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华诞1921-2011：红色七月系列之三（耒陽工農兵蘇維埃政府勞動券）
以下文章主要采用袁常奇老师的文章
? ? ??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队伍到达湖南南部，与中共湘南特委共同发动了“湘南暴动”。12日，起义军智取宜章县城。接着，在粤北坪石击败许克祥第二十四师的进攻，歼敌一千余人。同时建立了宜章、永兴、郴州、资兴、耒阳等五县红色政权。
? ? 2月16日，中共耒阳县委负责人刘泰等指挥农民武装攻克耒阳城，迎接部队进驻县城。这时的耒阳经济濒临崩溃，市场物价昂贵，货币种类杂乱，急需统一货币，稳定币值，建立新的金融秩序，以恢复生产，保障供给，支持革命。县委于是开始筹备发行纸币，用印刷县委机关报《耒潮》及其他政治宣传品的石印机印制。耒阳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于1928年2月19日成立，刘泰任主席，徐鹤、李树一任副主席，李树一并兼任财经委员。县财经委员会于2月下旬发行了劳动券。
? ?? 所发货币为面额一元的纸币；票为横式，先后印刷、裁切的货币大小不尽一致，现收集到的面积较大的长9.2厘米，宽14.7厘米，票面四周框有花纹，有的因框外白边留的较窄，故尺寸略小；币上方边缘从右至左为“耒阳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劳动（笔者注：原为‘働’）券”13个楷体字，下方印有刘泰、徐鹤、李树一竖写的草体签名，左右两端并列马克思、列宁头像，下缘花框内有“中华苏维埃元年印”8个楷体字，票背钤印篆体“耒阳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之印”圆鉴。
?? 这是我国苏维埃政权自己设计、印制并发行的第一张纸币。首次提出在我国建立苏维埃政权是1927年8月中旬，毛泽东受中共中央的派遣回湖南召开布署秋收起义的湖南省委会议，提出要“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当时亦称“工农兵政府”。但中共中央坚决反对，不予批准，规定使用“革命委员会××分会”名义，故在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前期建立的政权未称苏维埃政府或工农兵政府，如9月13日在起义中建立的醴陵革命政府只能称“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醴陵分会”。9月19日，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及湖南省委提出“苏维埃”口号，打出“苏维埃”旗帜，并作出了关于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11月9日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又正式作出了关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决定。此后，苏维埃政权方才开始在我国南方各省逐步建立。11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茶陵组织了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11月18日至21日，在广东东江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海丰县、陆丰县苏维埃政府成立，12月11日，诞生了广州苏维埃政府，接着是毛泽东领导下的湘赣边界遂川、宁冈及朱德、陈毅领导湘南暴动中的宜章、郴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先后问世，然后才是耒阳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建立。上述是以耒阳为界，在此之前我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情况，其中除海陆丰及郴县以外，各地苏维埃政府均未发行货币。1928年2月20日，海丰县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宣布决定在南丰织造厂附设劳动银行，因该行纸币尚未印就，暂借该厂定制的银票加盖海丰、陆丰两县人民委员会印章发行；是月下旬，敌军分三路进攻海陆丰，于月底至3月1日先后占领两县，劳动银行被迫停止工作，存在的时间极为短暂，该行即使印制了货币也未能发行。1928年2月，郴县良田区苏维埃政府虽然打制了“中华苏维埃”金币，但数量极少，主要用作储备。且上述几种货币至今均未收集到实物。所以，耒阳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劳动券是迄今发现并收集的我国苏维埃政权最早的货币。
该券的票面设计具有鲜明的革命内涵和崭新的时代色彩。
一是革新货币名称。币名一改旧政权惯用的钞、票之称，而取名劳动券。
耒阳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为什么要使用这个名称呢？19世纪前期，“劳动券”由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提出，并进行了实验，1832年9月至1834年年中，他将劳动券应用于他在伦创办的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其经典著作中对劳动券均多次作过论述，他们有时也称“劳动券”为“劳动货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进行生产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社会也无需给产品规定价值，无需用价值尺度来计量，表现耗费在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每一个生产者只需从社会方面领取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又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的产品中领取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马克思并说明，欧文的劳动券就是“以直接社会化劳动为前提”，“以一种与商品生产截然相反的生产形式为前提”，劳动券的职能“只是证明生产者个人参与共同劳动的份额，以及他个人在供消费的那部分共同产品中应得的份额”；恩格斯进一步说，欧文是“借助于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劳动券”来交换“劳动产品”，在欧文看来，劳动券只是社会资源的完全公有和自由运用的过度形式，此外，顶多还是一种使共产主义易于为英国公众接受的手段”⑩。总之，马克思、恩格斯阐述的意思是：在生产资料为全社会所有以后，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必将消亡；这时使用的劳动券只起一种凭证作用，是生产者参与的劳动数量凭证和劳动产品的分配资格凭证；欧文的劳动券是以产品经济为前提，不在商品生产条件下适用。“劳动券”在西方历经社会科学巨人们的认真研究和热烈讨论，近一个世纪后，飞越干山万水，来到中国湘南这个小小的山区，第一次在华夏这黄土地上正式冠名实用，生根开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这是我国的第一张“劳动券”，这是那些敢于革命、勇于创造历史、急于运用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于中国革命实践的人们在金融货币事业方面的一次尝试。现在虽然无法确定这是谁在耒阳的创造，但是可以说，耒阳的革命政权给自己的货币命名“劳动券”，生动地体现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与向往，反映了其执政党人曾阅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作，至少曾广泛涉猎于社会主义新思潮运动。有可能影响耒阳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使用这个货币名称的革命者主要有三人。首先是朱德和伍若兰。1928年2月10日，朱德率领工农革命军向耒阳进军后，陈毅则留守郴州，负责郴（州）永（州）一带的工作，未曾影响耒阳。而朱德一直驻军耒阳，对耒阳县苏区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他与县妇女部指导员伍若兰结婚时，工农革命军师部驻地设在耒阳水东江梁家祠，与印制“劳动券”的县苏石印局所在地水东江庙岭梁家屋场相距不远，有可能指导劳动券的设计工作。伍若兰出身于当地进步的知识分子家庭，阅读过一些进步书籍，县苏维埃政府执政期间，她做了很多政治宣传工作，在县苏开办的农民夜校任教，编写教材，创作革命歌谣，她有可能接触过“劳动券”这个名称。但对劳动券的冠名最可能产生影响的要算刘泰。因为他的主要精力不在军事活动，而是负责政府工作，他是我党早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刘泰亦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于五四运动时期在衡阳就读，接触了新思潮运动，并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于1922年组建耒阳社会主义青年团，刘泰任书记，以后与毛泽东的联系更加密切，他在毛泽东的直接培养下，一方面从事青年团工作，包括负责衡阳地方团执行委员会工作，并领导衡阳的工人运动；一方面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和马列著作，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过劳动券的四部有关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紧接《共产党宣言》之后译成了中文本，即在国内翻译出版较早，流传较广，而刘泰的阅读极其广泛，当时又和毛泽东、夏明翰等联系密切，他很有可能读到这个本子，且在1927年，刘泰被派往苏联学习，也有可能读了其他几部有关著作；此外，他主办革命刊物，如《先声》、《耒潮》，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他相信，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一切公有，因而没有剥削，没有阶级、没有商品，也就不会有货币。故当时在耒阳活动过的革命者中，他最有可能接触过有关“劳动券”的提法。而且他以及耒阳其他一些革命者如徐鹤、李树一等认为，他们打土豪、分田地，一切缴获都归公，建立苏维埃政府，县苏党、政、军机关团体成员都过平均分配的集体生活，这就是搞社会主义，搞共产主义。他们很喜欢“劳动券”这个名称，还因为在耒阳这块土地上，千百年来使用的货币都是剥削阶级的，现在破天荒地发行工农兵劳动者自己的货币。这些就是耒阳新型的执政党人给货币冠以“劳动券”之称的理论来源和思想基础。尽管这些朴素的革命者将适应社会主义高级阶段、适应共产主义社会的预期事物超前移植在小商品生产阶段，但也不能不令人敬慕这些革命者，珍视这种货币。
二是刷新票面图案。新生的革命政府为了更加鲜明地体现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在纸币这方寸之上，并列印上马克思、列宁头像，表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尊马克思、列宁为导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这是我国第一张印有马克思、列宁头像货币。自此，方有1930年以后闽西杭武县坑口墟消费合作社、闽西、江西工农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工农银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的马克思、列宁头像货币或单有马克思头像或单有列宁头像的鄂豫皖省苏维埃工农银行、鄂北农民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等行货币，最迟的为1935年至1936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的列宁头像货币。即从早期苏区耒阳的劳动券开始，直到土地革命后期，亦即建立苏维埃政权阶段，所发行的货币大多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头像，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货币与北伐、抗日、解放战争各时期货币相区别的重要特点之一，印有马克思、列宁头像货币是我国革命根据地货币的一个品种，一大系列，耒阳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劳动券开了这个先河。
三是创立革命年号。耒阳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设计劳动券的另一独到之处是票面上标示的时间。清末，我国纸币上标记时间均沿袭历史惯例，为年号加年数；辛亥革命以后，因以国名“中华民国”纪元，故纸币上的时间标记均为中华民国某年，包括北伐战争时期一些农民协会银行发行的货币。“劳动券”的设计者为了表明这是劳动者的革命政府所发行的货币，自然不用民国年号，也不采用以公元纪年这种较为正式的形式，而是用新生的红色政权名称纪元，创立一个新年号，称“中华苏维埃元年”，以与“中华民国某年”相区别。这一方面表现了耒阳的革命者对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自豪感，同时也是为了宣传苏维埃运动。他们多年来求索不止，奋斗不息，特别是经过1927年大革命失败和1928年年关暴动，浴血奋战，方才建立苏维埃政权，劳动人民终于有了自己的货币，在他们看来，建立苏维埃政府、发行苏维埃货币，这是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第一年实在值得永久地纪念，以后，苏维埃的事业将逐年不断发展，在中华大地上永不衰败。因此，他们在自己的货币上特地标明“中华苏维埃”这个新纪年，并且是开元之年。
劳动券系白色纸张着蓝色图案石印而成。由于革命政权刚刚建立，耒阳又是我党的早期苏区，经济基础薄弱，准备时间仓促，货币纸张就地取材，较为粗糙。此券在县内水东江松山湾庙岭上梁氏兄弟梁忠昆、梁忠启、梁忠权家厅屋印制，有两台石印机，10多个技工，梁忠昆即其中一个。县苏维埃政府财经委员会的经济处负责劳动券的发行与兑换，经济处设水东江三顺祠，谭楚才任处长。劳动券以缴获的银元现金及金银物品为发行保证，准备金充足，可随时持票赴经济处兑换银元，1元劳动券兑换银洋1元，市场上以铜元找零，劳动券实际上是可随时兑现的银元券。
为了让劳动券占领货币市场，扫除旧纸币势力，县苏维埃政府特颁发布告，禁止旧纸币流通，规定一律使用劳动券。发行之初，有土豪劣绅造谣，说这货币是假的，是共产党骗钱的。但苏区群众看到票面印有县苏维埃主席刘泰等人的签名，票背盖有县苏维埃印鉴，极为信赖。据当年6月青年团湘南特委负责人徐林向上级团组织的报告记载：“湘南各县的苏维埃主席，大半农民很信仰，尤其耒阳的刘泰，农民信仰他比埃政府还好（刘即埃政府，埃政府即刘泰’。”有的群众说，“有‘埃政府’的大印，冒（没）得假，靠得住。”故劳动券信誉极好。当时全县有37个区325个乡先后建立苏维埃政府，劳动券在这个范围内广泛流通，发行总量达1万元。发放机关干部和工农革命军指战员的生活津贴也使用劳动券，有的干部、战士因劳动券上印有马克思、列宁头像，舍不得用出而留作纪念，故被保存下来，为我们所收集。劳动券使用了一个多月，4月，朱德率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转移，劳动券停止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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