的压力如何能够承受呢？因此，如果说印刷文化时代书写文字的稳定性及线性排列还有助于建构理性世界的主体，有助于构建一个自信的且表达也合乎逻辑的主体的话，那么，当今时代多重话语塑型力量的交互作用所导致的感知的全面释放，其结果很有可能是自我建构彻底丧失指向性和边界性，人们参与命名世界、命名自我的可能也就转化成丧失世界、丧失自我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形下，有必要重新追问，当代写作究竟还可能有什么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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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7 21:55

22 楼

　　“据说潘(希腊神话中的山林、畜牧神——引者注)或地方神专拣回声女神厄科为妻(而不爱任何别的言语或嗓音)，因为只有回声才是真正的哲学，哲学忠实翻译世界的语词……”。〔47〕

　　或许，在当代如要从事书写或“我思”，就只能像潘那样拣回一点世界的回声。只不过事情已经发生了逆转：这回声早已不再是对世界的忠实翻译，相反，是世界在播撒着某种原初的回声。因为，不是书写或“我思”与现实的某种一致构成了人类前行的不竭动力，恰恰相反，是书写或“我思”与现实的某种间距，给人类在未知中摸索提供了合法性。这一间距构成了人类的领悟本身。

　　选自《人文艺术》第5辑，查常平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

　　注释：

　　〔1〕除引文外，本文正文中所涉及的柏拉图对话的篇名、人名和地名的译名，一律采自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而各译者的原译名，则只在注释中注明。

　　〔2〕此处文字系转述，中译文请参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68—9页；《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7—8页。

　　〔3〕转引自[日]高桥哲哉：《德里达：解构》，王欣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4〕有关这一问题的比较简洁的概述，可参阅[英]A·E·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谢随知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0页；朱光潜为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撰写的“译后记”，见《文艺对话集》第335页；以及叶秀山：《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60页。

　　〔5〕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陈康译注，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页。

　　〔6〕叶秀山：《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7〕有关这一问题的详细情况，请参王晓朝为《柏拉图全集》(第一卷)所撰写的“中译者导言”。

　　〔8〕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72页。

　　〔9〕同上，第176页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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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7 21:57

23 楼

　　〔10〕J.Derrida， Dissemination，translated by Barbara Johnson， Chicago : University Press，1981，P67。

　　〔11〕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60页。

　　〔12〕参柏拉图著《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51页。

　　〔13〕J.Derrida， Dissemination，translated by Barbara Johnson， Chicago : University Press，1981，“Translator’s introduction”，Pⅹⅹⅳ，ⅹⅹⅴ。

　　〔14〕Ibid，P127。

　　〔15〕Ibid，P127。

　　〔16〕有关埃及神话可征信的中文文献，可参阅刘城淮主编《世界神话集》(1—4)有关埃及部分，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

　　〔17〕J.Derrida， Dissemination，translated by Barbara Johnson， Chicago : University Press，1981，P93。

　　〔18〕Ibid，P93。

　　〔19〕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8页。

　　〔20〕“康德哲学所涉及的问题，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苏格拉底则涉及的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问题。”参叶秀山：《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5页。

　　〔21〕[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4页。

　　〔22〕同上，第42页。

　　〔23〕同上，第56页。

　　〔24〕同上，第27页。

　　〔25〕哈佛洛克(Erick Havelock)在其宏著《柏拉图导论》中，就希腊人的口头文化和书面文化进行了对比研究。到柏拉图时代，文字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环境，新环境开始了使人脱离部落式习惯的过程。在此之前，希腊人的成长受益于部落式的百科全书这样一种过程。他们将诗人吟诵的诗歌铭记在心。诗人们为一切生活事件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性智慧。非部落化的、富有个性的人出现之后，人们需要一种新的教育。柏拉图为读书识字的人制定了这样一种新型计划。该计划的最高理想就体现在他的《国家篇》中。借助拼音字母表，分类智慧接过了荷马和赫西俄德的操作性和部落式百科全书。See: Erick Havelock ，Preface to Plato，Oxford： Basil Blackwell，1963，P11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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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7 21:58

24 楼

　　〔26〕参叶秀山：《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27〕柏拉图著《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50页。

　　〔28〕同上，第152页。

　　〔29〕同上，第153页。

　　〔30〕同上，第153页。

　　〔31〕叶秀山：《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2-170页。

　　〔32〕这就是《卡尔米德篇》、《拉凯斯篇》和《吕西斯篇》三篇对话的主题。参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34—230页。

　　〔33〕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24—125页。

　　〔34〕同上，第126页。

　　〔35〕同上，第273页。

　　〔36〕同上，第167页。

　　〔37〕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陈康译注，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6—50页。

　　〔38〕[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91页。

　　〔39〕麦克卢汉认为，由于电子传媒的兴起改变了人们卷入世界、卷入他人和卷入信息的方式，并产生了“新文化”，这在事实上就会产生新的“人”。这一“新人”和印刷时代的“旧人”对比，将具有如下特征：

　　游牧民∕市民、游徙∕定居、无阅历∕有阅历、权力∕权威、快乐∕幸福、新闻∕文学、野蛮∕文明、真理式激情∕激情式真理、名望∕成就、巫术∕科学、确信∕怀疑、色情∕戏剧、传说∕历史、梦想∕艺术、娼妓∕妻子、预言∕政治，等等。参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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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楼

　　〔40〕麦克卢汉正确指出了媒介的杂交能量对人的感知所产生的危险关系和魔幻效应，但仍未充分注意到现实的“跨媒介”和“跨文化”的关山千万重的复杂性，并保留了不少“行动”分析的残余。为此，他遭到了马克·波斯特的批评。马克·波斯特致力与把解构理论与社会批判结合在一起，认为那种从“行动”的角度来考察“人”的理论范式已经失去了其有效性。在语言学转向之后，社会理论如要继续保持其批判力，就必须从“信息方式”的角度来考察“人”。也就是说，在电子文化时代，人们将不能继续从“人与人的相互行动”的角度来观察自己，而应从“信息的交互运动”的角度来观察自己。参[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5页。

　　〔41〕J.Derrida，Dissemination，translated by Barbara Johnson， Chicago : University Press，1981，P63。

　　〔42〕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83页。

　　〔43〕同上，第84页。

　　〔44〕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19页。www.findart.com.cn

　　〔45〕同上，第272—273页。

　　〔46〕参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全两卷)导言，王佩莉、袁志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1999年6月版。

　　〔47〕培根语。转引自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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