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高昌吉利”钱钱币纵横钱币 - 钱币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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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7 20:03

20 楼

　　关于“高昌吉利”钱的制造上限问题，可上溯到阚伯周称高昌王的公元460年，然而自阚伯周历经阚义成、阚首归、张孟明、马儒等5个汉人高昌王共约37年，期间仍然处于柔然、高车等部族的统治下充当傀儡。柔然、高车等部族经济、文化、军事落后，政权还未巩固，尚无铸造钱币的历史。所以，“高昌吉利”钱的制造上限，绝对不会早于公元497年。

　　麴嘉是麴氏高昌王国政权的创始人，但是，在他在位的34年中与北魏并存，期间，虽然经历连年战争，但是经济发达，国力强盛，铸钱的可能性最大。其子嘉坚即位，立年号为章和，时在公元531年。此时国力更强，他在位与西魏并存18年，虽然时有战争，不会影响他们的钱币制造。根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的显示，仅从1959年至1975年间，在高昌古城遗址阿斯塔那进行的13次考古发掘中，459座古墓中有119座古墓发现了文书。总数1586份汉文文书中，有403份确定为麴氏家属统治的高昌王国时期，1020份出自唐代。发掘出来的300多块墓志铭中，大部分是属于麴氏时代的，从而证明这个时期的高昌国，是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发展的鼎盛时期。

　　麴氏王朝虽然常常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在他的领导下还是抗击了外来的侵略，生存了144年（公元497-640年），是当地政权中延续时间最长的。因此，我们将“高昌吉利”钱的制造上限，定在高昌王朝麴嘉执政开始，即公元497年为宜。

　　笔者进一步大胆设想，根据“高昌吉利”钱的文字铭名、书法风格和钱币形制综合考证：钱背的内郭类似北周钱，特别是该钱的钱文非常接近唐初“开元”钱风，是否可以将上限定在麴文泰重光元年，即公元620年。在匆匆地铸造了20年以后，便结束了它辉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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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楼

　　六、关于“高昌吉利”钱的铸地及制造量

　　“高昌吉利”钱的铸造地域、制造量，史书不载，至今也未发现钱范和制造遗址，因此，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无法知道。

　　上海《钱币之友》刊有“咏高昌吉利钱”七言诗一首，言为“唐铸国名”，但出处未明，有人认为该钱系隋炀帝同麴伯雅时期，铸造于“隋京”，或唐太宗同麴文泰铸造于“唐都”。以上说法虽然有一定的理由，但是，笔者认为此钱应该铸造于高昌故城，即吐鲁番本地的可能性更大。虽然，制造地域目前尚且不知。从所见实物的草率，背部内外郭常发生移范的情况来分析。隋及初唐的铸钱水平已经很高超，尤其是“开元通宝”钱更是开创了钱币制造的新纪元。由此，如果系“唐太宗同麴文泰铸造于‘唐都’”，显然是不太合适的。

　　“高昌吉利”钱的铸造地域和制造量，虽然史料没有记载，使我们无法了解更加详细的情况。然而，去除历代钱谱中刊载的“高昌吉利”钱图片，仅从已经确实知道下落的“高昌吉利”钱来看，其中新疆12枚，陕西省博物馆1枚，铜川市博物馆1枚，旅顺博物馆3枚，日本1枚，英国大英博物馆2枚；此外，民间收藏的不少于10枚。上述30余枚钱几乎全部出自新疆吐鲁番一带，出土地域集中于高昌故城附近。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其祥先生曾经说，“高昌吉利”钱至今发现总数不少于30枚左右。则使我们联想到一个人口仅仅3万左右，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的区区小国，经过三百多年的历史变迁，竟然会留下这么多的货币实物。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不断地有“高昌吉利”钱被人们发现，所以说它的制造数量应该是不少的。

　　根据笔者所知，近五十年来，仅从新疆地区发现的高昌吉利钱，包括古籍披露的、海内外公私收藏的全部数量大约有50枚左右，估计一部分已经流入民间收藏家的箧中，由于该钱比较稀少，故一般藏家都秘不示人，因此，详细的情况和确切的数量目前尚无法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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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7 20:04

22 楼

　　七、“高昌吉利”钱的版式及辨伪

　　根据目前已经收集到的图片资料，我们确切的知道高昌吉利钱大约有3种版式。其一是光背，数量占已知钱币总量的90%以上；其二是背四角有三角形的花纹，现在仅有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一枚，即李荫轩先生的捐赠品，该钱是孤品。《泉币》杂志第17期包申甫文中，还提到过另一枚的背四角有三角形纹的高昌吉利钱，实际上就是李氏的同一枚。其三是背有星纹者，仅见丁福保《古钱大辞典》刊出一枚。另荷兰易仲廷博士在1985年《内蒙古金融?钱币增刊》（总51）发表的文章中，附有两枚高昌吉利钱图，内中一枚为背有星纹者，但仔细辨认以后，这枚图片就是从丁氏《古钱大辞典》中转录的那一枚赝品。

　　“高昌吉利”钱的钱文为隶书，结体方正，布局均称，书法用笔遒劲，飘洒秀丽，笔法中含有北魏及初唐书意。在钱文的结构中，“高、昌、吉”三字为上下方块形状，“利”字为左右开式结合，为获得人们的视觉效果，钱文的书写者将“利”字稍作放大，以求取总体的平衡。此外，在字体的局部处理中，亦见作者刻意经营。如“高”字下部左右，直接与穿孔相互连接；“昌”字两日中间的一横，左联而右离，以免除方块汉字呆板的弊病；“吉”字竖笔与内郭相连；而“利”字最具该钱的特征，其“禾”字首笔微弯，中竖垂针顿笔，最绝妙之处为右旁的刀部，内中末笔以点代竖，全部的精神集中于此，可谓“画龙点睛”之作。且此点安排在“禾”部的中间，即横与捺之间，钱文书法细微之处，从中可见一斑，这也是高昌钱钱文辨伪的最关键之处。上述钱币文字的几处细部，正是我们对“高昌吉利”钱鉴定的要处。凡是“利”字右旁刀部内，一竖者基本上是有问题的；凡是一点者当为真钱。当然，各类光背钱中，钱文也有不同的细微变化，这也就是我们钱币研究者称作的小版别。

　　旧社会封建王朝中，钱币制造是一件重大的事件，而钱币文字的书写，大都是有身份和地位者，有些还是帝皇将相的手笔，绝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工匠随意刻画；同时，钱币文字从题写到铸造，有着十分严格的程序，并不是朝令夕止、随心所欲的。因此，钱币的文字差异应该不大，这里所说的细微差异，就是钱币的不同版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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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楼

　　仔细分析钱文的笔画不尽相同，若以大英博物馆所藏的“高昌吉利”钱版式，与其他“高昌吉利”钱相比较，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说：“高昌吉利”钱绝非一种版式，“高昌吉利”钱确实有不同的版式存在。然而，由于这种钱币的铸造量很少，出土传世更稀，其版别差异不会太大。

　　那么，背星点是否就是赝品呢？对于《古钱大辞典》所刊载的这一枚“高昌吉利”银钱，从各类钱谱的拓片和所见实物来判断，认真从各方面分析钱币实物，这枚钱 “无力而神态呆滞”，缺乏“时代气息”，当属赝品无疑。关于高昌吉利银钱，周昆宁先生文章中叙述：“1988年秋，路经无锡，亲眼见到过一枚银质高昌吉利光背钱......。”“1989年，在西安市泉友李某家又见到过一枚，当时在座五人皆泉界人士，几经审视无一人能视其为赝品。”由于笔者未见到过此类银钱，因此不敢遽下妄论。

　　至于美国曾泽禄博士在《壮泉阁六十寿泉拓集》刊出的一枚，内蒙古杨鲁安先生得自西安某地的那一枚， 1991年出版的《新疆钱币》图册收录的其中一枚（本图未收录），按笔者审视的真伪标准，都值得藏家对实物作进一步鉴定（30）。

　　八、结论

　　综上所述，麴氏高昌王国时期，正处于丝绸之路的繁荣兴盛阶段。高昌地位古代东西方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自然地担负起国际贸易的汇集和交流站。由于商品经济和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波斯萨珊银币就充当了“准国际货币”的角色，成为麴氏高昌王国时期的主要货币。

　　关于“高昌吉利”钱确切的制造年代，笔者认为应该在麴氏统治时期铸造，其上限定在麴文泰执政开始之时，约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下限定在麴氏灭国之年，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为宜。其铸造地点，大致在高昌故国的地域内；即吐鲁番本土，其制造的时间仅有20年，因此，制造的数量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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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7 20:05

24 楼

　　关于该钱的性质，由于钱币的铭文“高昌”、“吉利”，集国名与祈祥吉语而一体，所见实物大多比较厚重，多在10克以上，为同时期五铢钱的2-3倍；但钱币由于铸造时间比较仓促，钱币之间的轻重分量相差很大，个别甚至相差7-8克，多达半枚钱的重量。从阿斯塔那519号墓出土的那枚“高昌吉利”钱分析，该钱出土前原放置在死者的背部，且墓主人是贵族身份。虽然少数“高昌吉利”钱有磨损痕迹，但大部分实物均未经过流通使用。因此，笔者认为此钱是皇家正式发行的、具有纪念性质的压胜钱，是朝廷作为赏赐官员和贵戚之物品，而非流通货币。

　　根据所见到的“高昌吉利”钱实物和收集到的拓片，此钱的版式不多。大部分为光背，其它的版式甚罕，是否有银质钱存世，尚待进一步考证。

　　注释：
（1）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下编）第302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下册第1776页，图版见上册922页。
（2）（清）李佐贤：《古泉汇》利集第十八卷18页。
（3）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下编）第302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下册第1776页，图版见上册922页。
（4）马飞海主编：《中国钱币文献丛书·寿泉集拓初集》（丙编）第79页，上海寿泉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5）包申甫：“高昌吉利”刊《泉币》第十七期第24页，民国三十二年3月1日中国泉币学社出版。
（6）（日）奥平昌洪：《东亚泉志》卷十一、第67页，昭和十三年（1943年）东京岩波书店发行。
（7）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刊《考古学刊》第三号，中国科学院1954年版。
（8）陈尊祥：“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钱币的研究”，刊《中国钱币》1984年第三期第30页。
（9）周昆宁：“高昌国与高昌吉利古钱”，刊铜川钱币研究会《钱币之友》创刊号，1984年9月出版。
（10）（荷兰）易仲廷：“海外飞鸿”，刊《内蒙古金融》（钱币增刊）总51期第86页，1985年6月15日出版。
（11）卢健生：“高昌国与高昌吉利古钱疑补”，刊《内蒙古金融》（钱币增刊）总55期第18页，1985年10月15日出版。
（12）邹志谅：“高昌吉利钱研究”，刊《苏州钱币》总第二期第16页，苏州钱币研究会1986年出版。
（13）卢健生、周昆宁、邹志谅：“关于高昌吉利钱的探索”，刊《内蒙古金融》（两会专刊）总71期第17页，1986年12月1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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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7 20:06

25 楼

（14）（英国）Joe Cribb(克力布)：“有魔力的中国钱币”，刊《内蒙古金融》（两会专刊）总71期第23页，1986年12月15日出版。
（15）王琳：“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钱币”，刊《中国钱币》1987年第二期第26页。
（16）蒋其祥：“新疆古代钱币的发现与研究”（三），刊《舟山钱币》1990年第二期第8页，1990年8月1日出版。
（17）杜金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丝路货币”，刊《甘肃金融》1994年第一期。
（18）杨鲁安：“新出高昌吉利钱考”，2001年广西柳州“全国部分城市钱币学术研讨会”会议材料。
（19）《史记·大宛列传》卷一二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0）《周书·异域传》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1）《隋书·西域传》卷八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2）《新唐书·西域传》卷二二一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3）《周书·高昌传》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4）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刊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5）（26）同上。
（27）《梁书·诸夷传》卷五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8）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第三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
（29）新疆钱币学会：《新疆钱币》图册（上编）第22-23页，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30）（美国）曾泽禄博士：《壮泉阁六十寿泉拓集》第14页，作者1999年自印。

甲申年夏至于海上陋泉斋

编辑员：china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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