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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史记》中有《大宛列传》而无《西域列传》，《大宛传》中提到西北诸国时称为“西国”或“西北国”。宣帝时，初置都护，任都护的为郑吉，宣帝嘉勉郑吉的诏书说：“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拊循外蛮，宣明威信……”《汉书》卷七〇《郑吉傳》，这是西域之名初次见于官书，据《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此为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的事；正式或非正式的西域之名可能尚早于此。待考。
[2] 塞其提亚的名称，见于希腊最早的成套史著，即希罗多德（Herodotos，公元前484—425年）的《波斯大战史》（Historia）。在中国文献中，《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屡次提到塞人：“罽宾国”条：“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乌孙国”条：“乌孙国……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王]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
[3] 作为生物学的一个研究对象，马种、马属、以至马科的发展史是知道得特别清楚的；但作为人类使用的一种驯畜，马的历史至今仍有许多的缺页，本篇只就已经确定的重要部分，加以论列。关于驯马史的各种问题，可参考以下各书：
Duerst，J．U．："Animal Remains from the Excavations in Anau，and tle Horse of Anau in its Relation to the Races of Domestic Horses", Carnegie Institution Publication 73，PP．339-442．（Washington，1908）
Antonius, 0．：Stammesgeschichte der Haustiere（Fischer，Jena．1922）
Hilzheimer．，M．：Naturliche Rassengeschichte der Haustierwelt（De Gruyter，Berlin. 1926）
Thevenin，R．：L’Origine des animaux domestique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1947）
[4] 《诗经?大雅?大明篇》歌颂周灭殷的牧野之战，有：“牧野洋洋，檀车煌煌”之句。“檀车”就是作战的戎车。此时及此后与中国斗争的匈奴并无战车，中国的战车最少不是从东方的游牧部族学来的；至于究竟是完全出于自创，或间接地与西方游牧部族有关，根据现有的资料尚不能断定。
[5] 关于西方塞人的历史，古希腊文献中记载最详细的为希罗多德的《波斯大战史》卷四，第1—142章（此书近代欧洲的重要文字都有译本）。关于近代作品，早期的可参考Gibbon，E．：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r Empire，第26章（此书版本甚多）；较近的书有 Minns，E．H．: Scythians and Greeks（Cambridge，1913）。
[6] 关于塞人以及全世各族的服装史参考：Raeinet，A．C．A．：Le Coutume historique（Paris．1877-1886）。此书的著者Racinet（1825-1893）为服装设计专家兼服装史专家，理论和实践是密切结合的。全书六巨册，彩图五百种，在七十年后的今日仍为此方面的权威作品。
[7] 殷高宗伐鬼方的事，见《周易》既济卦九三爻词：“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济卦九四爻词：“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现存《周易》一书中最早的文字就是卦爻词部分，都是根据殷代和殷周之际的重要卜辞编写而成的，保存了一些当时的史料）。殷周之际周三王与匈奴的关系：关于周太王，《诗经?大雅?绵》：“混夷駾矣”（《说文》“呬”下引作“犬夷呬矣”，本今文家齐鲁韩三家诗）。关于王季，《竹书纪年》说他曾“伐西落鬼戎。”关于文王的记载，不只一处：《大雅?皇矣》：“串夷载路。”《大雅?荡》：“覃及鬼方。”《孟子?梁惠王》：“文王事昆夷。”《史记?齐世家》：“文王伐犬夷。”《史记?匈奴传》：“周西伯昌伐畎夷氏。”
[8] 西周时代，穆王伐犬戎，见《国语?周语》；厉王、幽王与西戎或犬戎的关系，见《史记?周本纪》及《匈奴列传》。宣王伐匈奴的事迹，除《史记》外，又见当时作品的《小雅》各篇：《采薇篇》（猃狁）；《出车篇》（猃狁，西戎）；《六月篇》（猃狁）。
[9] 见《左传》及《史记?秦本记》。
[10] 见昭公元年《春秋》及《左传》。
[11] 军队中胡服骑射之后，胡服逐渐成为一般的服装，到汉代，女子也开始穿穷绔。《汉书》卷九十七上《外戚上》“孝昭上官皇后”条：“光欲皇后擅宠有子。帝时体不安，左右及医皆阿意，言宜禁内，虽宫人使今皆为穷绔，多其带。后宫莫有进者。”
[12]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见《战国策》卷十九《赵策二》；赵王破胡拓土，见《史记》卷四三《赵世家》，卷一一O《匈奴列传》。
[13] 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长城”条，对战国时代有关长城的资料，辑录甚详。
[14] 秦及西汉时代中国与匈奴的关系，见《史记?秦始皇本记》及《史记》、《汉书》的《匈奴传》和有关的帝纪及列传。
[15] 东汉时的中国匈奴关系，见《后汉书?南匈奴传》及有关的帝纪列传。
[16] 五胡乱华，见《晋书》有关各帝纪及载记各篇。
[17] 凯撒（Julius Caesar）为罗马征服高卢后所写的《高卢战争史》（Belli Gallici）是现存有关科尔提人最详细的史料。此书欧洲各国学者校订的版本甚多，重要的欧洲文字也都有译本。关于科尔提人早期的历史，只有考古学的资料，散见于多种考古学杂志和考古报告中。
[18] 关于进入罗马帝国以前日耳曼人的社会情况，公元1、2世纪间塔其屠（Tacitus）所著《日耳曼纪》（Germania）为最重要的文献。此书也是版本和译本甚多。早期日耳曼人的历史，也只有考古学的资料。
[19] 各种日耳曼人实际都因无知而破坏文物，但汪达里人大概是由于此次对罗马的破坏，在后世特别被了恶名，各种欧洲文字中都有了“汪达里作风”一词，意即对于文物的野蛮破坏。此词在法文为Vandalisme，其他欧洲文字写法相同，只字尾稍异。
[20] 这个问题，此处不能深论，将来拟专文探讨。
[21] 关于日耳曼人入侵罗马的史料，多而凌乱，不予列举。在后世历史学者的叙述中，Gibbon的书（见前）仍是详尽、生动而基本可靠的（见该书第30—39章）。
[22] 此战的战场在今日法国的马恩河上的沙浪（Chalons-sur-Marne）附近，所以近代的书上有时称它为沙浪之战。自19世纪起，欧洲各国的历史学者多把此一战役歪曲夸大：一、夸大罗马日耳曼联军的胜利，实际次年匈奴大军侵意大利，如入无人之境，前一年的胜利是很有限的；二、歪曲它为“挽救欧洲文明”的大战，是荒唐至极的，这是19世纪反动的种族优秀论反射到一千四百年前的一种表现，是把所谓“欧洲”和“亚洲”作一种绝对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划分的说法的表现，好似罗马和日尔曼就自古至今永恒地代表“欧洲”，而“欧洲”就等于“文明”，而匈奴就当然地代表亚洲，而亚州就等于“野蛮”。这在立场上是反动的，在思想方法上是错误的，是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了全世界之后统治思想和种族狂妄在学术上的反映。5世纪时的日耳曼人与匈奴人是同样野蛮的，罗马人虽比较先进，但已处在社会发展的下坡路上，谈不到什么积极的保卫文明。只有当为游牧土著长期斗争中的一个细目看，才是正确的。对于资产阶级学者这一类的歪论，我们要多加警惕，不要叫它流入我们的写作或讲授中。
[23] 亚提拉事迹．见Gibbon，第34, 35章。
[24] 关于匈奴侵印度及印度驱逐匈奴的斗争，见Majumdar，R．C．，Raychaudhuri，H．C．，Datta，K．： An Advanced History of India（Macmillan，London．1953），pp．150-156。关于匈奴侵波斯及波斯匈奴的斗争，见Sykes，P．，A History of Persia，I．（Macmillan，London. Third edition，1930），第38-40章。与波斯印度斗争的这一支匈奴，我们中国也知道，称它为嚈哒，《魏书》中有传。
[25] 冉闵杀胡羯事，见《晋书》卷一O七《载记》第七《石季龙传下》。
[26] 西欧各国的历史学家一直否定拜占廷收复西土的企图，一方面讥笑它根本没有成功之望，一方面又说这是阻碍西欧自由发展的一种“反动”措施。讥笑的部分根本无聊而庸俗，可以不论；所谓“反动”云云，那又是西欧种族优秀论和文化优秀论的变相表现，此说背后的思想是一口咬定日耳曼人征服下的西欧前途无量，任何改变这一局面的企图都是违反历史发展大势的“反动”行为。这是毫无根据的假定。我们当然无法判断，如果拜占廷真能长久恢复罗马帝国的统一，此后欧洲历史的局面究竟如何，我们既不能绝对地肯定，也不能绝对地否定。我们只能说，大一统五百年以上、经济文化基本上已成一体的一个大帝国，是必会有一种力量出来企图恢复外族侵占的土地的。这如果是“反动”，历史上“反动”的事就未免太多了!
新的历史书中，已不再见上面的说法，但与此说表面不同而实质相同的一种说法，近年颇为流行：说茹斯廷年诺是要恢复奴隶主帝国，不言而喻地是一种反动措施了。此说令人非常难以理解。奴隶制和农奴制之间的不同，是我们今日研究几千年的历史之后所下的论断。6世纪人的心目中根本没有这个概念，所以拜占廷皇帝不可能有意识地拟定一个恢复奴隶主帝国的政策。撇开主观意识不谈，就客观形势而言，当时拜占廷直接统治的东方，在封建化的发展上并不亚于西欧，恐怕只有高于西欧，在客观形势上拜占廷绝无通过收复西欧而加强奴隶制的可能，事实上它也未如此去作。在征服西欧各日耳曼王国的过程中，拜占廷不只没有奴役拉丁人，连对日耳曼人也未加以奴役，所以所谓“恢复奴隶主帝国”之说，具体究何所指，令人无法捉摸。我们只能说，这是西欧学者旧说的一种改头换面的说法。
[27] 关于魏孝文帝的中国化政策，见《魏书》卷七及《北史》卷三《魏高祖孝文帝纪》，《魏书》卷一O八《礼志》，卷一一三《官氏志》；关于鲜卑遗老的反对，由《北史》卷十五《武卫将军谓传》、《常山王遵传》，卷十八《任城王澄传》，卷十九《咸阳王禧传》，以及《北史》、《魏书》其他多篇的列传中都可看到。尔朱荣对王公大臣的屠杀，见《魏书》卷七十四《尔朱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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