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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7 19:12

[楼主]

唐代吐蕃军事占领区建制之研究

林冠群　《中国藏学》 2007年第04期

　　[摘要] 本文关注于唐代吐蕃时期，吐蕃在军事占领区所设的军政机构，学界几个尚待辩证的核心议题。如，军政机构建制的原理及缘由，以及汉文史料所载机构名与官职衔，它们是仿自李唐或本土自有的延伸?吐蕃的军事机构设置在何处?各自统辖范围为何?彼此间的阶层统属关系?与中央如何互动往来?兼论首席宰相可有兼任边区军政机构长官的可能性。笔者以汉藏文史料、碑文、简牍与出土敦煌文献考证出发，并实证地检视、评论近现代国际藏学专家著作，本文综合以上的研究材料，具体地针对前述核心议题，指出吐蕃军政机构建制系将本部地方建制，移植于青海后，再扩张延伸于边区，复因地制宜略有变化，实则呼应笔者所见，军政机构建制之特色，即实行行政、军事、生产三位一体，动员容易且编制简单的原则。
　　[关键词] 吐蕃；西藏；军事组织；边疆；唐代
　　[中图分类号] K2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07)04—00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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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7 19:13

1 楼

图片：

　　一、前言
　　
　　有唐一代，以西藏高原为根据地的吐蕃王朝，从公元7世纪就持续向外扩张，至8世纪中后叶，已统有东达陇坻、西川，西至葱岭，涵括大小勃律、拨汗，东南达南诏，北至安西北庭等辽阔的疆域。吐蕃为统治如此庞大的国土，建立了强而有力的军政机构，实施军民合一的统治。从史乘上得到证明，吐蕃强而有力的军政机构，确实发挥了功能，使得蕃廷得以从容统辖偌大的征服区域。
　　有关吐蕃在征服区域所设立的军政机构，与吐蕃交手最频繁的李唐之相关文献却未对上述吐蕃军政机构作清晰完整的记载，甚至吐蕃所遗留至今的文献，诸如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金石铭刻、简牍等，亦属断简残篇，相关记载亦属残缺。
　　虽然学界已有多位学者，对吐蕃在军事占领区所设立的军政机构，作过讨论(注：山口瑞凤著、高然译：《吐蕃统治的敦煌》[A]，《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C]第一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63页。乌瑞著、沈卫荣译：《释khrom：七—九世纪吐蕃帝国的行政单位》[A]，《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一辑，第131—138页。汶江：《吐蕃官制考》[J]，《西藏研究》1987年第3期，第40—48页。王尧、陈践：《吐蕃职官考信录》[J]，《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第102—117页。马德：《khrom词义考》[J]，《中国藏学》1992年第2期，第98—101页。王继光、郑炳林：《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综述——兼论吐蕃控制河西时期的职官与统治政策》[J]，《中国藏学》1994年第3期，第44—54页。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金滢坤：《吐蕃统治敦煌的军政建制》(西北师范大学未刊硕士论文，1998)。金滢坤：《吐蕃节度使考述》[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97—104页。H.Richardson：The Province of bde blon of the Tibetan Empire，8th to 9th Centuries，pp305—315.Indo Sino Tibetica， Studi in onore di Luciano Petech，Roma，1990.)。然而，仍有许多疑问，诸如：吐蕃在占领区所设立的军政机构建制的原理与由来为何?是仿自李唐节度使制?或是本土建制的延伸扩张?汉文史料所载的节度、节度使、节度兵马使等，是吐蕃的军政机构及长官的名称与职衔?抑或吐蕃有自身的称呼与官衔，汉文史料所载纯属比照李唐相对应的官称，加以记录?吐蕃军事占领区的军政机构，设置在哪些地区?各自统辖范围为何?彼此间的关系为何?与中央如何互动?是否有首席宰相兼任军事占领区军政机构的长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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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7 19:14

2 楼

　　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解答上述的疑问。由于相关史料的阙轶，加上笔者才疏学浅，舛误疏漏所在多有，敬祈学者方家赐正。
　　
　　二、吐蕃于占领区设置军政机构的原理及由来
　　
　　吾人观吐蕃的崛起及向外发展的过程，可以说是完全按照既定的计划，循着地理形势的架构，以及交通路线的延展，循序渐进，井然有序。
　　按吐蕃王室悉补野氏族所控制的雅砻部，位于雅鲁藏布江南岸支流雅砻河流域一带，其会同与自身有亲族血缘或同地缘关系的氏族部落，如工布、娘布、达布等，先后统合了雅鲁藏布江南岸各氏族部落，然后北渡雅鲁藏布江，征服江北森波杰(zings-po-rje)势力，初步统一雅鲁藏布江流域。至于松赞干布(srong-btsan-sgam-po ?—649)时期，再征服位居约今阿里(mngav-ris)地区的羊同(zhang-zhung)，说服位于唐古拉山脉两侧及长江源流区的苏毗(sum-pa)内附，完成了西藏高原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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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楼

　　在上述崛起及统合西藏本土过程中，吐蕃雄主松赞干布在能臣噶尔东赞(mgar-stong-rtsan-yul-zung ?—667)的辅佐下，规划内部建制，厘定对外发展计划，整军经武，为吐蕃王朝奠下扩展宏基。其中有关内部建制方面：在地方上，以十进制的观念，以各地氏族部落为基础，设置千户(stong-sde)，以当地势力最大的氏族长为千户长(stong-dpon)，10个千户形成1翼(ru)，翼分上下两部(stod-smad)，如右翼(g·yas-ru)分右翼上部、右翼下部，各置翼长(ru-dpon)1人，此翼长名义上管辖5个千户，实际扣除各翼的1个“禁卫军千户”(sku-srung-gi-stong-sde)，提供作为负责赞普安全及供赞普指挥使用，以及1个“小千户”(stong-bu-chung)，实际各翼长下辖4个千户(注：林冠群：《唐代吐蕃政治制度之研究》[A]，《唐代吐蕃史论集》[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89—90页。另《贤者喜宴》ja章记载：“所谓军户千户(rgod-kyi-stong-sde)，每翼有8个千户、1个小千户及1个禁卫军千户，总分为10个千户。”详见dpavbo-gtsug-lag-vpheng-ba，chos-vbyung-mkhas-pavi-dgav-ston(《贤者喜宴》)叶19下，第6行。New Delhi，1962.)。吐蕃本部共划分有4个翼，计有中翼(dbu-ru)、左翼(g·yo-ru)、右翼(g·yas-ru)、支部翼(ru-lag)。中翼、左翼以雅鲁藏布江为界，构成今日的前藏地区(dbus)，右翼与支部翼在今日的后藏地区(gtsang)，另内附的苏毗，亦成立了支部孙波翼(yang-lag-sum-pavi-ru)，共有5翼，此即所谓“5翼60千户 (ru-chen-lnga，rgod-kyi-stong-sde-drug-bcu-tham-pa)”，(注：按《贤者喜宴》所载原文为“5翼61千户(ru-chen-lnga，rgod-kyi-stong-sde-drug-bcu-rtsa-gcig)”，并说明孙波翼包括通颊汉户共有11千户(sum-pavi-ru-stong-khyab-rgya-ldan-gyi-stong-sde-bcu-gcig-go)。亦即由于孙波翼多了一个汉通颊千户，吐蕃本部计有61千户。笔者以为苏毗(即孙波)的位置在吐谷浑西南，远离唐境，中间又隔一疆域广袤的吐谷浑及其他部落国家，根本不可能有汉人在苏毗境内居住，而户口又多到可形成千户，这是错误的记载。吐蕃组成通颊汉千户，应属攻陷李唐国土以后的事，而且也不仅只一个，均集中在李唐河陇地区。因此，吐蕃本部的“5翼61千户”应修正为“5翼60千户”。dpav-bo-gtsug-lag-vphreng-ba， op.cit，叶20上，第3—4行。)其中有10个千户属于羊同地区，羊同地区并未成立翼。上述的翼、千户等建制，系以军队编组形式组织百姓，即结合行政、军事及生产三位一体的制度(注：林冠群：《唐代吐蕃政治制度之研究》，《唐代吐蕃史论集》第89、110页，注155。)，以符合容易动员、简单编制的要求，能够顺应吐蕃扩张国势，开疆辟土，干戈时兴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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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楼

　　吐蕃在完成整合西藏本部后，开始向外经略。吐蕃向外经略的首要目标，就是青海高原。因为青海高原不但具有农牧之利，幅员广阔，可以提供吐蕃之国防纵深。最重要者在于青海高原可突破吐蕃远离亚洲主要交通路线的困境，夺下青海高原，可以直接毗邻李唐，而且得以掌握西域及丝路，届时吐蕃不再是深陷于封闭高原的国度，而得以鹰扬于亚洲政坛。
　　吐蕃于634年首通李唐后，随即于638年提出求娶李唐公主遭拒，以吐谷浑从中作梗为由，出兵吐谷浑，并进围李唐松州。寻因李唐反击下，吐蕃谢罪退兵青海，李唐应允和亲，于641年文成公主下嫁，唐蕃维系了20余年的和睦关系(639—661)。但事实上，吐蕃无一日或忘青海高原对其意义与重要性。吐蕃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表面上与李唐和睦，却暗地里经营青海，包括拉拢策反吐谷浑贵族反唐。吐蕃名相噶尔东赞更以其人生最后阶段(659—666)的智能与精力，全数投入经营青海地区。终于在663年灭亡吐谷浑，吐谷浑诺曷钵可汗携弘化公主亡入李唐，得到庇护。
　　吐谷浑全境陷落吐蕃之手以后，李唐竟仍迁延犹豫，袖手任由吐蕃肆意。至670年4月，吐蕃陷西域18州及龟兹拨换城，李唐为之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等四镇，李唐所控制的西域地区为吐蕃所席卷，青海地区失陷后的首波效应浮现，李唐方意识事态严重，而于670年8月遣薛仁贵领军出征，试图为吐谷浑复国，结果10余万部队全军覆没，功败垂成。吐谷浑复国无望，吐蕃亦确定掌握青海高原。对青海地区作为吐蕃因战争所获得的新疆域，势必有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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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楼

　　首先，吐蕃保留吐谷浑汗庭并赋予有限的权力，诸如吐谷浑可汗与吐蕃王室联姻(注：《贤者喜宴》记载，松赞干布之子贡松贡赞(gung-srong-gung-btsan)曾娶吐谷浑公主蒙杰墀嘎(btsan-mo-va-zha-bzav-mong-rje-khri-dkar)，此为663年以前的蕃浑婚姻关系。另于689年，吐蕃公主墀邦(btsan-mo-khri-bangs)嫁给吐谷浑王为妻。详见dpav-bo-gtsug-lag-vphreng-ba，op.cit，叶47下第3行。Fonds Pelliot Tibetain in 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rves 'a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Paris，1978， 1979，I.O.750， pl，582，第51—52行。)；位居诸藩国国王之首、群臣之上；对下属的任命有推荐权等。但对辖区行使治权时，必须与吐蕃中央所遣官员共同行使，否则无法独立运作(注：林冠群：《唐代吐蕃的杰琛(rgyal-phran)》[A]，《唐代吐蕃史论集》第34—35页。)，又不具有任命下属的权力，由此显见，吐谷浑可汗名存实亡，有若傀儡。
　　在吐谷浑归属吐蕃的建制方面，英国托马斯(F.W. Thomas)所发表的古藏文文书中记载，吐谷浑贵族向吐蕃提出担任吐谷浑千户长(stong-dpon)官职的申请(注：F.W.Thomas，Tibetan Literary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Part II，vol.56.fol.72，pp22—25，London，1951.)，以及《吐谷浑纪年残卷》记载吐蕃对千户(stong-sde)课税(注：F.W.Thomas.op.cit，part II.Vol.69.fol.84.pp8—10.)。另《吐谷浑纪年残卷》亦提及吐谷浑官员具有与吐蕃本土相同的告身，以辨识彼此的阶级地位等(注：《吐谷浑纪年残卷》记载：“……其后……授予其家族玉告身……莫贺吐浑可汗于行宫，娶烛龙东热恭循之女为妃……东热恭循由是晋升银告身……。”请参阅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第142页。)。显见，吐蕃在吐谷浑境系仿照吐蕃本土的建制，将吐谷浑部落编组成千户的组织，例如《贤者喜宴》提到“吐谷浑六千户”(va-zha-khri-sde-drug)(注：dpav-bo-gtsug-lag-vphreng-ba，op.cit，叶20下第7行。)，新疆米兰(Miran)的吐蕃木简有“吐谷浑万户上部”(va-zha-khri-sde-stod-pa)之记载(注：F.W.Thomas，op.cit，part II.p30.)，P.T.1222中载有“吐谷浑新万户”(va-zha-khri-sde-gsar)(注：M.Lalou，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etains de Touen houang，part 2.p.86.Bibliotheque Nationale，MDDCCCL，1947.)等。凡此证明吐谷浑确有千户、万户的组织，而且显然属十进制编组概念，既有“吐谷浑万户上部”，必有“吐谷浑万户下部”(va-zha-khri-sde-smad-pa)，只是史料阙轶。此上下两部形成万户的编组，有如吐蕃上下两部形成1翼的情况，形同吐蕃本土建制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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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7 19:17

6 楼

　　但值得注意者，据前提托马斯所提出新疆古藏文文书所载，吐谷浑千户长是由“bde-blon”所任命。该古藏文文书记载：
　　bkav-lung-mying-gis-stsal-nas//bdag-cag-bu-tsa-kha-cig-gzhon-ba-dang-rje-blas-gyis-bskal-pavi-skabsu//bde-blon-gis-khye-gtsug-bskoste//(注：F.W.Thomas，Op.cit.part II.p23.)
　　在上司的恩许下，我等家族中的一个青年人克咄，为德论(bde-blon)授以此任。(注：周伟洲：《吐谷浑资料辑录》[Z]，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00—401页。)
　　上引文中的德论(bde-blon)，系未见于吐蕃本土的官衔，吐谷浑千户长既为其所任命，显然德论(bde-blon)为吐谷浑地区最高长官，应无可疑。德论(bde-blon)为新设官衔，显见吐蕃在吐谷浑的建制上，既延伸吐蕃本土的建制，又加上新创。此新创的体制，系吐蕃于军事占领区所创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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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7 19:18

7 楼

　　然事实上，此德论(bde-blon)之创设，亦系演进而成者。吐蕃于底定青海地区后，据P.T.1287的记载，论钦陵(mgar-khri-vbrings-bstan-brod ?—698，噶尔东赞次子，于685—698年担任大相)曾于青海地区设立“so-blon-sde-lnga”(边疆大臣所统五区)(注：Pelliot Tibetain P.T.1287，Pl.576，第521—524行。)。至墀松德赞(Khri-srong-lde-btsan 742—797)时期，吐蕃疆域已拓展至李唐河陇地区及新疆塔里木盆地，此时青海地区对吐蕃而言，已非边疆地区，已成为吐蕃本部与边疆地区间的缓冲区，或是吐蕃支撑掌控边疆地区的重要基地。于青海地区所设的“so-blon”(边疆大臣)，已不符实际。吾人观前引青海地区的千户长，由德论(bde-blon)任命，并非由“so-blon”任命，证明了在墀松德赞时期，吐蕃已将so-blon废除，而由新立的德论(bde-blon)所取代。而且德论并非仅只1位，P.T.113记载：　zhang-lon-chen-pho-long-cu-nas/……/bde-blon-rnams-la-spring-ngo//(注：Pelliot Tibetain P.T.113，Pl.98，第2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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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7 19:19

8 楼

　　大尚论在陇州……向诸位德论发出告牒。
　　上引文之“诸位德论”(bde-blon-rnams)显示吐蕃设有多位德论。原因在于吐蕃掌控青海高原以后，对外经略转趋活络，顺利开展，历次征服了帕米尔高原、新疆塔里木盆地、李唐河西陇右，到剑南西山等地。由于地域辽阔，且征服的时间也各有不同，因此不可能仅由1位德论负责掌管上述疆域。笔者以为吐蕃于762年攻下陇右后，在李唐陇右道设置1位德论负责掌理，此即李唐方面所称呼的吐蕃东道节度使(注：白居易：《白氏长庆集》[Z]，卷57《翰林制诏四·代忠亮答吐蕃东道节度使论结都离等书》，台北：艺文印书馆，1981年。亦有称为“吐蕃东道都元帅”者，详见《谢手诏许受吐蕃信物表》，文刊《全唐文及拾遗》卷523，台北：大化书局重编本，第2385页。)。至776年打下瓜州，787年攻破沙州(注：戴密微著，耿升译：《吐蕃僧诤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5页。)，在原李唐河西道设立了另1位德论负责统管，此为吐蕃北道节度使(注：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57《翰林制诏四·代王佖答吐蕃北道节度使论赞勃藏书》。)。另临李唐剑南道至南诏境，则设置1位德论负责统辖，汉文史料称其为“南道元帅”(注：《新唐书》[Z]，卷216下《吐蕃传下》，台北：鼎文书局点校本。)。至于新疆至帕米尔地区，则置1位德论负责管辖，是为吐蕃西道节度使。加上原青海地区的1位德论，共计5位德论。是以所谓的“bde-blon-khams-chen-po”，就是由5位德论所管辖吐蕃历年征服得来的占领区，简称为“bde-gams(khams)”(注：bde-gams之名称见于Pelliot Tibetain P.T.1079，Pl.424，第5行。请参阅Li Fang kuei，Notes on sTag sgra klu khung，in Contributions on Tibetan Language，History and Culture.Wein 1983，P178.)(德论所辖的地区)。此在《贤者喜宴》ja章中所著录《墀松德赞兴佛证盟第一诏敕》(bkav-gtsigs-dang-po)上，得到印证。诏敕中提及将盟书抄本10份，分别置于大昭寺、桑耶寺、昌珠寺、王宫所属僧团、小昭寺、红岩三界不变解脱寺、勃律地区(Bru-zha-yul)、羊同地区(zhang-zhung-yul)、朵麦(mdo-smad)及德论地区(sde?-blon-ris)等之诸寺院僧团各赐乙份(注：dpav-bo-gtsug-lag-vphreng-ba，op.cit，叶109下，第2—4行。)。按墀松德赞兴佛证盟第一诏敕之文意，命将盟书抄本存放于吐蕃全境，包括边疆地区。其中朵麦(mdo-smad)系指朵康(mdo-khams)之地，即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康省境(注：欧阳无畏：《钵的疆域和边界》[A]，《西藏研究》[C]，台北：中国边疆历史语文学会，1960年，第143页。)。其下所连结者为sde-blon-ris，此sde-blon之名词，就文意言，为各部落长官，由于sde在吐蕃本土就有60个stong-sde，而且位于本部，因此不可能如黄颢所译之“各地方长官”(注：巴卧祖拉陈哇著，黄颢译注：《<贤者喜宴>(mkhas-pavi-dgav-ston)摘译(9)》[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第36页。)。笔者以为sde-blon似应为bde-blon之笔误，实际上指的是包括青海、河西、陇右等地区的德论。另一方面P.T.16及IO.751，均载及朵康的长官为总管或总督(dbang-po)(注：Pelliot Tibetain P.T.16.Pl.13.34a第3行；I.O.751.Pl.13.35a.第1行。)。而bde-khams之长官为德论bde-blon，于此更证实了吐蕃将青海地区纳于bde-khams之中，更与mdo-khams有所区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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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楼

　　有关吐蕃在军事占领区建制的发展历程，仍须述明者，在于吐谷浑于670年复国无望以后，吐蕃着手将吐谷浑归入版图后建制的发展过程。相关最早的纪录见于《吐蕃大事系年》鼠年(676)所载：“ldom-bu-khri-bshos-khrom-vtsald-par……”(注：Pelliot Tibetain，I.O.750，Pl.581.第17行。)。上引文之“ldom-bu”，为噶尔东赞之长子赞聂多布(mgar-btsan-snya-ldom-bu ?—685)；另匈牙利乌瑞(G.Uray)以为“khri-bshos-khrom”是建于青海湖附近的军事行政区(注：乌瑞著，沈卫荣译：《释khrom：七—九世纪吐蕃帝国的行政单位》第136页。)。如是上引古藏文的汉译为：“赞聂多布建立青海湖地区的军事行政区。”另《吐蕃大事系年》于龙年(704)记载：　dbyard-btsan-po-yab-rma-grom-gyi-yo-ti-cu-bzangs-na-bzhugs-shing(注：Pelliot Tibetain，I.O.750，Pl.584.第95—96行。)
　　夏，赞普父王驻于rma-grom的约地居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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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楼

　　由于古藏文之正字法规范仍不明确，因此诸如与ka与kha、kha与ga、ca与cha、ta与tha、pa与pha、tsa与tsha字母之间，会有互相通用的现象，因此上引文中之rma-grom，就是rma-khrom，为位于黄河上游区的军事行政区(注：乌瑞著，沈卫荣译：《释khrom：七—九世纪吐蕃帝国的行政单位》第132页。)。按“khrom”(军事行政区或军镇)为吐蕃于占领区所设立的军政机构。IO.751记载：
　　“so-khams-kyi-khrom-ni-dal/yul-chen-povi-dbus-skyid-cing-dar-par……”(注：Pelliot Tibetain，I.O.751，Pl.16.40b.第3行。)
　　边疆地区的军镇相安无事，广大国土的中央地区幸福且繁荣……
　　上引文中明确将中央与边疆军镇作了对称，显示khrom乃专设于吐蕃边疆地区的军政机构。此军政机构的长官，由中央派遣具尚、论头衔等高级军事大员担任，统管该区的军事、民政等事务。(注：H.E.Richardson，loc.cit.Pp308—309.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第15页。)
　　准上所述，吐谷浑于663年亡后，吐蕃相继于吐谷浑境内成立“千户”，复于676年后，设立“khrom”，分别有“khri-bshos-khrom”及“rma-khrom”。由于吐谷浑境域辽阔，地数千里，笔者以为吐谷浑境内应不会只有两个军镇，否则无法涵盖辽阔的区域，再者前曾提及论钦陵于青海地区设有“so-blon-sde-lnga”(边疆大臣所统之5区)，其中两区，已知为khri-bshos-khrom及rma-khrom，其他三区由于史料阙轶，无从查考。上述khrom(军事行政区或军镇)负责统管辖下吐谷浑诸千户、万户。由是，至少在论钦陵时期，吐蕃已在吐谷浑建立一套完整的统治体系。该体系系基于吐蕃本土的地方建制概念加以延伸，由千户、万户形成，各统归于5个khrom管辖，5个khrom则归于so-blon(边疆大臣)管辖，so-blon则为大相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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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7 19:21

11 楼

　　至755年，李唐安史之乱作，西北边军内调平乱，吐蕃利用李唐边备空虚，越过唐蕃边界，数年之间，尽下陇右地区，直抵陇坻。《吐蕃赞普传记》第八，记载当时吐蕃赞普墀松德赞(khri-srong-lde-btsan 742—797)的功绩如下：
　　chab-srid-che-ste-long-shan-la-rgyud-yan-chad//pyag-du-bzhes-nas/mthong-khyab-khri-sde-lnga-btsugs/bde-blon-khams-chen-po-gchigs-gsar-du-bkyed-do//(注：Pelliot Tibetain，P.T.1287，Pl.571.第383—384行。)
　　疆域广大，陇山山脉以上各部，均入于掌握。设置5个通颊万户，并新设立1个德论大行政区。(注：译文参考H.E.Richardson，loc.cit.Pp305.)
　　上引文中必须说明者，所谓的“mthong-khyab-khri-sde-lnga”，王尧、陈践二氏译为“五道节度使”(注：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Z]，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67页。)，前文所提论钦陵于青海地区所设“so-blon-sde-lnga”，王尧、陈践二氏亦译为“五道节度大使”(注：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第172页。)。按mthong-khyab-khri-sde-lnga之本义为“5个通颊万户”(注：荣新江：《通颊考》[J]，《文史》第33辑，1990年，第124页。)，“mthong-khyab”(通颊)系吐蕃于边疆地区所设立的役职部落名称(注：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第231—237页。)，与“节度使”的职称、内涵、规模与地位，相去甚远，将mthong-khyab-khri-sde-lnga译成“五道节度使”，显与实际状况不符。再者，论钦陵于699年自杀(注：《资治通鉴》[Z]，卷206，则天后圣历二年(699)二月，台北：逸舜出版社。)，其所设立的“so-blon-sde-lnga”应成立于699年以前。而“节度史”之号，在李唐系于睿宗景云元年(710)十二月始有(注：《资治通鉴》卷210，睿宗景云元年(710)一月。)，因此将so-blon-sde-lnga译成“五道节度大使”，显然不符史实。特别是如是译法对学界有所影响，例如金滢坤就以此作为吐蕃早于696年，就开始在新占领区设置五道节度大使的证据(注：金滢坤：《吐蕃节度使考述》第98页。)。但事实上，既然连李唐节度使制都迟至710年以后始有，显然在710年以前，吐蕃就不可能仿李唐而成立节度使。更何况吐蕃仿造唐制设置节度使一说，颇值商榷，原因在于吐蕃于670年完全掌控吐谷浑后，若以仿唐制设节度使之说，则吐蕃要迟至710年以后，方正式完成统管吐谷浑之建制，其间竟需40年以上的时间，笔者以为似无可能。因为吐蕃本部早已实施军民合一的体制，实施己身执行有年且卓有成效的体制，何假外求于异国的军民合一制?而且在时间上又缓不济急，其理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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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7 19:22

12 楼

　　三、bde-blon-khams-chen-po的建制
　　
　　如上文所述，bde-khams计分5个部分，分别为青海地区、陇右地区、河西地区、新疆帕米尔地区及川边临南诏等地。陇右地区的德论，是为吐蕃东道节度使，下辖鄯、河、兰、会、安乐、原、渭、洮、岷、秦、成等州，文献上记载吐蕃在李唐陇右地区所设的khrom，仅见于雅莫塘节度使(dbyar-mo-thang-khrom-chen-po)(注：Pelliot Tibetain，P.T.16，Pl.12.33a.第1行；P.T.16，Pl.13.34a.第3行。)及河州节度使(注：杨富学、李吉和辑校：《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Z]，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2页。《发愿文》(p.3770)记载：“何周节度尚乞悉加”，引文中的“何周节度”应为“河州节度”。)。前者有以为就位于青海湖东面或北面(注：《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传下》记载：“别将尚恐热为落门川讨击使……约三部得万骑，击鄯州节度使尚婢婢，略地至渭州……”乌瑞著，沈卫荣译：《释khrom：七—九世纪吐蕃帝国的行政单位》第137页。)、湟水之滨的原李唐陇右节度使的旧址(注：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第5页。) ，汉文史料载之为鄯州节度使。后者之衙所则设于今日甘肃临夏(注：同上。) 。杨铭、金滢坤均持此为吐蕃东道节度使驻跸之地(注：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第5—6页。金滢坤：《吐蕃节度使考述》第100页。)。由鄯州节度衙及河州节度衙相关位置分析，吐蕃于陇右地区应另设有其他的khrom，否则如何应付如此辽阔的新占领区，只是史料阙轶失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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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7 19:23

13 楼

　　吐蕃在原李唐河西道所设的德论，是为吐蕃北道节度使，河西道似因境接北胡，故称之为北道(注：《置伞文》(s.2146)记载：“唯节儿都督以虑敦煌西极，境接北胡，跃马控弦……”，杨富学、李吉和辑校：《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249页。)。原李唐河西道下辖瓜、沙、肃、甘、凉、伊、西等7州。据《吐蕃大事系年》所载，吐蕃于758年攻打凉州，古藏文原文载为：“khar-tsan-leng-cu-phyogs-su-dra-ma-drags-par……”发兵前往姑臧凉州(注：Pelliot Tibetain，BM Or.8212(187)，Pl.593.第33行。)，未见用“phab-pa”(打下、攻陷)的字眼，可见吐蕃于758年发兵攻打凉州未见结果。至761年，《吐蕃大事系年》载吐蕃攻陷凉州巴高(khar-tsan-ba-mgo)与交城守捉(kevu-sheng)之地(注：黄布凡、马德二氏将kevu-sheng译为交河县，并以为系位于今新疆吐鲁番西北约5公里处。笔者以为新疆交河县距离凉州颇远，远超出该次吐蕃军事的目标，吐蕃军事目标应在攻占凉州，不可能远赴新疆。见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Z]，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7、120页。)，并掌控凉州整个地界，鄯州则早在757年陷落，李唐自此对河陇以西的国土，遭到阻绝，音讯中断，已无能闻问。然而尽管局势恶化，与中央隔绝，河西地区李唐军民仍继续顽抗，766年吐蕃陷甘州、肃州(注：《元和郡县图志》[Z]，卷40，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甘州“永泰二年(766)陷于西蕃”；肃州“大历元年陷于西蕃”。由于永泰二年十一月改元为大历元年，而肃州陷于该年十一月以后，因此大历元年仍为766年。)；776年吐蕃陷瓜州(注：《元和郡县图志》卷40：瓜州“大历十一年(776)陷于西蕃”。)；公元787年，沙州方陷落(注：戴密微著，耿升译：《吐蕃僧诤记》，第225页。)。相较于吐蕃攻占陇右地区，于763年即已达成，其势先完成陇右地区的建制，达到巩固控制的目的，并进一步继续东向压迫邻接唐境，如是吐蕃东道节度史应于763年后未久应即成立。反观吐蕃攻略河西道的情况，则未若陇右道顺利，是以吐蕃东道节度使未能顾及河西道的情况下，吐蕃另立河西北道节度使，以便专职攻略河西道，亦可免除吐蕃东道节度使陷入东西两面作战的困境。就汉藏文献所载，吐蕃于河西道所设军事行政区有二，其一为mkhar-tsan-khrom(注：Pelliot Tibetain，I.O.751.Pl.15.38b.第2—3行。P.T.1089《吐蕃官吏呈请状》，第30、35行。请参见王尧、陈践：《吐蕃职官考信录》，《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第104—105页。) 。此似意味着吐蕃花费数年，仍未攻下凉州。直至代宗广德二年(764)，吐蕃方陷凉州(注：《资治通鉴》卷223，代宗广德二年(764)十月载：“未几，吐蕃围凉州，士卒不为用；志烈奔甘州，为沙陀所杀。”)，mkhar-tsan为凉州古名“姑臧”的藏文对音(注：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第6—7页。)，mkhar-tsan-khrom即指凉州节度使。吐蕃于764年打下凉州后，成立凉州节度使，任务有二，一为监视回鹘的动向、抵挡回鹘的突入；另一则为继续西向攻打河西道诸州。河西道的第二个军事行政区，系于776年攻陷瓜州后，所成立的kwa-cu-khrom(瓜州节度使)(注：Pelliot Tibetain，I.O.751.Pl.15.39b.第1—2行；pl.16.40a，第2行。另见《发愿文》(p.3770)，杨富学、李吉和辑校：《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93页。)，瓜州节度使下辖肃、沙、伊、西等州(注：Pelliot Tibetain，P.T.1079《比丘邦静根诉状》pl.424，第4—6行之记载显示，3位尚论于瓜州军帐会议制定沙州以下，肃州以上之僧统所属农户之赋税标准。由此可见瓜州节度使辖沙州及肃州。另伊、西两州辖于瓜州节度使情形，请参见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第7—8页。)。其余河西诸州，如凉州、甘州等则应辖于凉州节度使，由于凉州系一富庶的商城，为李唐原河西节度使的旧址，因此笔者以为河西北道的德论可能驻跸于凉州。(注：山口瑞凤以一、凉州军队在陇山一带活动频繁；二、举《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南面碑铭第25—36行所载，译为达札路恭率凉州军队收吐谷浑属唐者多部；三、举《吐蕃大事系年》所载758年，论弃赞率军赴凉州、灵州(khar-tsan-leng-cu)等，以上述三点之陇山、灵州及附唐之吐谷浑驻地等相关地理位置，认为凉州军镇驻地在安乐州(今宁夏中宁)。山口瑞凤的部分论点，已有杨铭作部分的驳正，笔者以为其最大的误失在于误解碑文，按《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碑铭所载：“……khar-tsan-phyogs-su-thog-ma-drangs-pavi/dmag-dpon-du/dkav-stsald-gyi-kyang”此段文字，应译为“任命为首度开往凉州的军队将领……”理查德逊译为：“he was commissioned as general to make an attack first in the direction of khar tsan”，李方桂、柯蔚南二氏则译为：“He was also ordered to be the army commander leading the troops in the direction of khar tsan”。无论如何，此段碑文根本不存有达札路恭率领凉州军镇军队的意思。因此山口瑞凤的论点，根本不成立。详见山口瑞凤：《沙州汉人たよる吐蕃军团の成立とmkhar-tsan军团の位置》[A]，《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研究设施纪要》第4号，1980，第28、第30；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第6页；H.E.Richardson：A Corpus of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s， Royal Asiatic Society，1985，P.11；Fang kuei Li and W.South Coblin：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Taipei，1987，P.158；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Z]，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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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7 19:25

14 楼

　　吐蕃于新疆、帕米尔地区所设军事行政区，匈牙利藏学家乌瑞以为设于罗布泊地区，名称可能是tshal-byi-khrom(萨毗军镇)，在于阗亦可能设有军镇，另在勃律亦设有名为bru-shavi-yul-gyi-khrom(勃律军镇)等(注：乌瑞著，沈卫荣译：《释khrom：七—九世纪吐蕃帝国的行政单位》第138页。)。其余在现今汉藏文献阙轶。按西域为吐蕃早期对外经营的地区之一，包括帕米尔高原、新疆、中亚等地。在时间上，稍晚于对青海地区的经略(注：蕃军于662年首次出现在西域，与弓月部合军欲与唐军战。详见《资治通鉴》卷201高宗龙朔二年(662)十二月。)。而且，吐蕃一直与大食竞逐西域，甚至于公元8世纪末叶、9世纪初叶，大食不但席卷中亚，还突入帕米尔高原，击溃瓦罕与勃律的吐蕃驻军(注：Christopher I.Beckwith，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New Jersey，1987.Pp.157—163.)。面对大食持续性的军事竞争，吐蕃西陲的国防安全，势必成为吐蕃的重大军政要务。在托马斯所编译的古藏文文献中，提及德论行文于tshal-byi-khrom-chen-po，要求改善对法官保护措施的命令(注：F.W.Thomas，Op.cit.part II，P.124.)。由此应可确证吐蕃于新疆、帕米尔地区设置西道节度使，统筹吐蕃西陲军政，应无可疑。只是对于吐蕃在西陲所设军镇之相关史事，除上述罗布泊地区、于田及勃律地区可能设有军镇外，其余仍待进一步稽参考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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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7 19:26

15 楼

　　李唐剑南道所面对吐蕃入侵的军事活动，吾人分析均属吐蕃南道节度使所负责与发动者。吐蕃经营川边及南诏的行动，在670年底定青海地区后，即已开展(注：王吉林：《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Z]，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2年，第124页。)，历经唐高宗、武后、玄、肃、代、德宗等皇帝在位时，吐蕃均积极经营川边与南诏，不断对李唐剑南道施加压力，南诏亦于玄宗天宝十一年(752)臣服于吐蕃(注：《南诏德化碑》记载：“……属赞普仁明……赐为兄弟之国。天宝十一载正月一日，于邓川册诏为赞普锺南国大诏……”详见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附录二(丁)碑刻，北京：中华书局，第322—323页。)。是以吐蕃在川边与南诏方面，势须专设军镇，才能应付欲如，并负责推动进迫李唐剑南道。按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十月，吐蕃与南诏合兵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注：《资治通鉴》卷226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冬，十月，丁酉朔。)。由吐蕃之三道进军侵唐路线看来，当时吐蕃与李唐剑南道的界线就在北自扶州，中经茂州，以南至雅、黎二州等一线，以西为吐蕃之地，以东为李唐剑南道。吐蕃历年所侵占的李唐剑南诸州，包括松、翼、悉、当、柘、静、恭、保、维等诸州。是以吐蕃所设军镇当以统管此区及南诏为主，特别当德宗年间，李晟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对吐蕃采取攻势，经常出兵袭击吐蕃边界，且胜多败少，对吐蕃形成压力。《旧唐书·吐蕃传》所载有关吐蕃南道军镇计有：德宗贞元五年(789)十月，韦皋遣将于故嶲州台登北谷大破吐蕃青海、腊城两节度使(注：《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传下，台北：鼎文书局点校本。)；贞元九年(793)，德宗命泾原、剑南、山南诸军出兵掩护构筑盐州城，韦皋遣兵出西山及南道，吐蕃南道元帅论莽热率众来援，又破之，焚定廉故城(注：《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传下。)。贞元十六年(800)，韦皋累破吐蕃于黎州、嶲州，吐蕃曩贡、腊城等9节度使、笼官马定德与其大将87人举部落来降(注：同上。)。上引包括腊城、曩贡等，均属吐蕃南道节度所管辖，其最高长官《旧唐书》载为南道元帅，此系李唐的称呼，实则在吐蕃仍称之为德论。吐蕃南道节度所辖其他军镇，史料阙轶，仍有待搜考，但就上引唐蕃战争的地点，包括定廉、友登等地望，均属原李唐剑南道管辖区，证明上文所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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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7 19:26

16 楼

　　四、德论以下的建制──以P.T.1089所载为例
　　
　　德论所领各军镇的情况，有如上述。至于各军镇内部的建制，由于史料阙轶，吾人无法窥知全貌，幸而仍有P.T.1089《吐蕃官吏呈请状》，记载了吐蕃为解决当时河西道内部建制的分歧，由大尚论会议决定了凉州军镇(mkhar-tsan-khrom)的官职系统，以及瓜州将军(kwa-cuvi-dmag-pon)所决定沙州内部的职衔与官位上下顺序，并由河西北道德论会议再次修正调整，而于戌年(818)冬腊月公布(注：王尧、陈践二氏据巴黎图书馆藏的P.T.1089原卷胶片、原文转写并予以汉译，详见王尧、陈践：《吐蕃职官考信录》，第103—114页。)。上述P.T.1089的记载，提供了吐蕃在军镇内部建制上的线索，吾人可从中了解吐蕃边区军镇内部建制的梗概，以及如是设计的用意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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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7 19:27

17 楼

　　P.T.1089记载凉州军镇的职官系统如下：
　　翼长(ru-dpon)—万户长(khri-dpon)—大守备长(dgra-blon-chen-po)—黄铜告身节儿(rtse-rje-ra-gan-pa)—大营田使(zhing-dpon-chen-po)—大防城使(mkhar-dpon-chen-po)—上下部之大放牧使(stod-smad-kyi-phyang-mdzi-gzhis-pon-chen-po)—翼都护亲任官(ru-spyan-nang-vkhor-nas-bskos-pa)—中守备长(dgra-blon-vbring-po)—副翼长(ru-theb)—小守备长(dgra-blon-chung-nga)—大税务官(khral-po-chen-po)—机密大书记(gsang-yi-pa-ched-po)—大事务官(rtsis-pa-ched-po)—大法官(zhal-ce-pa-ched-po)—吐蕃苏毗系之千户长(bod-sum-gyi-stong-pon)—通颊吐谷浑系之千户长(mthong-khyab-va-zhavi-stong-pon)—赤铜告身节儿(rtse-rje-zangs-pa)—机密信使(gsang-gi-pho-nya)—中级机密书记(gsang-gi-yi-ge-pa-vbring-po)—初级机密书记(gsang-yi-ge-chung-ngu)—行刑官(spyi-gcod)—吐蕃苏毗系小千户长(bod-sum-gyi-stong-cung)—汉语、突厥语翻译(rgya-drug-gi-lo-tsa-ba)—小区域的军将(lung-dor-gyi-dmag-pon)—长官所属红铜告身随从(zangs-pa-sna-la-gtogs-pa)—事务都护(rtsis-spyan)—通颊吐谷浑系小千户长(mthong-khyab-va-zha-stong-cung)—获颁大虎皮披肩者(stag-gi-zar-cen-pa-sna-la-gtogs-pa)—机密征集员、机密传导员(gsang-gi-rub-ma-pa/vkhyeb-ma-pa)—庄园官长都护(gzhis-pon-spyan)—大军需官(byung-vtsho-ched-po)—获颁小虎皮者(stag-gi-zar-cung-pa)—庄园副官长(gzhis-pon-vog-pon)—机密小书吏(gsang-gi-yi-ge-pa-phra-mo)—边鄙小军官(lho-bal-gyi-dmag-pon-chung-ngu)—小军需官(byung-vtsho-cung-ngu)—佛教事务官(chos-kyi-rtsis-pa)(注：凉州军镇的职官系统原文与译文，系参酌王尧、陈践：《吐蕃职官考信录》第105页、第110页；山口瑞凤著，高然译：《吐蕃统治的敦煌》第43—44页；汶江《吐蕃官制考》第42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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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7 19:28

18 楼

　　上引文系P.T.1089第36—43行所载有关凉州军政内部职官系统的情况。以下则为P.T.1089第47—50行载瓜州将军(kwa-cuvi-dmag-pon)所决定的沙州内部官职系统：
　　节儿论(rtse-rje-blon)—唐人万户长(rgyavi-khri-pon)—唐人万户都护(rgyavi-khri-spyan)—大都督(to-dog-chen-po)—副节儿(rtse-rje-vog-pon)—小都督(to-dog-chungu)—唐人都护(rgyavi-spyan)—吐蕃人所任命千户长(stong-pon-bod-las-bskos-pavi-rnams)—唐人所任命千户长僚佐(stong-pon-kyi-zla-rgya-las-bskos-pavi-rnams)—小节儿(rtse-rje-chungu)—州内财务官(mngan-go-cu-rub)—吐蕃人所任全沙州防备长(sha-cu-spyivi-dgra-blon-bod-las-bskos-pav)—吐蕃人所任小千户长(rgyavi-stong-cung-bod-las-bskos-pavi-rnams)—唐人所任命小千户长僚佐(stong-cung-gi-zla-rgya-las-bskos-pavi-rnams)—唐人所任守备长(dgra-blon-rgya-las-bskos-pa)—唐人大税务官(rgya-spyivi-khral-dpon-ched-po)—万户长书吏(khri-dpon-gyi-yi-ge-pa)(注：瓜州将军所决定之沙州职官系统原文与译文，参酌王尧、陈践：《吐蕃职官考信录》，第105—106页、110页。)
　　P.T.1089第80—83行，则记载河西北道德论会议于戌年冬腊月所议决公布的沙州职官品序如下：节儿论(rtse-rje-blon)—万户长兼财务(khri-dpon-go-cu-rub)—万户都护(khri-spyan)—大都督(to-dog-ched-po)—吐蕃人所任千户长(stong-pon-bod-las-bskos-pavi-rnams)—副节儿(rtse-rje-vog-pon)—小都督(to-dog-chungu)—唐人都护(rgyavi-spyan)—唐人所任千户长僚佐(stong-zla-rgya-las-bskos-pavi-rnams)—吐蕃人所任小千户(stong-cung-bod-las-bskos-pavi-rnams)—小节儿(rtse-rje-chungu)—州内财务官(mngan-go-cu-rub)—吐蕃人所任全沙州防备长(sha-cu-spyivi-dgra-blon-bod-las-bskos-pav)—唐人所任小千户长之僚佐(stong-cung-gi-zla-rgya-las-bskos-pavi-rnams)—唐人所任守备长(dgra-blon-rgya-las-bskos-pa)—唐人大税务官(rgya-spyivi-khral-pon-ched-po)—万户长书吏(khri-dpon-yige-pa)(注：河西北道德论会议议决的沙州职官系统原文与译文，参酌王尧、陈践：《吐蕃职官考信录》，第107—108页、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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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7 19:29

19 楼

　　上引3则较之于汉文史料的记载，吾人讨论如下：
　　其一，据P.T.1089所载凉州军镇(mkhar-tsan-khrom)的最高长官为翼长(ru-dpon)。另P.T.1089又载瓜州将军(kwa-cuvi-dmag-pon)调整沙州官职品序，显然瓜州军镇(kwa-cu-khrom)的最高长官是为将军(dmag-pon)，按吐蕃本部的地方建制采军民合一制，翼、千户等地方组织均冶军事、行政及生产于一炉，是以翼长、千户长本身就属武职，均具dmag-pon(将军)的身份。因此凉州军镇之长官及瓜州军镇之长官，亦同属武职，具将军身份，显然与本部地方建制相同。同理，吐蕃所有军事占领区所设的军镇或军事行政区(khrom)，其长官称谓就是翼长或将军。在汉文史料中，按李唐本身建制的概念，对应于吐蕃的相等官职，以为吐蕃边区的军镇，就相当于李唐设置于边区的节度，因此命之为节度使，于是吐蕃的mkhar-tsan-khrom，李唐载为凉州节度使，吐蕃kwa-cu-khrom，李唐载为瓜州节度使，并非吐蕃仿造或学习李唐的节度使制，亦非吐蕃设有李唐的节度使官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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