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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化和西域文化的交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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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化和西域文化的交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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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广德州志》卷7《秩官志》
廉惠山海牙
畏兀儿人
字公亮
《元史》卷145《廉惠山海牙传》
馔列篪
高昌人
字世德
《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18《人物》
楔玉立
高昌人
字世玉
《秘书监志》卷10《题名》
俟长寿
高昌人
字天民
《高丽史》卷112《俣逊传》
索罗帖木儿
高昌人
字国宾
(明)《襄阳府志》卷36《宦绩》 尽管我们还不能以姓名、字、号作为判定他们汉文化水平高低的标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凡使用汉地通行的字、号的畏兀儿人势必在内地生活过,至少在思想意识和感情方面倾慕于汉文化,并以此作为荣耀。我们知道,元代是以种族歧视为基准的多元社会,占人口少数的蒙古、色目人对广大汉人、南人实行统治。畏兀儿人与汉人、南人相比,其地位显然优越,但是他们为何仿效汉人,以拥有汉字、汉号为荣呢?从民族学的理论分析来看,如果两个民族各自的传统生产活动不一样,决定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客观条件,就是其成员之间是否有相互接触的机会。如果没有接触,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异会使这种隔绝状态延续下去,并可能产生种种误会和冲突。倘若这两个民族的成员基本上混杂居住,在生活和生产中就有广泛接触、互相了解的机会。可以说,较高程度的民族混居体现了民族之间的良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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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非涵濡汉文化甚深者无法领悟其中奥妙,更不可能在书法艺术上有所造诣。内迁畏兀儿人研习汉文、写汉字,具有一定的书学素养。至元丁亥(1287年)九月,"承直郎治收侍御史、行御史台事高凝撰《景星书院大成殿记》,江西湖东道提刑按察使廉恂书并题额"。至正庚寅(1350年),高昌人楔玉立书"泉南佛国"四字,"落墨古朴,尚能自见功力。"畏兀儿人贯云石在书法方面也有一定成就,其"书法稍取古人而变化,自成一家"。宝哥"喜书大字,得古人笔意"。于此可见,内迁畏兀儿人不仅通晓汉语,还能写出一手漂亮的汉字。元朝后期,还涌现了边鲁、伯颜不花的斤等运用汉族传统画法而又有一定成就的画家。
(3)内迁畏兀儿人吸收汉文化的原因
首先,内迁前,畏兀儿人已接受汉文化的影响。
近年来,中外学者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发现了不少元代畏兀儿文契约文书,它们是研究这一时期新疆畏兀儿人社会历史极为重要的资料。通过这些文书的研究可以看到,每份文书大体包括如下内容:日期、买卖的原因、对象、买卖的原因、对象、买卖的手段(包括代价、是否付清等项;买卖土地则标明该地段四至)以及所有权转让的确认,违约的处罚办法,最后是当事人和证人的签字或花押。这种契约的结构形式和中原地区汉族中通行的契约文书样式完全一致。文书中的许多术语和词汇,如"四至"、"代保人"、"等"、"用"之类都源f汉族。文书中常用的动词"写"(biti一)来源于汉语的"笔"字。常见物品,被用作一般等价物的棉布(bbz),来源于汉语"帛"。由这些文书我们似可看出汉文化对畏兀儿地区和畏兀儿人的影响在内迁前即已开始。
其次,在内迁畏兀儿人努力接受和学习汉文化的进程中,元代的科举制起了催化作用。
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立国中原,采用汉法治汉地,不少具宵一定汉文化素养的畏兀儿人,如叶仙鼐、昔班等"事世祖潜邸",这无疑会激发畏兀儿人研习汉文化的热情。移居内地的畏兀儿人中的上层分子,在战争结束后,为了维护其统治不得不适应汉族地区的水平,觅求新的统治工具,或寻找升迁的阶梯,于是很多人接受了汉族儒学的影响,自觉走卜了接受汉文化的路程。对此,陈垣先生有精当的论述:"西域人之读书,大抵在入中国一二世以后,其初皆军人。宇内既平,武力无所用,而炫于中国之文物,视为乐土,不肯思归,则惟有读书入仕之一途而已。"事实正是如此,随着元朝的建立与巩固,文治的重要性超过了武功,学识就成为从政的必要条件。元朝科举制度重视和鼓励蒙古、色目人入仕,这是导致内迁畏兀儿人研习汉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曾被元人杨维桢赞许为"海内奇士,屈指不能四三人"之一的鲁钝生,"十岁能为古歌诗,长明春秋经学。状貌奇古人以为伟兀氏。鲁钝生笑曰:'使余氏西域,用法科才,魁天下士,一日之长耳!'不幸生江南,为孤隽落魄湖海间,任纵自废"。依此而论,若畏兀儿人通晓儒学就比汉人、南人具有更优越的中举和入仕条件。元朝统治者优遇蒙古、色目人的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则进一步激发了蒙古、色目子弟学习汉文化的兴趣。马祖常《送李公敏之官序》记曰:"天子有意礼平之事,则人皆慕义向仕矣!延祜初诏举进士三百人,会试春官五十人,或朔方、于阗、大食,康居诸上之士,咸囊书橐笔、联裳造庭而待于有司,于时可谓盛矣。"顾嗣立《元诗选·顾北集序》亦载说:"自科举之兴,诸部子弟,类多感励奋发,以读书稽古为事。"一些畏兀儿人为争取科名潜心攻读。畏兀儿人朵阿达实生长于真阳(今安徽寿县),"博通经史、得文资散官,公于琴政之暇,无所适,惟携四书,临学听讲,谓诸生曰:'圣朝设科取士,以德行为首。汝辈尝务正心之学,为治平之具,庶不负明诏矣。''蛔可见,在内迁畏兀儿人接受汉文化影响的过程中,科举制度的确起了某种程度的催化作用。元代科举前后16科,共录取进士1200人,其中畏兀儿进士约24人'到。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共取进士百人,畏兀儿占7人,他们分别是寿同海牙、别罗沙、普达世理、道同、铎护伦、廉口口、纳失里。这些畏兀儿进士在传播汉文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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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元朝时期,汉族人移居新疆,畏兀儿人内徙中原各地,这种普遍而又广泛的民族移居状态是内迁畏兀儿人接受汉文化的又一原因。
内迁畏兀JLA.移居汉地后,原有的意识形态及生活方式会或多或少地受到中原地区传统价值观念的冲击。他们不可能按照旧有的生活模式在内地长久生活下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内迁畏兀儿人在社会交往方面往往倾向于"开放型"。于是,一些内迁畏兀儿人逐渐与汉族通婚。廉希宪有女婿6人,其中3人为汉族,他们分别是"参知政事刘伟、安抚使李恭、管军万户何德温"迫、。一位名叫僧孺的汉人,曾先后娶两位妻子,"先夫人姓李,今夫人畏兀氏,生六男一女,皆今夫人之子"。≤这种民族间的通婚对于民族间交流具有更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内徙畏兀儿人为了与汉地居民保持更密切的联系,必然要接受汉文化。尽管畏兀儿人东来的人数不少,但比起汉人来仍是少数。生活在汉人的海洋中,天天和他们接触,不学习汉人的语言会给生活增加很多不便和困难。学会了汉语才能使他们有共同的语言,便于交流思想和感情。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取用汉名、汉字,以求得与汉族在文化上的某种认同感。
接受汉文化是否意味着被汉人所同化,丧失了自身的民族性呢?事实已经证明,他们的后裔仍是维吾尔人∽。高昌楔氏是元代入居内地的畏兀儿大家族,具有高深的汉文化修养。其先世"居俣辇杰河,因以俣为姓示(氏),不忘乎初也"。表明尽管高昌俣氏久居汉地,却并没有忘记他们本民族的根。诚然,也有不少内迁畏兀儿人逐渐融合到汉族中,为汉族增加了新鲜血液。同样,这一时期也有不少汉族人不断进入新疆地区生活、定居,逐步融合到兄弟民族中,为这些民族增加了新鲜血液。正是这种各民族间的密切交往与融合,促进了我国各民族的团结与友谊,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二)内地物种与生产技术的西传
1.茶叶传人西域
茶是我国内地的产品。由于气候、土壤等条件的限制,我国的茶树只能生长在南半部,产区限于江淮和长江以南。那么,它何时传入西域?黄时鉴先生在分析了玉克尔Ukers)、b德、王仲荦、纳忠、左伯富、卡特诸家之说以后,得出了唐代茶已传入西域的结论,此说甚为精当。
唐代茶入回鹘有史料可征。《新唐书》卷196《陆羽传》记载说:"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封演成书于8世纪末的《封氏闻见记》卷亦云:"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所谓回鹘入朝,驱马贸易,是回鹘助唐平定安禄山叛乱以后之事,始自8世纪60年代。公元840年,漠北回鹘汗国在外族强攻、内属叛离的形势下崩溃瓦解,余部举族徙至河西、天山南北和七河地区。其时对茶叶西传作出贡献者当属吐蕃。龙朔二年(662年)至长寿元年(692年)的三十年间,吐蕃第一次占有西域的安西四镇。长寿二年(693年)至咸通七年(866年)的170多年之间,整个西域陷落吐蕃手中。这一时期的吐蕃人定当将茶叶引入西域。自公元8世纪起,茶在藏语里称作"ja",这个读法正合于《说文》,与"顿"同音。这是来自汉土的文化借词。汉、藏语文史料的记述均表明,茶叶传入吐蕃的时间不晚于公元8世纪。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所撰藏文《汉藏史集》第13章题为"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记述都松莽布支王在位时,吐蕃出现了以前未曾有过的茶叶和碗。汉文材料同样有一些重要的载录可资参证。唐人李肇《国史补》记述:"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 黄时鉴:《炎条在北、1明铂西域的早期传播--兼说15可·波罗未有记茶》,载《止研究》199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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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唐15》卷l 96《陆羽传》,中华书局点校本,l975年版.第5612页。尧:《吐蔷饮馔与服饰》,载《中亚学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l38页。
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邕湖者。"这段史文说明,当时吐蕃已拥有好几个地区生产的茶叶品种。大家熟谂,茶马丘市始于唐朝。
唐开元十九年(731年)西北地区的吐蕃王朝交马丘市于赤岭(今青海湖东岸日月山)。茶有着生津止渴助消化的功效,因此它对于食酪饮乳的西北游牧民族来说,是最好的佐食饮料,备受青睐。故而史载"番人以茶为命"。《饮膳正要》和《元史》均载:"西番茶,味苦涩,煎用酥油","西番大叶茶";"西番"元代指宣政院辖地,除今西藏之外,还包括今四西部的大片地区。说明此地有种植茶叶。《饮膳正要》中所得到的"兰膏""酥签"等诸般汤煎法,均是在茶中加入酥油,反映了西北少数民族的饮食特征。
有关宋代茶叶传入西域的记载甚少。但不少于阗同宋王朝的边贸情报应引起注意。《宋会要辑稿·蕃夷四》:"元丰元年(1028年)诏提举茶场司:于阗进奉使人买茶,与免税、于岁额钱内除之。"此时的于阗已归属哈喇汗朝,所以可以确定于阗进奉使人就是哈喇汗王朝派往宋朝的使臣。同时,又据《宋史》和《宋会要辑稿》之载,哈喇汗王朝的商队自宋朝运回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和衣服,此外,茶叶也是大宗商品。这从另一侧面证实,茶叶确已传入七河地区。黄时鉴先生经缜密考证指出:"茶在10至12世纪传至吐蕃,并传到高昌、于阗和七河地区,而且可能经由于阗、印度传入波斯。"3波斯语称茶叶为CHAYEE即[chfl:],这显然是汉语"茶叶"两字的译音一。至于茶叶传入波斯的时间,盖耶速丁·纳哈昔的论述殊显重要。波斯文本的《沙哈鲁遣使中国记》载曰:"波斯使者沙的·火者一行于1421年7月2日到达平阳城。在那里,按照惯例要打开人们的行李进行检查,看看是否将违禁品带出中国,例如中国的茶。"在该波斯文本中,"茶"字作ch,从而说明至迟在15世纪初,cha已是波斯语用词。然而前苏联学者茹科夫斯卡娅在其《中亚细亚游牧民族的饮食》一文中指出:"茶开始为蒙古人所知比较晚,是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喀什噶尔的突厥人知道茶叶则更晚,最早在18世纪初。"
蒙古崛兴初期,的确未曾饮茶。据中西文献的记载,他们的主要饮料是忽迷思(cosmos即马奶子)、葡萄酒、米酒、舍里别。耶律楚材在其《壬午西域河中游春十首》及《赠蒲察元帅七首》中,保存着咏茶的诗句。其云:"土床设馔淡玄旨,石鼎烹茶唱道情"。于此可见茶在当时上层统治者及文人墨客眼里是何等高雅稀珍之物。14世纪以后,蒙古人逐渐饮茶成习,并由西域继续西传。
明代"产茶之地,江南最多,皆无榷法,独于陕,禁法甚严,盖为市马故也"。但应明确予以指出的是明代在西北部所设茶马互市之市场主要集中于甘、青、川地区。而对于西域诸国,一方面同其保持联系,另一方面对彼此间市易的物品种类严加限制,如对茶就严禁私市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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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五年(1440年)九月甲辰,行在礼部尚书淄等奏哈密等处使指挥脱脱不花等来朝进贡。欲将赏绢货换食茶、沙罗等物回还。茶系出境违禁之物,未可许。其沙罗等物,宜听于街市两平交易,从之"。
"弘治二年(1489年)四月壬子,先是吐鲁番使臣炽哈辛赴京进贡,......至临青州收买违禁食茶,彩段五十余木匮。至是,上命执伴送人于法司论罪。仍查究临青市商已卖货物。命所司斟酌给带。"
细绎上述史料,不难发现,明王朝对茶的贸易控制较严。其政治意图,《明史》卷80《食货志四》阐述的极为清楚。"番人嗜乳酪,不得茶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之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尽管如此,哈密与吐鲁番等地使臣抵京,"每人许买食茶五十斤。"虽然数量殊少,但茶毕竟可以进入明代西域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以至这种饮茶之风影响到中亚。前苏联考古学家在中亚塔什卡拉古城内,发现沿街的手工业区内有一个茶室。该古城1391年奉帖木儿之命修复,说明l4世纪90年代这里的居民已时兴饮茶。
综合上述材料,我们有理由判定:公元8世纪茶叶已进入回鹘人的生活领域,由于明朝统治者在茶叶贸易方面对西域控制甚严,但绝非中断茶贸易。从14世纪起至17世纪前期巾国的茶传入中亚、波斯诸地,而在茶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吐蕾的作用不容忽视。
2.造纸术的西传
造纸术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发明之一,曾传遍了世界各个角落。在造纸术未得西传前,世界各文明中心分别发展适于国度的书写载体材料。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与尼罗河地区囱'泥板、皮革和芭£匕草芯纸(岜草义砀;为"纸草"、"沙草"等)。古印度最常见的书写材料是白桦树皮(bhurja)和贝叶(pattra)。11世纪的阿拉伯旅行家D!僻J已(Alberuni)在他的游记里还提到这种桦树皮。现在伦敦、牛津、浦那、维也纳、柏林等地的图书馆或博物馆羁还保仔着大量的桦树皮写本。
在中国,相传造纸人是东汉时期的蔡伦。其实,造纸术在东汉以前已经存在。"纸"字也先于蔡伦几次在文献现,实物也多次见于公元前l世纪的墓葬中。
纸的西传,第一站首先抵达西域。有的研究者认为:5世纪初,西域大概已经开始造纸d,至晚在公元6世纪,四域有了当地自造的纸。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区出土物中有一份{卜代为620年的文书,上面除了高昌官员的名字外.还有"纸师隗头八奴"的字样。。另一份文书则记有"当上典狱配两军相持五天后,葛逻禄部临阵背叛,与大食合击唐军,高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仓惶逃回安西。怛逻斯之战的重大意义在于,在大食俘获的唐朝士兵中有一些造纸:亡匠,通过这些工匠,中国发明的造纸技术开始传往西方,并逐渐取代了西方传统的羊皮纸和纸草,在世界文化史上引起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9世纪上半期,有一位阿拉伯作家名叫塔米姆·本·巴赫尔(Tamim b.Bahr)留下了一篇回鹘行纪,其中引述了一位阿拉伯作家阿l、勒·法德勒·瓦斯吉尔迪(Abul-Fadl al-vasjirdi)的话说,"穆斯林(指大食人)卤获甚丰,掳来的一些人的孩子们就是现在在撒马尔罕制造上好纸张、各种武器、各种工具的人"英籍伊朗学家米诺尔斯:基(V.Minorsky)通过对上引阿拉伯文史料的考证指出,阿b勒·法德勒·瓦斯吉尔迪所说的这批俘虏的孩子们,当是751年与大食交战的唐军俘虏们的子弟。这段材料当是迄今:勾止人fII-矢H道的最早提及中国工匠在撒马尔罕造纸、造武器:遣工具的史文㈢。当造纸术传播到阿拉伯以后,就迅速在非耖Iq,H欧洲各地广泛传播开了。阿拉伯人曾把造纸技术先后传到埃及、摩洛哥、西班牙等地。12世纪后半叶,在法国已出现造纸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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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阿拉伯人利用汉军工匠在撒马尔罕造纸,所以这种按中国方法制作的纸得名为"撒马尔罕纸"。这个术语逐渐成了西方对汉式绵纸的丑:式称呼。直至现今,在波斯语中中国 式的宣纸仍被称为"撒马尔罕纸"。早在公元10世纪这种造纸技术虽已传至西亚,但撒马尔罕仍然是伊斯兰世界纸张的主要供应地。这可以从公元10世纪的作家阿布·阿布达拉赫·花拉子模开的一种玩笑中得到证明。他说,一位朋友之所以长期没有给他写信,是因为这位朋友住的地方离撒马尔罕太远纸太贵的缘故。纸同样也传入回鹘人的书写文化中,研究者认为,回鹘人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纸,与汉族不同处是书写前纸上涂一层白浆,他们可能有自己的造纸厂。有些纸的种类来自西亚。
3.印刷术的西传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根据现存最早的古代文献记载和最早的印刷实物,一般认为公元7世纪到8世纪初即初唐时期出现了雕版印刷,此乃印刷术最早的形式。宋代庆历年间(1041-1048年),平民毕舁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后人根据他的经验制成了木活字、金属活字。
印刷术何时传入西域,囿于资料目前无法确考。但是敦煌石窟中出土的元代畏兀儿文木活字却为我们揭示这一问题的真相提供了重要的情报。所遗憾的是这些遗物的绝大部分已被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劫掠而去,我国敦煌研究院仅珍藏6枚。伯希和将这些木活字考订为公元1300年左右的遗物。式的宣纸仍被称为"撤马尔罕纸"。早在公元10世纪这种造纸技术虽已传至西亚,但撒马尔罕仍然是伊斯兰世界纸张的主要供应地。这可以从公元10世纪的作家阿布·阿布达拉赫·花拉子模开的一种玩笑中得到证明。他说,一位朋友之所以长期没有给他写信,是因为这位朋友住的地方离撒马尔罕太远纸太贵的缘故。纸同样也传入回鹘人的书写文化中,研究者认为,回鹘人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纸,与汉族不同处是书写前纸上涂一层白浆,他们可能有自己的造纸厂。有些纸的种类来自西亚。
3.印刷术的西传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根据现存最早的古代文献记载和最早的印刷实物,一般认为公元7世纪到8世纪初即初唐时期出现了雕版印刷,此乃印刷术最早的形式。宋代庆历年间(1041-1048年),平民毕舁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后人根据他的经验制成了木活字、金属活字。
印刷术何时传入西域,囿于资料目前无法确考。但是敦煌石窟中出土的元代畏兀儿文木活字却为我们揭示这一问题的真相提供了重要的情报。所遗憾的是这些遗物的绝大部分已被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劫掠而去,我国敦煌研究院仅珍藏6枚。伯希和将这些木活字考订为公元1300年左右的遗物。回鹘文溯源于中亚栗特文,公元8-9世纪即已为回鹘人通用。9世纪中叶,漠北回鹘汗国在内乱外患中崩溃,部众西迁,先后在新疆、河西走廊和中亚地区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甘州回鹘和哈喇汗王朝三大割据政权。其中除哈喇汗王朝由于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于10世纪中叶放弃回鹘文,将阿拉伯文字作为民族文字外,其余各回鹘政权基本上承袭了漠北回鹘汗国的文化传统。草创于漠北回鹘汗国时代的回鹘文也随之被广泛地使用于西域及河西走廊一带,乃至更远的地区。由于同鹘汗国在漠北地区与唐帝国毗邻,公元646年唐廷设置翰海府将其纳入唐所管辖的势力范围,唐帝国将自己先进的文明输送给它。因此,大约自10世纪开始,回鹘人即已从中原地区学会了雕版印刷技术,至宋元时期吐鲁番一带已有了高度发展而又分布甚广的印刷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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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在吐鲁番发现了属于13世纪的大量印刷物,有畏兀儿字和其他新疆地区通用的名字,中缝往往有汉字页码或汉族刻工姓名,说明汉族工匠对新疆兄弟民族的印刷事业有所贡献。而敦煌元代畏兀儿文木活字的发现,证明汉地活字印刷术早在蒙元时代即已向西传播,传播的路线大体是先至西域后传波斯,再由波斯传入欧洲。
(三)西域物种内传
自张骞凿空西域后,胡麻、大蒜、芫荽、苜蓿、胡萝卜、核桃、葡萄、棉花、菠菜等农作物纷纷传入我国内地起要者予以申说。
1.棉花种植与栽培技术东传
棉花在古代又称"吉贝"、"白叠",前者从梵语Karpasi音译而来,后者则是梵语Bhardrdji的音译。Karpasi是对栽培棉的一种称呼,而Bhardrdji则指野生棉。西域高昌地区早在南北朝时就种植棉花。《梁书》卷54《西北诸戎传》记载高昌时说:此地"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垆,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考古发掘所见棉布实物甚多,如新疆民丰县出土的东汉墓中发现了棉布@;晋唐时期的吐鲁番古墓中,所见棉花织物资料更多。在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中,也保存着不少借贷棉布的内容。据此可以肯定,至晚在南北朝时期高昌地区已大量种植棉花,并且拥有一定规模的棉纺织业。
那么,中原内地何时植棉?漆侠先生考证认为,"宋元时期棉花从西南和西北两个方向向内地传播,在宋代主要是从西南方面向内地传播的"。棉花在宋元以前称其为木棉(或写作绵)也叫"吉贝"。宋代学者吏熠在《通鉴释文》中说:"木棉,二三月下种,秋生黄花,其实熟时,皮四裂中绽出如绵。以铁梃碾去其子,取绵,以小竹弓弹之,卷为筒,就车纺之,自然抽绪,织以为布。"此段史料所述木棉的形态与棉花毫无二致。宋代中原内地植棉仅限于闽广,其中以乐史的胡竟良:《关于棉业的史料》,载《胡竟良先生棉业论文选集》,中国棉业出版社1948年版,第2页。
记述为早。
《太平寰宇记》言:"琼州,......有夷人,无城郭......以木棉为毯......。.""雷州。......又有木棉树,一实得棉数两,冬夏花而不实。"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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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宋代闽广地区开始植棉,但数量定当有限。因此从公元10世纪初至l5世纪西域回鹘对五代北宋的贡物中仍有白叠布、白氍。现列表如下:
年 代
品 种
数量
依据资料
公元935年(清泰二
年七月)
白叠布
不详
《册府元龟》卷976
公元938年(天福三
年二月)
白叠
不详
同上
公元939年(天福四
年三月)
厨氍
不详
同上
公元945年(开运:二
年二月)
安西白氍
不详
同上
公元948年(乾祜元
年五月)
白截
127段
同上
公元951年(广顺元
年二月)
白氍布
白氍段
1329段
350段
同上
公元952年(广顺二
年三月)
白氍段
未详
同上
公元953年(广顺二
年正月)
白氍段
未祥
《册府之龟》卷972
公元965年(乾德三
年四月)
白叠布
30段
《宋会要辑稿·番夷
四》
河中地区也盛产"维达尔棉布",布哈拉境内就织造一种红、绿、白三色的棉布,受到当地人的喜爱。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是一部13世纪记载蒙古高原和中亚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该书记载"阿里马里(波斯史家作Almalik,在今我国新疆霍城县克干山南麓)其地出帛,日秃鹿麻(tolma)。绵与棉同。此外,耶律楚材曾滞留西域三年,住寻思干(花剌子模新都城,今撒马尔罕),颇为闲适,留下许多诗篇以便于我们了解寻思干的物产民风。《赠高善长一百韵》有这样的描写:"西方好风土,大率无蚕桑,家家植木绵,是为垅中羊。"足见当时河中地区已广植木棉。"白叠布"、"花蕊布",在内地深受欢迎。哈喇汗王朝奉献宋朝的贡品中就有"花蕊布"。新疆巴楚县托库兹萨莱遗址出土了棉毛丝品,经沙比提、李遇春和贾应逸等先生研究认为,在属于公元9世纪的文化层中,不仅发现了一般的棉布,而且还发现了花纹美观的蓝白织花棉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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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西域畏兀儿人将棉花种植方法和技术传至内地。现有材料表明,西域的棉花最先移植到陕西的尖元路(今陕西汉中市)。元人蒲道源在《前儒林郎西乡宣差燕立帖木儿遗爱碣》载曰:"候畏兀儿人氏,名燕立帖木儿。......至治三年(1323年)鲧平凉府判官转莅兹邑......又以邑民不知种木棉之利,自兴元求籽给社户,且教以种之法,至今民得其利,而生理稍裕。"这里的"邑"应指西乡(今陕西西乡),属元朝兴元路辖境。"兴元"指元朝兴元路(治所在今陕西汉中),兴元何时自西域引植棉花?这一问题由于缺乏史料,无法详考。据元朝司农司所编《农桑辑要》卷二《论苎麻木棉》记载道:"麻本南方之物,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等麻艺于河南,木棉种于陕有,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二方之民,深荷其利,遂即已试之效,令所在种之。"元代官修农书《农桑辑要》成书于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所谓"近岁"当指距成书前后不久。可见,正是在元初,棉花才由新疆移植到陕西。此外,当时河南也引种了棉花。延贤《新乡媪》云:"蓬头赤脚新乡媪,青裙百结屯中老。日间炊黍饷夫耕,夜纺棉花到天晓。"是诗作于至正十八年前后,若将"夜纺棉花到天晓"的诗句与"近岁以来,一!麻艺于河南,木棉种于陕右"联系起来稍加分析,就会得出河南在元朝也开始种植棉花的结沦。邱溶的《大学衍义补》记载说:"木棉于宋元之间始传入中国。关陕、闽广首得其利。盖此物出外夷,闽广近海舶,关陕壤接西域故也。"可见,中国内地植棉技术的传入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其一,是黎族由海南经珠江流域、长江流域向北流布;其二是元代畏兀儿人经西域吐鲁番,由甘肃河西走廊向华北渭水流域传播。
据维吾尔族学者沙比提先生研究,西域最早引进并长期栽培的棉花品种即非洲棉,它喜温、喜光、耐旱,在西域和中亚早有种植。但是,当其向我国内地推广时,却受到气候条件的限制。当它们被移植到黄河流域后,棉花的品种起了变化。《农桑辑要》记载说:"新添栽木棉......苗长高二尺之上,打去冲天心,旁务长尺半,亦去打心。"可见棉花的管理极为精细。
2.葡萄栽培及葡萄酒生产技术东传
(1)西域葡萄的种植与葡萄酒产地
相传葡萄是张骞在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从大夏携回中国的。西域是葡萄的产地。现在学术界已普遍接受"汉语中使用的葡萄一词即波斯语bata(葡萄汁或酒)之对音"的观点。汉籍最早对葡萄和葡萄酒加以记载者首推司马迁的《史记》。其云"宛(指大宛)左右以蒲陶(即葡萄)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可见,西域早在汉代就已开始种植葡萄并酿制葡萄酒。西域地区遍植葡萄,对此,史书记述颇多。难兜国、厨宾国为汉朝西域大国,其地"种五谷、蒲陶诸果");高昌"气候温暖,厥土良沃,谷麦一岁再熟,宜蚕,多五果,......多蒲桃酒";焉耆国"俗尚蒲桃酒";康国"多蒲陶酒,富家或致千石,连年不败"。西域诸地产葡萄或饮葡萄酒的情报,前往西域的汉地旅行家亦多所记载。唐人杜佑之子杜环在《经行记》中记述"碎叶国"时说"自三月至九月,天无云雨,皆以雪水种田,宜大麦、小麦、稻禾、豌豆、毕豆。饮蒲萄酒、糜酒、醋乳"。元人耶律楚材的《西游录》记载道:"阿里马城,多蒲桃梨果。播种五谷,一如中原。""寻思干(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罕),环郭数十里皆园林也。家必有园,园必成趣,......酿以蒲桃,味如中山九醒"。而西域本地文字最早对酒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魏晋时期。今新疆出土的公元3-4世纪的怯卢文272号简文记载说:"征收去年之苏克酒和今年之酒,并应倒在一起。司税派帕尔怙陀在汝处征收kuvana tsamghina和koyima md-hina三种谷物,并存放于城内所有官府。"第283号简文亦记曰:"苏克酒应认真保管。"u尽管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材料来证实苏克(suka)酒即是葡萄酒,但酒在当时确已存在的事实勿庸置疑。考古工作者曾在新疆晋唐时期的古墓中发现当地人曾以葡萄入殉,说明葡萄在晋唐时期倍受珍视。元代以降,西域盛植葡萄之记载史不绝书。哈刺火州(今吐鲁番)就是重要的产地之一。这里日照充足,热量丰富,独特的气候和优越的自然条件有利于葡萄的生长。李志常在其《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载说:"此阴山(天山)前三百里,和州也。其地大热,葡萄至伙(多)。"该书是一部根据目睹亲览记述中亚地区的重要著作,其说甚是可信。而在已刊布的元代畏兀儿语文社会经济文书中,有数十件都提到关于葡萄种植及葡萄园管理的情报。如哈剌火州有一个名叫taysang的葡萄园城。关于哈剌火州地区种植葡萄的规模,我们可通过元代畏兀儿人亲笔所书的回鹘文(即畏兀儿文)买卖葡萄园、典押葡萄园契约略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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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记载说:"有一葡萄园主名叫奥斯迷失·托合利里(Osmis torril)为了获取一锭五萨狄尔的银子,将自己的葡萄园卖给了拔萨·托合利里(Basa torril)。该葡萄园(borluq)的四至是:东边以拔萨·托合利里的葡萄园为界;南边以大路为界,北边以布拉提普化(Bolat buqa)的渠为界;西边以库塔群的小庙(边)的葡萄园为界。"据此而知,奥斯迷失·托合利里的葡萄园的东边和西边均毗邻他人的葡萄园,一方面表明当时种植葡萄的普遍性,另一方面揭示了当地种植面积的规模。
葡萄(uzum)既可作为水果、干果食用,也可酿酒。元代畏兀儿语文把葡萄酒称为bor。至于葡萄酒的酿造方法,元人熊梦祥在其《析津志辑佚》"物产"类里记述详备:"葡萄酒,出火州穷边极陲之地。酿之时,取葡萄带青者。其酿也,在三五问砖石瓮砌干净地上,作瓮瓶缺嵌入地中,欲其低凹以聚,其瓮可容数石者。然后取青葡萄,不以数计,堆积如山,铺开,用人以足蹂践之使平,却以大木压之,覆以羊皮并毡毯之类,欲其重厚,别无曲药。压后出闭其门,十日半月后窥见原压低下,此其验也。方入室,众力摒下毡木,搬开而观,则酒已盈瓮矣。乃取清者入别瓮贮之,此谓头酒。复以足蹑平葡萄滓,仍如其法盖,复闭户而去。又数日,如前法取酒。窨之如此者有三次,故有头酒、二酒、三酒三类。直似其消尽,却以其滓逐旋澄之清为度。上等酒,一二杯可醉人数日。'披阅这段史料后,我们发现,西域火州酿制葡萄酒是利用葡萄本身自然发酵,而不是添加曲药酿制,这种酿制方法始于西域,而到唐代才逐渐传入长安。
西域葡萄酒的产地主要有以下几处:
哈剌火州,此地盛产葡萄酒。拉施都丁的《史集》记云:"哈剌火州,是畏兀儿人的城市,产美酒。"元人忽思慧则描述道:"西蕃(吐蕃)、平阳、太原之酒均不及哈剌火者之地所产。"西蕃(吐蕃),早在唐代葡萄酒即已传入藏区。有一藏人名为热巴中(815-836年)就是因饮葡萄酒过量而醉卧宫中,而被逆臣达那金等人杀死。到了元代,吐蕃更是供奉不绝。《元吏》卷34《文宗纪三》载云:"西蕃,哈剌火州来贡葡萄酒。"元人张萱赋诗说:"白伞葳蕤避驰道,帝师辇下进葡萄。"设想,若本土不产,以何而贡。
河中地区更是酿造葡萄酒的胜地。耶律楚材的《湛然居士文集》多处提及河中的葡萄和葡萄酒。这里我们仅引录他于公元1222年所作的《西域家人辈酿酒戏书屋壁》一诗略予[元]熊梦祥著,申明。诗曰:"西来万里尚骑驴,旋借葡萄酿绿醑。司马卷衣亲涤器,文君挽袖自当炉。元知沽酒业绿重,何奈调羹手段无。古昔英雄初未遇,生涯或亦隐屠沽。"诗作以简洁明快而又清新的语言将司马和文君酿酒动作的敏捷和娴熟描绘得栩栩如生,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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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域葡萄酒输入内地
西域葡萄酒的主要作用大致有三。其一,用于宴请宾朋;其二,作为贡品奉献皇室宫廷;其三,可作为本地区重要的税收和商品。
首先,由于西域所产葡萄含糖量高,品味尤佳,故而深受内地人的欢迎。l221年,当长春师徒一行"抵阴山(天山)后,回纥迎至小城北,酋长设葡萄酒及名果、大饼、浑葱"等物热情款待。至鳖思马(即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泊于城西蒲萄园之上阁,时回纥王部族供(劝)蒲萄酒";至昌八剌城(今新疆昌吉)"其王畏午儿率部族及回纥僧皆远迎。既入,斋于台上,泊其夫人劝蒲萄酒"。李志常一行所到之处,倍受礼遇,诸部族尽献葡萄酒。此物作为西域极具地方特色的珍品,亦深为远戍异域的蒙古族和汉族官兵所喜爱,他们留下不少赞美的诗行。请看:"万里西征出玉关,诗无佳思酒瓶干。"又云:"琉璃钟里葡萄酒,琥珀瓶中杷榄花。万里遐方获此乐,不妨终老在天涯。"这些诗作反映了他们对葡萄美酒的钟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其次,葡萄和葡萄酒在西域本土乃至汉地,还被充做商品和税收。元代畏兀儿语文文书中有不少这方面的材料。在卡迪尔给木鲁特鲁克寺院的赏赐土地和葡萄园的文持中谈到:"不要让寺院的葡萄园缴纳葡萄酒税和葡萄税。"当阿剌·铁木尔租托里的葡萄园以后,如实地偿还(他)入卜钵酒的租金。其实,以葡萄酒作为租税并非始自元代。一在公元9 11世纪的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中就已经了记载%
23.用南北(城的)家户
24.土地、葡萄酒、租子的六十一二课布换成人布
25.给(僧尼)做......衣服
88.使其把地整好
89.算作葡萄酒租子
如果将葡萄酒运至内地出售,中原王朝同样要收取葡萄酒税。对此,《元典章》卷22"户部酒课"条明确记载说关于"葡萄酒三十分取一"。至元十六年(1279年)葡萄酒每千斤卖钞一百两.课钞六两,税率百分之六。元二朝大量征收葡萄税与葡萄酒税,与当时宫廷皇室对酒之需求不无关系。其时宫廷盛宴以及祭祀多用葡萄酒。有诗云:"芍药名花围簇坐,蒲萄法酒折封泥。御前赐瞒千宫醉,恩觉中天雨露似。"'即使回鹘本土也是如此,据11世纪中叶印度旅行家加尔迪齐所称:高昌回鹘可汗"有一千名男侍和四百名女侍,他们年复一年,一日三次陪可汗进餐、餐餐有酒,他们喝得酒是用葡萄酿制的"。另一件畏兀儿文书也谈到:"畏兀儿人向大汗缴纳的东西有食物和酒。"葡萄酒在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不能不引起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因此,元政府向畏兀儿地区派遣专使办理酒务。《元史》记载说:顺帝时"西蕃盗起,凡二百余所,陷哈刺火州,劫供御葡萄酒,杀使臣"。这里的使臣与畏兀儿文书中出现的征收葡萄酒税的ilci(使节)Yalawc(使臣)有关。同样,葡萄与葡萄酒亦是当地各级地方官吏攫为己有的重要物品。在马洛夫(Ma-ioB)刊布的一件文书中有这样的话:"因为向伯克缴纳的一坛酒还未送到。"一.另一件文书则记载说:"致来自克提尔的差官们:在向吐斯胡提供的酒中应有卡扎达。"这些文书表明,元代畏兀儿地区的葡萄及葡萄酒的确被用作地租和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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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由于西域所产葡萄酒味美纯正,深受内地人们的赞誉。拉施都丁《史集》载曰:"西夏之西,是为哈剌火州境。哈剌火州是畏兀儿人的城市,产美酒。其地处合罕和海都的领域之间,畏兀儿人与两方面都交好,同时向双方缴纳贡物。"虽然元代葡萄酒的产地"有西蕃者、有哈剌火者(州),田地酒最佳"。因此,元代吐鲁番等地的葡萄酒多量进贡元朝皇室及各级地方政权,史籍对此载述颇多:
察定元年(1324年)二二月,"高昌王亦都护铁木儿补花遣使进葡萄酒"。
至顺元年(1330年)"西蕃、哈剌火州来贡蒲萄酒"。由以上征引的资料看,献葡萄酒者除哈剌火州外,还有吐蕃。
由于频繁不绝的运送葡萄酒,致使驿传劳费,并引起统治者高度重视。史云:"哈儿班答、也先不花等使臣进送葡萄酒,来者实频,驿传劳费。乞谕典酒之官,今后如何较量供送,与都护府议奏裁处。"故,至大四年(1311年)"宣徽院奏准:哈剌火拙根底葡萄酒,这几年交站般运有。为军情勾当的上头立下的站有,交运呵不中,交骆驼每般运。又,火拙根底西番地面里做官的每、民户每献到蒲葡酒,交自己气力的每识者,休教铺马里来"。以后运送葡萄酒,一般由骆驼搬运到汉站,接递赴大都。西域葡萄酒的输入,不仅丰富了中原汉地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将酿酒技术传到了内地。
(3)汉地葡萄的种植及葡萄酒的酿制
葡萄与葡萄酒何时传入内地?一种意见认为,汉代已开始栽葡萄。主要根据是《史记·大宛列传》。其曰:"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或三国时内地已能自造葡萄酒了。其依据是魏文帝写给吴监的一封信。信中说:"中国珍果甚多,且复说葡萄......酿以为酒,甘于曲蘖,善醉而易醒。"但中国传统酿造葡萄酒的方法继承了麴蘖酿酒而来,取葡萄汁同麴一起混合,再用糯米饭酝酿,并非利用葡萄自然发酵酿制而成。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更多的研究者认为:到了唐代酿葡萄酒的技术才有了很大发展。《唐会要》称:"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世或有贡献,及破高昌(贞观十四年),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自损益造酒,酒成......京中始识其味。"当时西域许多胡人来长安开店,带来了域外酿制技术。向达先生指出:"在西市及长安城东至曲江一带,具有胡姬侍酒之酒肆。"唐代还有不少关于葡萄酒的诗句。其中著名的有:"竹叶连槽翠,蒲萄带曲红"(王绩:《过酒家》);"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发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邱台"(李白:《襄阳歌》);"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王翰:《凉州词》)。尽管唐代已种植葡萄并采用自然发酵酿造葡萄酒,但并未得到普及和发展。不然为何唐代史文仅提及"河东的乾和葡萄"这一处,对其余则不加记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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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到了元代,内地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才得以长足发展朝始。"日本学者中山时子在接受这种观点的同时,却又指出:"到了元代尽管太庙祭祀中使用的是葡萄酒,宫廷中还设了'葡萄室',但当时的葡萄酒产地仅有两处,即太原和南京。"事实远非如此,除西域大量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外,中原内地也有不少地方种植和酿酒,其范围也远远超出太原、南京两地。
现试举几例,予以说明:
其一,元代葡萄的种植面积和葡萄酒的酿造区域进一步扩大。这一点我们从1252年安邑(今山西运城)县长春观道教真人札碑之记载可略知一二。"据解州安邑县长春观宁志荣、马志全先于壬寅年(1424年)献到葡萄园七十亩,充御用果木。为此,以曾行下本观看守去讫,今来须合再下,仰本观李志玉等将前项葡萄园子务要在看守,精勤起架,勿令分毫怠堕荒废。惟恐有误御用果木,利害非轻;如至熟日,须官尽数制造乾圆,秤盘数目,前去平阳府计口送录院起发前来长春宫送纳、准备口献"。此文系李志常给安邑长春观的札文,提到安邑人(山西运城人)献葡萄园七十亩。足见种植规模之巨。此外,元代镇江路也产蒲萄;大都的皇家园囿中也是"满架蒲陶翠作丛"。今江苏苏州一带的私家园林也多种蒲萄,诗人成廷畦有诗云:"玉关西去火州城,五月蒲萄无数生。今日江南池馆里,万株联络水晶棚。"欧阳玄也吟诵道:"宛马西来贡帝乡,骊珠颗颗露凝光。只今移植江南地,蔓引龙须百尺长。"还有不少地区已酿制葡萄酒,元初平阳、太原一带盛产葡萄,制酒之贡,早已为人所知。此外,霄州(今地不详)产葡萄酒;元代回回人萨都剌则对扬州葡萄酒赞不绝口,其诗曰:"扬州酒美天下无,小槽夜走蒲萄珠。金盘露滑碎白玉,银翁水暖浮黄酥。"又如内蒙古的宣宁(其治所在今呼和浩特市东南)"八月秋风萧,干家酿蒲萄"。其二,元代内地出现了种植葡萄的专业户。《元史》卷5《世祖纪二》记云:"中统四年(1263年)十二月,甲戍,敕驸马爱不花蒲萄户依民例输税"。这说明蒙古族为了满足对葡萄酒之需求不得不役使一部分人户专门从事葡萄的种植和管理。
其三,忽思慧在《饮膳正要》卷3"果品类"(实际上为瓜果类)列举了39种瓜果,其中有"葡萄",熊梦祥在《析津志辑佚》"物产果品类"中,将"葡萄"列为首位,从而说明葡萄在当时是一种相当重要的果木,不然怎么会引起时人如此的重视。
至于北方汉地栽植葡萄的方法,元司农司修《农桑辑要》载述尤详,现移录如下:
"十月中去根一步许掘作坑,收卷蒲萄,悉埋之。近枝茎薄安黍穰弥佳,无穰直接安土亦得,不宜湿。湿则冰冻。二月中还出,舒而上架。性不耐寒,不埋则死。具岁久根茎粗大者,宜远根作坑,勿令茎折,其坑外亦掘土并穰培复之。"内地汉人在栽培葡萄的同时,也将葡萄与枣进行嫁接。《博闻录》载云:"蒲萄枝从窍中过,蒲萄枝长塞满窍子,所去蒲萄根,托枣根以生,其肉实如枣,北地皆如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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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应指出的一点是,北方汉地所种葡萄除食用外,更多的则是为观赏。即便是当时的一些文人雅士也不令栽植,虞集就是一例。他吟诗道:"萧侯昔致蒲萄苗,山童不灌三日焦。宛西上品复亲致,手种窗南自浇水。一日当生一尺长,移向江头薜荔墙。"该诗句表现了元朝一代文人追求闲逸、宁静的悠然心态。
以上,我们仅是举例说明。事实上元代南北各地种植葡萄的情况相当普遍,甚至也还有不少地区酿造葡萄酒。相对而言,南方地区葡萄的种植主要限于池馆庭院,很少在耕地上进行大面积种植;种植的目的主要出于观赏或遮荫,而不是为了酿酒。的一些地区则不同。如平阳、宣宁一带种植葡萄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大面积种植葡萄是为酿造葡萄酒提供原料,这与西域地区的情况颇为相似。
(4)元代汉地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的原因
有元一代,中原地区以较大面积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其原冈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其一一,元朝的大统一结束了我国历史上较长时期的分裂割据局面。促进了国内各族人民之问经济、文化的交流。虽然葡萄和葡萄酒中原地区早已有之,但由于察合台系宗王兼有西北和太原两处分地,他们从西北往山西移植葡萄。使太原、平阳成为葡萄干和葡萄酒的著名产地。
另一方面,培植葡萄,酿葡萄酒也是畏兀儿人的长技,元代有不少畏兀儿人入居内地,侨寓江南,带去了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的生产技术,从而促进和提高了中原地区葡萄种植和酿酒技术的水平。
其二,蒙古的西征,在客观上导致大批蒙古族和汉族将士亲眼目睹了西域各地遍植葡萄的盛况。他们为西域的葡萄酒而折服,元代著名的政治家耶律楚材咏及西域葡萄美酒,赞叹不已:"东胡菡萏从君赏,西域葡萄输我尝。"又云:"太宗多才民富强,风光特不让苏杭。葡萄酒熟江珠滴,杷榄花开紫雪香。异域丝簧无律吕,胡姬声调白宫窗。人生行乐无如此,何必咨嗟忆故乡。"如此看来,身处异乡绝域的将士对西域葡萄酒津津乐道,以致"醉帽落秋风"。这当然不是耶律楚材一人的切身感受,而是所有西征将士对葡萄及葡萄酒由衷喜爱之情的自然流露。蒙古皇室以及军旅士卒对葡萄酒的厚爱,势必引起统治上层的重视,为了满足其奢侈生活的需求,不得不大量种植葡萄,用以酿造葡萄酒,或晾制葡萄干。此外,还可以制作舍)另葡萄渴水、果子酒和酒醋。
"丝绸之路"比任何时候更为通畅,这就为葡萄种植和酿酒技术的传播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早在成吉思汗时期,由于战争中运输粮食和军队之需,就拥有通往中原和西域的驿路和相应的驿站设备。元朝建立后,驿站制度进一步完善、规模进一步扩大,西北有吉利吉思至外剌,和林至察合台封地的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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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祜元年(1314年)的一个文件说:甘肃的纳怜驿是由"蒙古军人充当,专备军情急务",所以只让悬带金银字牌面、通报军情机密的重要使臣通用,其余使臣都由兀鲁斯西道及汉站递送。运送葡萄酒也按前些年的规定,由骆驼搬运到汉站接递赴大都。可见葡萄酒的运输路线正是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波斯史家拉施都丁《史集》记载说:"由大都(北京)冬宫、往开平府有三道。其中第二道沿桑干河,经涿州,其地丰产葡萄及他种水果。该绿洲城附近有赛玛利城,城中居民,多半系萨马尔罕人。"他们将当地特产葡萄带进中原内地也是完全可能的。正因为元代中西交通路线的畅通,才使得"宛西上品(指葡萄)复亲致。"
通过分析,我们极易看出:正是由于以上三方面的原因,才使得元代内地葡萄种植和葡萄酒的酿制得以显著发展。
(四)西域音乐舞蹈东渐
1.音乐
西域音乐流传中原内地的历史源远流长。据《周礼》记载:"鞋鞍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祭祀则和而歌之,燕亦如之。"这里所指的四夷之乐,就包括西戎之乐《侏离》。早在汉代以前,羌族和匈奴族创造的角、笳、笛即已传入内地。时值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拓,汉王朝与西域的音乐文化有了更为密切的往来,汉乐府中的横吹笛就源自西域。汉高祖时,于阗乐传入长安宫廷,汉灵帝时西域的箜篌亦流布长安。至魏晋南北朝,天下纷乱,中原各割据政权像走马灯似地改朝换代,从而出现了各族文化大汇聚的局面,天竺乐、龟兹乐纷纷流入内地。
龟兹乐历史久远,独具特色。即使见多识广、阅历丰富的唐代著名高僧也不禁发出了"管弦伎乐,特善诸国"的赞叹。龟兹乐对中原的影响十分深远。汉籍中有"龟兹舞、龟兹舞,始自汉时入乐府"的记载。南北朝时,龟兹乐舞在中原十分流行,随处可以听见"胡乐铿锵"之声,庶民百姓"皆所爱好","传习尤盛","耽爰不已"。隋唐时,龟兹乐对中原影响更甚。隋《九部乐》,唐《十部乐》里均设有龟兹乐,文人雅士,纷纷吟诗著文,交口称赞,以致于留下如此美妙的传说:
很久以前,龟兹境内有座名叫耶婆瑟鸡的大山,山中有一条清澈碧澄的泉水,飞泻之声舒缓动听,龟兹人纷至沓来,从叮叮咚咚的滴水声中撷音编曲。从此,龟兹乐以其美妙无双的动人旋律流传四方,这无疑是前人对龟兹音乐成就发自内心深处的赞美,绝非空谷来风。《隋书·音乐志》记载说,龟兹爵乐有"歌曲"、"解曲"、"舞曲"等形式,即声乐、器乐、舞乐三种类型。既可独立成曲,又可组成套曲。在龟兹音乐中,还有一种结构复杂的大型乐章称作"大曲"。龟兹乐使用七声音阶和多种调式,而乐器也极为丰富,据研究者考证指出,使用乐器达21种之多。除箜篌、琵琶、横笛、排箫之类弹拨吹奏乐器外,还有名目繁多的鼓类,如羯鼓、毛圆鼓、都昙鼓、答腊鼓、鸡娄鼓、候提鼓、齐鼓、檐鼓以及铜钹一类的打击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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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L;,t,,还有一种名叫"绪篥"的特殊乐器。这些乐器音域深厚宽广,音响宏亮,节奏性强,便于创造炽烈的氛围,从而形成洪声骇耳的艺术效果。仅就龟兹乐中使用的乐器而言,可以看到东西方音乐文化的相互影响与交流的概貌。笙箫、弹筝、鼗牢等都是传统的汉族乐器,据《汉书·西域传》载,西汉时期汉族的钟、鼓、琴已传至龟兹。羯鼓可能是留居我国境内的月氏人的鼓;曲颈的四弦琵琶则是从印度和波斯传入的,但它们的诞生地应在更西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箜篌的故乡是埃及,几经辗转方传至我国'"。凡此说明,龟兹乐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汉族和中外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精华。
龟兹音乐家不乏其人。《旧唐书》中曾提到的曹婆罗门"受龟兹琵琶于商人,世传其业,至孙妙达,尤为北齐高洋所重"。足见这是一个影响很大的音乐世家。在北周,武帝聘突厥皇后时,随同皇后前来的一位音乐家苏祗婆,也是龟兹人。他善弹琵琶,熟谙"五音七声"的音乐理论,推动了我国古代"宫调"音乐理论的发展,并产生积极的影响。唐玄宗时的大乐令龟兹人白明达为皇帝创造新声,有乐名可查的有14首之多。著名的"龟兹木卡姆"音乐家维多莎迦,其"木卡姆"非但传至中原,还在中国西南地区广为流传,对白族民间音乐产生一定影响。
其次,我们再以西凉乐为例,略事分析。《旧唐书·音乐志》称:"西凉乐者,后魏平沮渠氏所得也。晋、宋末,中原丧乱,张轨据有河西,苻秦通凉州,旋复隔绝。其乐具有钟磬,盖凉人所传中国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也,魏世共隋咸重之。"于此可见,西凉乐正是以中国旧乐的代表钟磬与羌胡之声结合的产物。从而也说明西域音乐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即经历着汇聚、融合的过程。
2.舞蹈的西传
古代西域的舞蹈技艺精湛,浓丽多彩,极富表现力。仅以贞观年间制定的《十部乐》和全唐诗中的乐舞诗句可知,当时的舞蹈主要分为健舞、软舞、歌舞戏、习俗舞、执具舞、宗教舞等。健舞类中以《柘枝舞》、《胡旋舞》、《胡腾舞》为代表。
狮子舞东渐
狮子舞是一种模拟狮子的舞蹈。据考,狮子舞源于波斯,以后传至龟兹与凉州,遂成为《凉州乐》中一个特别节目。唐代诗人自居易有诗云:"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体尾,金镀眼睛银帖齿。"这些诗句真实的描写了西域狮子舞的特色。研究者认为,公元4世纪狮子舞传入中原,唐代已成为中原民间普遍流行的一种群众性风俗舞。后来,此舞相继传入朝鲜和日本。
胡腾舞
胡腾舞源自西域,开元、天宝以后盛行于长安。唐代诗人李端的《胡腾儿》和刘言史的《王中丞宅夜观胡腾》两首诗对胡腾舞的历史风貌作了真实的描绘。李端诗云:"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帐前跪作本音语,拾襟搅袖为君舞。安西旧牧收泪看,洛下词人抄曲与。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丝桐忽奏一曲终,鸣鸣画角城头发。胡腾儿,故乡路断知不知?"。刘言史的诗记载道:"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樽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氍胡衫双裒小。手中抛下葡萄盏,西顾忽思乡路远。跳身转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四座无言皆瞠目,横笛琵琶遍头促。乱腾新毯雪朱毛,傍拂轻花下红烛。酒阑舞罢丝管绝,木棉花西见残月。"由上引两首诗看来,胡腾舞大约出于西域石国。舞此者多属石国人。胡腾舞的主要伴奏乐器有横笛、琵琶、铜钹等。此舞步伐纷繁复杂,节奏明快,"弄脚缤纷锦靴软","双靴柔软满灯前"的诗句是舞气势的真实写照。
龟兹舞
龟兹舞是在吸收多种舞蹈艺术精华的基础上发展而成。如今在西域龟兹石窟保留着的1万平方米的壁画里遗存许多姿态各异、造型优美动人的舞蹈形象。壁画极乐园中的"舞 练"、"击掌"乃是最早的龟兹舞蹈形象。壁画中所描绘的龟兹舞女俊美娇娜、妩媚飘逸;男子舞蹈者动作舒展、豪放,极具阳刚之美。克孜尔干佛洞第38窟中的"天宫伎乐图"舞蹈者弄姿作态,眉目传情,极富地方特色。正如《通典》所记:"举止轻飘"、"或踊"、"或跃"、"跷足"、"弹指"、"撼头"、"弄目",真可谓千姿百态。龟兹舞蹈在表现形式上多种多样,舞蹈者多为裸体女性,身缠飘带,宛如仙至。克孜尔石窟81号洞窟壁画所绘舞女,扭身出胯,头转向右,屈右膝,掖左腿,双手执一绣花长巾,柔美的身段充满动人的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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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舞同其他西域地区盛行的舞蹈一样,擅长旋转。唐代大诗人自居易描绘"胡旋舞"姿时有"回雪飘飘转篷舞"、"奔车轮缓旋风退"的诗句;岑参也有"回裙转裙若飞雪,左铤右铤生旋风"的描写。森木塞姆52窟壁画中,有一舞女,左手插腰,右臂擎起,提指托掌,双脚足尖交叉而立,敷身彩带飘飞扬起,裙摆成弧形,这正是急速旋转、动感强烈的姿势。
相传,"柘枝舞"也源于安西(今库车)。唐人刘禹锡在《观柘枝舞》中描述所见舞姿道:"胡服何葳蕤,仙仙登倚墀,神飙猎红藻,龙独映金枝。垂带复纤腰,安钿当妩媚。翘袖中繁鼓,倾眸溯华榱。"他在《和白乐天柘枝》诗中还写道:"云鬓改梳翔风髻,新衫别织斗鸡纱。鼓催残拍腰身软,汗透罗衣雨点花。"可见,龟兹舞是在融多种舞蹈基础上而形成的。它势必随龟兹乐传入内地。唐人杜佑有一段关于龟兹舞的记述。"扦(鼓掌),击其节也。情发于中,手扦手蹈,扦者因其声以节舞。龟兹伎人弹指为歌舞之节,亦扦之意也"。这
种特点在今天南疆维吾尔族的舞蹈中,依然拥有当年的遗风。西域乐舞不仅在汉地流行,而且还传至周邻其他民族地区。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明年(中宗景龙三年),吐蕃更遣使者纳贡,祖母叮敦又遣使者请婚。帝以雍王宋礼女为金城公主妻之。吐蕃遗尚赞咄名悉腊等送公主。帝念主幼,赐锦缯数万,杂伎诸二悉从,给龟兹乐。"龟兹乐舞在唐朝时也传到了黠戛斯(今柯尔苋孜族)的游牧地区。据《新唐书·同鹘传》载:"黠戛斯,占坚昆国也。......乐有笛、鼓、特、篥、盘铃,戏有弄驼、狮子、马伎、绳伎。"
应该指出的一点是,龟兹乐舞之所以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尤其对我国各民族音乐舞蹈文化产生巨大持久的影响,是因为它吸收了其他地区和民族的音乐、舞蹈精华。早在汉代内地汉族的乐舞就已经传至龟兹㈨。正是这种文化的交流,才使龟兹乐舞继续洋溢着生气勃勃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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