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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07 06:47

20 楼

佯锣，敦煌文书P2609、$3074，唐人笔记《清异录》中均宵记载。"铧锣"当为毕国(穆斯林著作中的Baikand，位于忸密水即今泽拉夫善河之南，今乌兹别克斯坦西境)食品。据唐代李济翁《资暇集》云："毕罗者，蕃中毕氏，罗氏好食此味，今从食字，非也。"关于这种胡食的制作和风行，向达先生已经作过一番研究，他指出，}毕锣在梵文中称其为Pilau或Pilow、Pilaf2，波斯语称其为Polow。铧锣曾传播到唐代岭南，并影响到：某些海味的烹调："赤蟹，母壳内黄赤膏，如鸡鸭子黄，肉自如豕膏，实其毂中，淋以五味，蒙以细面，为蟹佯锣，珍美可尚妒'。按刘恂于唐昭宗在位期间(889～904年)出任广州司马，官满流寓南海。曾于番酋家食本国将来的波斯枣，"两头不尖，双卷而圆"，"色类砂糖，皮肉软烂"，所述极确。刘恂既嗜胡食，又善观察，则所记"淋以五味，蒙以细面"的配料方法，对探究"佯锣"与后世"抓饭"(俄语IJIl2IOB、英语Pilaw，音读均近"铧锣")的关系。无疑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如此看来，佯锣是一种类饼即带馅的面点上，不无道理。

饺子(馄饨)是中原地区的传统食品，唐代称其为"牢丸"。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记载饺子的品种有"笼上牢丸、汤中牢丸"。其制作方法想必也传至西域。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县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TAM301唐墓中发现三个面制饺子，即是明证。．灌肠，其作法类似于维吾尔族所做的面肺子和羊肠子。由于缺乏史料记载，无法考明其特点和制作方法。

2．西域居民的主食与副食

(1)主食

肉食是古代西域游牧民族的主食。"以肉为食兮酪为浆"是其生活的真实写照。在肉食中又以牛、羊为最重要。

羊是较普通的肉食牲畜。杨恽《报孙会宗书》："田家作(劳动)苦，岁时伏腊，烹羊焦羔，斗酒自劳。"羊肉中羔肉美于大羊。《诗经·七月》："四之日其蚤(早)，献羔祭韭。""蚤"是对司寒之神的祭祀，用羔是较高贵的。考古发掘证实，西域古代居民的牲畜饲养中以羊为主兼有牛、马、狗、骆驼等。古墓沟墓内殉葬的牛、羊角最多可达二十六只；在草娄内有糊干的白色浆状物，有可能是乳饼之类。而西域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考古遗存所见的兽骨亦表明，当时西域饲养的牲畜有牛、羊、马和狗。那么，西域人肉食的烹饪方法如何，我们只能借助相关资料加以引证。众人皆知，西域远古人类早已使用了火。有了火，就会有烤肉，这是不难理解的。在我国上古时期著名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一首诗叫《瓠叶》。其中记载说："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这里对兔子的吃法，具体谈了三种方法，即："炮"、"燔"、"炙"。汉代学者毛亨解释说："将毛日炮，加火日燔，抗火日炙。"意思是说，带毛烧(是将带有皮毛的兽肉，裹上泥放在火上烧烤)叫做"炮"；放在火上烧叫做"燔"；举在火上烧叫做"炙"。据孔颖达的疏解"以物贯之而举于火上以炙之"。炙就是烤肉的首始。它源于远古游牧生活的野餐。《礼记·礼运》说当初没有房屋，不会用火，人们"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后来才"修火之利"，"以炮以燔，以烹以炙"。炙的具体作法有多种。《释名》中列有脯炙、釜炙、腼炙、脍炙等。《诗经》将不同的烤炙方法加以区别，乃是一种进步，它是实际生活中的总结与概括。西域地区19古以来就是重要的畜牧区，诸民族以肉为食，想必上述三种烤肉方法早已渗入西域古代居民的生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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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楼

除食肉外，古代西域居民还应以粮食作物作为主食。粮食作物统称五谷或六谷。关于五谷六谷包括的品种，历来说法不一。比较可信的说法五谷是黍、稷、麦、菽、麻，六谷即再加上稻。麻之所以被算作谷类，是因为麻子也是充饥之物。

《魏书·西域传》云："(于阗)土宜五谷并桑麻。""(疏勒)土多稻、粟、麻麦......"。"谒粲陀地宜小麦，资以为粮"。《洛阳伽蓝记》卷5记云："(朱居波)人民山居，五谷甚丰，食则面麦。"由这些史料看来，魏晋时期西域不少地方已改变了先秦时期那种"以肉为粮，以酪为浆"的固有生活模式，改以稻麦为主食。丰富的考古资料足以证实，罗布淖尔地区出土的汉晋时期的汉文简牍保存着种植小麦的记录。"将张佥部见兵廿一人，小麦三十七亩已截二十九亩。禾一顷八十五亩溉廿亩筋九十亩，大麦六十六亩已截五十亩，下床八十亩溉七十亩"，"将梁襄部见兵廿六人，小麦六十二亩溉五十亩，禾一顷七十亩前五十亩溉五十亩"。同时期的怯卢文简牍也提到小麦的种植与灌溉。考古人员在今新疆焉耆县"唐王城"内还发现过小麦以及磨得很细的面粉；在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唐代古墓内所能见到的瓶装、袋装的小米和小麦的实物则更多，与此共存的陶瓷碗内盛着小米饭㈤。

粟，是黍的籽粒，也是西域人喜食的一种主食。目前我们所见最早的西域粟类标本是距今3000年前后的哈密五堡古墓地出土的一种3-5厘米大小的小米饼，由于粉碎不好，饼内卵圆形小米颗粒清晰可见。在楼兰古城的建筑物上，涂抹着许多草拌泥的墙皮，其中掺杂着大量麦秸，并在城内距佛塔东侧约32米处发现了深达70厘米的糜子堆积层，从而表明，粟是西域主食原料之一。

青稞，藏语称"gna9"意译为"黑"，与dtcar(小麦)意译为"白"相对。新疆出土的36号吐蕃简牍记道："龙年，从种子农户口粮麦子中匀出半克......鲁古，口粮半克。种子一克四升，糌粑二升。分与拉列......价八升，后又十二升，从新谷中给觉卧赞桑青稞三克，......送往若羌二克"，若羌县米兰古堡发现的青稞籽实恰好与上引简文相合，说明青稞也是西域各族的主要食物原料。

高粱，在我国内地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这种作物不仅耐旱，而且能适应盐渍较重的土壤。焉耆即属于盐渍较重的地区，在这里发现了高粱的籽实。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唐墓内出土了用高粱面做成的饼。

水稻也是重要的粮食作物。自敦煌以西，汉代已在渠犁、伊吾等地蓄水屯田。至迟自北朝以来，焉耆、龟兹、疏勒等地已种植水稻。《北史·西域传》言：焉耆"土田良沃，谷多稻、粟、菽、麦"。吐鲁番出土文书亦记载说当地产稻谷。但必须指出的是，魏晋及其以前，不见西域种植稻子的材料，水稻生产技术极可能由内地传入。

在西域民族的饮食文化生活中，汉族的传统佳肴为新疆兄弟民族所引入。考古人员曾在吐鲁番唐墓内发现不少麦面饼，人形面食麻花、糕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木碗中还盛着保存完整的饼子，这一发现表明西域居民的饮食习惯在唐代已与内地无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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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楼

(2)副食(蔬菜)

作为一种重要的辅助食物，蔬菜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据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张骞自西域带回的蔬菜有四种。即葫(大蒜为葫，葫又称胡蒜)、胡荽、苜蓿、胡瓜。根据史料记载，古代西域种植的蔬菜有如下几种：葱，刘郁《西使记》记云：西域地区"五谷类中国，有葱、菔，美而鲜"。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亦载："博尔哈尔台河峭壁之间有大葱，高三、四尺。"葱可以分为四种：山葱、胡葱、汉葱、冻葱。《尔雅》云："茗即山葱，宜入药，胡葱亦然。"胡葱又称"洋葱"或"葱头"。元人忽思慧的《饮膳正要》作"回回葱"，回鹘语称作Songun；《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将葱写作"Piyaz"(痞呀思)，现代维吾尔语中的"皮牙子"(洋葱)即源于此。《新疆回部志》称："叶如韭，根如蒜而无瓣，大茎寸余，味在葱蒜之间，有红皮，白皮二种，回人最嗜。"

胡萝卜，现代维吾尔语称"栽尔达克"。又有红白萝卜之分。红萝卜名"则尔达克"，因"不分心皮皆淡黄"，所以又称黄萝卜。白萝卜名"察木古尔"，《回疆通志》记载南疆萝卜说："春间最小者如鸡子，极美嫩，味与内地同，食之能制面毒，......回地以麦面为日用常餐。最宜多食。"

胡荽即芫荽，又名"永麻苏"。《五代史记》记载说回鹘，"其地宜白麦、青稞麦、黄麻、葱、韭、胡荽"㈨。《新疆回部志》亦记云："茎柔，叶细高不过一二尺，而气甚香。"

蔓菁，又称沙吉古尔，元人忽思慧明言沙吉古尔即蔓菁根。此类蔬菜西域早有种植。在新疆民丰县尼雅汉代遗址中出土不少干蔓菁㈤。

葫芦，原产印度。老果作盛器，嫩果可充作蔬菜食用。吐鲁番唐代墓中出土有葫芦片。《明史·西域传》记曰:"柳城，流水环绕，树木阴翳，上宜稞、麦、豆、麻，有桃、李、枣、瓜、葫芦之属。"看来，西域人食用的蔬菜中必有葫芦。

西域种植蔬菜的信息在各种民族语文的材料中均有记述。《楼兰尼雅出土文书》500号简文："口口加浇种菜，预作冬储。"而吐鲁番阿斯塔那左憬熹墓中出土的契约中明确指出，"墓主人曾借钱给张氏，如不按期归还，则'将菜园半亩与作钱质要须得好菜处"。新疆出土的吐蕃简牍也有不少反映了蔬菜种植的情报。如"农田长官多贡之佣奴农户，专种蔬菜的零星地"。"在小罗布(nob-chun即鄯善)有八畦菜园子，沙弥菩提藏正在耕种时，突然命终"。另一简牍说："青年及同行的二二十人，平均每人食品......(四个)圆饼、发面饼、青菜、腌菜碗"。

由此可见，入居西域的吐蕃人不仅食用蔬菜，而且也腌制蔬菜。高昌回鹘时期有圆圃业，菜园一词称作qawlalir。古代西域蔬菜种植业不甚发达，究其原因与当地民族的生活习俗不无关系。北疆地区长久以来是游牧民族生息活动的历史舞台，他们逐水草而居，饮食上则保持着"以肉为食兮酪为浆"的传统文化。南疆分布着"城郭诸国"，各绿洲地区既有农业，也有畜牧业。原先游牧于漠北高原的匈奴、突厥、回鹘、蒙古等族入居西域后，尽管或多或少地对西域地区的生活方式产生影响，但仍无法从根本上彻底改变相沿甚久的旧俗，蔬菜的食用偏少，而以米、面和肉食为主。据成书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记载，当时的回鹘人不仅食用一种类似大蒜、长在山里的蔬菜，即便这种蔬菜也不单独作为一种辅食，而是与烤肉一起食用。这种情况到明清时期似仍无大的改变。陈诚《西域番国志》记云：别失八里"饮食惟肉酪，间食米面，稀有菜蔬，少酿酒醴，惟饮乳汁"。至清代，回疆的维吾尔人的膳食结构以米、面为主，喜食牛、羊、马肉，常吃馕、抓饭、包子、汤面，夏季多伴食瓜果，很少吃蔬菜，"故圃事蔬而菜类亦少"。《回疆杂记》说，即便是产菜极佳的喀城(今新疆喀什)也止食蔓菁、芫荽、丕牙斯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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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楼

实际上，随着各族人民的频繁接触及共同生活，内地的蔬菜品种和种植技术传入西域，并为当地民族引种、食用。有不少蔬菜的汉语名称仍保留在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中，如哈萨克语中莱(sy)、洋竽(yangyu)、辣子(1azi)、韭菜(cjusay)、萝b(10bi)以及维吾尔语中的白菜(besey)、芹菜(qingsey)等词就借用了汉语的读音。

3．炊具

炊具，是饮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西域古代先民的炊具主要有灶、釜以及磨制的石碗、石锅，还有平底敞口碗、碟、陶罐、陶盆、陶钵、陶壶等。阿克苏市的喀拉玉尔衮遗址出土的部分陶器外表多有一层烟炱，显然作为炊具使用过。此外，罗布泊遗址和吐鲁番晋墓发现的陶器中常见有釜和甑，这是内地常用的一套炊器。除肉食外，西域人以粟为主食，他们大概就用釜、甑来蒸食粟饭。吐鲁番晋代墓葬出土的生活画上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炊煮的情况：火上支着一个三足架正在煮物，旁边砌有一个灶，灶口正在烧火。灶的形制与内地所出陶灶无明显区别。研究者认为，汉晋时期西域一些饮食用具和内地同属一个系统(!)。罗布泊、尼雅两地发现了一种下有四足的木器，此物在我国信阳、长沙等地亦有发现。此物即是古代切割和陈放肉食的木俎。新疆出土的木俎上有刀痕，正是在上面切割肉食之佐证。古代俎匕连用，俎是"载牲体之器"，匕是"取牲体之器"。木匕在罗布泊、尼雅也屡有发现，尼雅出土的一件木匕上写有怯卢文，可以证明此物确曾为当地西域民族使用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尼雅遗址中还发现了木箸，说明这种我国特有的吃饭用具早在汉晋时期即已传入西域。

(三)奇特的西域婚俗

关于西域婚俗，汉文史籍绝少记载。当地出土的怯卢文书保留着一些西域居民生活片断的宝贵资料，它对于我们揭开塔里木盆地东南地区少数民族婚姻习俗的神秘面纱具有重要意义。

透过怯卢文书我们发现，当地人的婚姻在不同地区间进行，即普遍实行着一种带有原始色彩的氏族外婚制。未婚的女子一般到外地去寻找婆家。怯卢文书记载道："亚芾阿伐那(似为地域性单位名称)阿秋尼的妹妹凯鸠娃嫁给了阿捷亚玛阿伐那的波基那为妻。凯提沙·德维阿伐那的僧伽钵拉娶了亚芾阿伐那亚泼给的妹妹。布斯米卡的父亲是凯度塔人，母亲则是亚芾阿伐那人。"由这些材料可以推断，古代西域人已朦胧地意识到近亲不婚的事理。因而我们极难在血缘关系相近的同一"阿伐那"内找到互为婚配的例证。此外，楼兰等地居民在确立婚姻关系后，还要履行一种交纳lote和mukesi的手续。至于lote和mukesi的实际含义并非十分明白。从怯卢文简牍第481号之内容分析来看，这极有可能是一种税收。该文书说，叶波怙的妹妹苏克努摩是法吉和善喜的母亲。lote和mukesi迄今没有交付。不管苏克努摩·吠伽领地法如何，这项税收(thistax)应由苏克努摩的儿子们向叶吠县交纳。若有争执，应依法作出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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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楼

履行交纳lote和mukesi手续，并非只是简单地交付一定数量的钱币和实物，而是具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含义。它是确定婚姻关系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重要标志之一，如同现代履行结婚登记手续一样，只有履行过这种手续的婚姻才能得到法律上的承认。

1．收继婚制

西域塔里木盆地东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婚姻中还保留着一种原始的"收继婚制"。所谓"收继婚"是指在...一个家庭中，只要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辈份、行次低的男性成员叮以收继已失去丈夫的，较自己辈份、行次高的女性成员为妻，以至不论他们之间的岁数有多大的差别。这类收继婚在汉代时期的西域t分盛行。西汉元封年间江都王刘建的女JL_々IH君公主嫁给乌孙昆莫猎骄靡，"昆莫年老，欲使其孙岑陬尚公主，公主不听，上书言状，天子报曰:从其国俗，......岑陬遂妻公主叭tl。细君死后，汉王朝又以楚王戊的孙女解忧为公主，嫁给岑陬军须靡。军须靡死时，其"胡妇子泥靡尚小"，就"以国与季父大禄子翁归靡，曰:'泥靡大，以国归之。'翁归靡既立，号肥王，复尚楚主解忧"。"翁归靡死，乌孙贵人从本约，立岑陬子泥靡代为昆弥，号狂王......狂王复尚楚主解忧"幺。此类收继婚制在我国北方和西北地区不少民族中也极为流行。

吐谷浑，"父卒，妻其群母。兄亡，妻其诸嫂"。

突厥，"父伯叔死者，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及嫂...t。

麴氏高昌王国王子伯雅，"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俗雅不从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从"。此时伯雅正值风华正茂之年，而其"大母"则已是年迈70的老妪。年龄相差如此悬殊，亦在收继之列。这种收继婚姻形式的盛行，正是以掠夺战争为"正常职业"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此收继婚制的遗风甚至在解放前夕仍被保留在西北各族的生活中。新疆哈萨克族的习惯：哥哥死后，他的妻子就由其弟弟收继，这一继承关系被称作"艾曼格尔"，南疆的缠回婚嫁，兄可以娶弟妇，弟可以娶兄嫂。正如《新疆回部志》所载："兄弟之妻，兄死弟及，弟死兄纳；如兄弟三人，伯叔已娶，季弟未娶者，其伯兄死，则季弟娶伯兄之妻。"此类婚姻在清代文献中称为"序及婚"，实际上正是前穆斯林时代收继婚的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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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尼卡赫@(Nik百h)婚制

穆斯林之间的婚姻结合，习惯上称之为"尼卡赫"。清季天山南路维吾尔族尼卡赫婚制汉文记述颇为简略．《温宿府志》称，婚礼"必请阿浑诵经，谓之成礼"。"并邀请亲戚，更求阿浑(阿訇)数人，同赴女家议婚，念经为定"1。关于尼卡赫婚姻的详细情况，清代出使西域的外国旅行家的记述远比汉文文献详实丰富。1869年、1873年两度前往新疆南部地区考察的英国人福赛斯将其耳闻目睹的民族风情记入《1873年出使叶尔羌报告》中。它说："在上层阶级和农民中，父亲通常为他们尚处于幼儿期的孩子定婚，但结婚仪式要到他们青春期之后才举行。这个年龄从l4至16岁不等。成年人婚约则是相互订立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通过穆罕默德的沙里阿法的尼卡赫形式结合"。福赛斯的报告向我们透露r尼卡赫婚完成的整个过程：男女结婚双方首先要领取结婚证书，婚期确定后．女方的父母从城里的统治者那儿领取证书，并交纳一腾格费用。举行婚礼时，所有的亲朋好友围聚在新娘的屋里，在那里由宗教人士念尼卡赫。阿訇念经是有偿的，按照教阶和地区富裕的情况，他可以获得一到两个甚至更多的腾格。婚姻双方在阿訇的见证下订立婚姻契约。在婚礼中，婚姻委托人(帕达瓦克里，padr wakil)还要代表新娘向新郎提出种种要求；新郎婚后不得违反，这些要求包括：未经女方同意，不得将她带到另一个城市；没有过失时不得鞭打妻子，婚后六个月不得出门旅行，不然必须预先付给妻子六个月的生活费用；他还要允许他的妻子自由地同他的父母及近亲来往。

3．穆塔(Mut 7a)婚姻

在近代维吾尔社会中除穆斯林普遍遵行的由阿訇证婚的"尼卡赫"婚外，在西域库车以西的广大地区还流行着一种临时性的婚姻，即穆塔婚姻。1858年亲历新疆的俄国学者瓦里汗诺夫记载这种婚姻说："临时婚姻--这是对穆斯林风俗习惯越轨的一种风气，颇引人注目。""外国人足迹所到的六城，具体指叶尔羌(今莎车)、喀什噶尔(今喀什)、阿克苏、库车、英阿莎尔(今英吉沙尔)、和田，盛行这种临时婚姻，而在库车以东，这种风俗不复存在"。履行这种婚姻并不费事："条件是男方要给女方做衣服并养活她渺'。类似的记载还见于1878年赴南疆调查的库罗帕特金撰就的《喀什噶尔》中："(南疆地区)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婚姻形式，为期最少一周的定期婚姻。这种婚姻多半是短期的，结婚时也要举行各种仪式。这种婚姻经常被喀什噶尔的临时居民--商人们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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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临时婚姻存在的原因，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它的形成是当时南疆地区受商品货币经济关系冲击以及什叶派穆塔婚约的影响而形成的。这种暂时的或有时限的婚姻一

"穆塔"，得到逊尼派伊斯兰法律的认可和准许。该婚姻是男女双方相互确认并具有一定时限的两性结合形式。男方预先支付女方一定的报酬，婚姻自宣告成立之日起双方享有合法夫妻的权利与义务，期满后即自行脱离关系。

(四)遍布西域的坎儿井

坎儿井是西域美丽富饶的绿洲文化的一条独特风景线。它们犹如一支支巨大的糖葫芦串成行成列，遍布在漫漫的黄沙戈壁中，而在其散射的远方总有一处处如同翡翠般镶嵌在戈壁上的绿色田园。每当一股股清泉自坎儿井出水口自然流出，使干热炙人的土地变成浓荫锁日的绿色世界，人们不能不由衷地盛赞西域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发明。

坎儿井，在维吾尔语中称karez。据说，在古突厥语中，ka是井的意思，Rez是流水的意思。而在汉语中，坎是地洞之意；坎井一词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之时，《庄子·秋水篇》云："子独不闻夫坎井之蛙焉。"

坎儿井，究竟从什么时候起出现在西域大地，是当地人民在实践中的首创，还是得益于中原内地或由波斯、中亚地区传入。这是人们普遍关心，但尚未得到完全解决的问题。我国清末著名历史学家王国维先生在其名篇《西域井渠考》中(《观堂集林》卷13，620页)研究指出，新疆的坎儿井早在2000年前的汉代即已出现。它的技术得于中原地区的井渠。《史记·河渠书》记云："武帝初发卒万余人穿渠，自征引洛水至商颜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由此始。"《汉书·沟洫志》亦记此事。王国维先生还援引《史记·大宛列传》之载进一步论证此说。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城中原本无井，引用城外流水，后因战事，外城被围，水源被切断，后得秦人(指中国关中一带人)，通晓穿井法，遂解决城内用水问题。由此推知，"井渠"或"穿井"之法确已由中原内地传入西域。《汉书·乌孙传》则阐明了"井渠"技术西传的时间、路线。公元l世纪，"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案行卑辊候井，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所谓"卑辊候井"，三国时人孟康注释说，是"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涌出，在白龙堆土山下"。由此注释我们可以断定，卑轻候井与今天的坎儿井当大同小异。

关于坎儿井的缘起，在新疆吐鲁番地区至今还流传着一个神话故事。据说，有一位年轻的牧人驱赶着白云般的羊群，为了寻找丰盛鲜美的水草艰难地跋涉在茫茫的戈壁上。他终于在一片地势低凹的地方发现了一片葱绿的草地，但却不见有水的迹象。没有水，羊群将面临着渴死的威胁。年轻牧人为了保住羊群不顾一切地在草地上掏挖。二三米深以后，戈壁砾石中喷涌出一股清澈甘甜的泉水。当地居民根据这个经验，挖井取水，并在井间凿通了暗渠。自此，一道道坎儿井在西域土地上生根、开花。据此，有些学者主张：坎儿井只能出现在特别需要坎儿井这一水利技术的土地上，包括吐鲁番盆地在内的新疆，才是坎儿井技术的发祥地。一些水利专家经实地勘查后指出：在今新疆鄯善县鲁克沁西北，曾经修建过一座水库，储水后发现，由于库区地层深处有废弃已久的坎儿井，水库渗漏、决口，最终导致水库遗弃。吐鲁番县木头沟，目前并：不使用坎儿井，但也同样保留着两道已经干涸的古井，名日"钱生贵坎"、"光头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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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楼

民间还传说，民族英雄林则徐谪戍新疆时才引入坎儿井技术，实属误传，林则徐流放新疆时，关心民生，体察民间疾苦，发展生产，兴修水利，做了不少工作。但坎儿井却不是他的发明。他在道光二十五年正月十九日《林则徐集·日记》中记载道：

"闻到吐鲁番六十里较短，遂复前行，二十里许，见沿途多土坑，询其名日卡井，能引水横流者，由南而北，渐引渐高。水从土中穿穴而行，诚不可思议之事。此处田土膏腴，岁产木棉无数，皆卡井水利为之也"。林则徐发现了这一奇妙的水利设施，大为赞赏，立即加以改进，在伊拉里克(今新疆托克逊县)等地广为推广，对促进农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新疆图志》卷2、卷114均载："初，吐鲁番有溉田久芜，云贵总督林则徐谪戍伊犁，始浚托克逊及伊拉里克支渠，复增穿井渠通水'民用温给'、'变赤地为活壤'。"可见，民间传说林则徐发明坎儿井，完全是出于拥戴的溢美之辞。但当时正是在林则徐的努力之下，才使得坎儿井广为推广，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

应当明确指出，坎儿井的出现与西域地区独特的地理、气候有关。由于这里干旱炎热，雨量极少。人工灌溉农业、水源全靠高山冰雪融化，但大部分水流出山口后，便逐渐消失在冲积扇戈壁砾石层内，所以地下潜流极为丰富。坎儿井的水源系山上的积雪融化后渗入砾石层汇成的伏流。人们将伏流引向地面灌溉农田，其构成分为暗渠、明渠和竖井三部分。暗渠系地下的集水道和渠水道，有石底和土底两种；也有以毛毡铺底的。新疆坎儿井的暗渠全长约5000公里以上；明渠乃连接暗渠露出地面，其下游有时还挖有小型蓄水池。竖井系地面通向暗渠，并且是掏挖暗渠的出土口及通风口。一条坎儿井往往有几十口竖井，多者达300余口，为了减少井水蒸发和风沙淹没渠道，同时亦为了不使坎儿井在严寒的冬季结冰坍塌，竖井进口和暗渠出口常以柳枝、杂草覆盖。坎儿井不用任何提水工具即能将地下潜流引入农田。

十分有趣的是，今天新疆各族挖掘坎儿井的工匠所使用的主要工具、劳动术语除了维吾尔语一套外，仍沿用不少汉语、汉词。挖土用的工具有"镢头"、"刨锤"；提土用具有"辘轳"；支撑竖井、暗渠的木板称"棚板"、"架"、"板闸"；计量坎儿井长度用的单位为"活"、"膀子"(一个"活"相当于四"膀子"，约合6米)。进行水下作业，称"水活"，水上作业，称"旱活"；向前挖掘叫"延伸"。此外，当地还存留不少仍以汉族人姓名，乃至用汉语命名的坎儿井。、这些例子表明，汉族工匠在修建坎儿井的过程中同样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如今，在新疆东部地区的哈密县和吐鲁番盆地的吐鲁番县、鄯善县、托克逊县共有坎儿井约1600条，总长达3000公里，可灌溉耕地面积70％以上。此类灌溉设施在中亚、中东、北非乃至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也有分布。它们是劳动人民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所创造的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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